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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罗兰·巴尔特，怎么能说自己有文化？ 在搜索引擎上查询关于罗兰·巴尔特的信息，会发现大部分相关词条都是“看不懂”、“难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他前后期的理论转变，以及缺乏对当时创作背景的了解，最主要的，应该还是翻译的问题。毕竟作为法国的语言专家，如果不是法语专业的学生，很难解决这一问题。 所幸在2019年5月，这本罗兰·巴尔特的访谈录——《声音的种子》被翻译出版，终于将一个更为真实可近的巴尔特展现在读者面前。 1915年11月12日，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出生在法国诺曼底。他的父亲路易·巴尔特是一位海军军官，在他未满一岁时便死于北海的一场战斗。母亲安丽耶塔·巴特与他的姑姑和祖母共同抚养他。初次接触文化，是他跟着姑姑学习钢琴。9岁时他随母亲迁移到巴黎，这也让他一生都对乡村文化有一份特殊的热爱。 巴尔特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展现出过人的天赋，1935年到1939年期间，在巴黎大学的学习让他获得了古典希腊文学学位。此后因为得了肺结核，迫使他不得不经常进出疗养院，也因此中断了学术生涯，却塞翁失马的避开了二战期间被征召入伍的命运。由于无法进入法国主要大学进修，他只能辗转于各地做法语讲师。 《声音的种子》一书收录了1962年至1980年间，《费加罗报》、《电影手册》、《快报》等法国媒体对罗兰·巴尔特的访谈。在这些访谈对话中，巴尔特向读者阐释了自己关于电影、时尚、摄影、阅读、写作与批评的诸多看法，也对自己的一些经典作品,如《写作的零度》、《恋人絮语》、《符号帝国》等进行了解读。事实上，正是有了这些对话，才让我们对巴尔特以及他的写作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然而在开始对巴尔特的全新认识前，有三点注意事项需要提前了解一下。
其次，法国符号学自20世纪50年代起，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在结构主义影响之下的符号学研究，二是60年代末出现的巴黎符号学学派和现在已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主流的符号学研究。前者沿用了结构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对符号学的定义和用词。罗兰·巴尔特是其代表性学者之一，他把语言学模式用到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例如服饰、食物、汽车等，反过来也可以说，就是把对社会生活中各种事物的理解与分析都纳入语言学模式之中。在他对此探索并获得成功的情况下，他做出了与索绪尔的观点相反的论述，这也应该被看做当时对于符号学的一种深入认识。“人注定要依赖分节语言，不论采用什么样的符号学都不能忽视这一点，或许，我们应该把索绪尔的体系做一下颠倒，宣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语言学为我提供了破释一个文学文本或某种符号系统的有效手段。” 最后，是巴尔特对精神分析学特别是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参照，在书中的多篇访谈录中都有所体现，可见精神分析学也是巴尔特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镜像理论”“意指活动”等。真要说起来，还真不是只言片语可以概括的。 事实上，罗兰·巴尔特的这部访谈录中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例如对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作用的阐述，与我们一般的看法有大有不同，这与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有很大的关联。 她的嗓音确实有一种微粒（至少在我听来是这样），为了说明这种微粒，我找到的形象是一种植物奶、一种位于沙哑极限的珍珠般的震颤——美妙却危险。此外，这是那天晚上唯一的微粒。 当我出现在咖啡馆里的时候，我就完全与我同桌的那些人变成了同伙，我聚精会神地听他们对我说的话，而且同时，就像在一篇文章中、在一种复变话语中、在一种立体声中，在我的身边，完全是一种消遣解闷的氛围。人们走进走出，有一种故事性的契机在出现。 我们也可以——大概也应该——想象一种全新的批评道路：这就在于锻就与现代作品相接触的一种分析工具，而现代作品均产生于上个世纪文学和历史方面的重大断裂之后，它们从那时起便有着可以说是从马拉美到巴塔耶的真正变革性特征，这种工具并不看重结构，而是看重结构与其以“非逻辑”途径产生的颠倒之间的游戏，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把这种新工具应用于过去的作品，于是，就有可能产生一种真正政治的批评，因为这种政治批评是从现代性的绝对全新基础上产生的。在我看来，我们就是要帮助这种过渡产生。
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评论家。其一生经历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他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文学思想界前后辉映，被公认为蒙田以来法国最杰出的散文大家之一。 《声音的种子》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罗兰·巴尔特访谈录（1962-1980） 原作名: Le Grain de la voix: Entretiens 1962-1980 译者: 怀宇 出版年: 2019-5 定价: 59.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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