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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白三个理论： 1 不同的人种，第一思考器官是不同的 2 中国人第一思考器官是心，不是脑 3 中国人最讲情，讲情胜于讲理 １ 不同人种的第一思考器官是不同的 人们往往以为思维活动全部都是用脑子完成的，其实未必。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人体各器官都具有思考功能。越是反应灵敏的器官，越是聪明的，也越是神经细胞较发达的。 就人类而言，主体思考器官是大脑。因为大脑神经细胞最发达，越是大脑发达的人种，逻辑思维能力越强。 但主体思维器官，并不意味着是第一思维器官。如同战场上，打头阵的不一定是主力，一个道理。现象学研究发现，虽然所有的人种主体思考器官都是大脑，但不同的人种，第一思维器官是有区别的。 黑人，第一思维器官是肢体。同等条件下，黑人的肢体反应最快最强，黑人运动员在人类运动史上总是那么出色，基因是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的训练条件有多优越，训练方法有多先进。 白人，第一思维器官是大脑。同等条件下，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相对强，白人IQ不一定很高，头脑思维简单，但逻辑能力总是缜密无间，所以处理程序化操作的能力特别强。西方社会科技发达，除了社会环境外，与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也有直接关系。 黄人，特别是中国人，第一思考器官不是脑子，也不是肢体，而是心。中国人认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都不能算是聪明的，更谈不上智慧。相反，脑子聪明的人一般会被说成“小聪明”，很难成大器。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只有心才有智慧，所以叫“心智”，或叫有“慧心”。而民间判断一个人IQ高低最直观的方法，看脑袋的比例。我们有一个颠簸不破的逻辑是：脑袋比例大的比较聪明。所以中国人判断一个人是否聪明都是先看脑门儿，认为脑门儿比例大的人都很聪明。据说，有人算过，马云的脑门占整个脸的比例比常人要高出三分之一，超过地球人的比例，被大家戏称是中国最聪明的商人。于是经常有人拿他和外星人ＥＴ相提并论，连他自己也拿自己长得像ＥＴ说事儿。 而在中国人的传统概念中，聪明让人羡慕，并不一定让人佩服。只有智慧的人，才值得去尊敬，有心量有情怀才是大智慧的体现。所以，中国文化中最崇高的器官礼赞，不是脑子，而是心。我们甚至还把思维能力细分为智商和情商，大脑的发达程度叫智商，而心的发达程度叫情商。在所有的民族中，中国人是最重视情商培养的民族。一个人不管智商几何，只要有一颗真诚良善的心，处处感人，就前途无量，未来可期。在中国生存，情商比智商要来得重要。 ２ 中国人首先用心思考 中国人的“心文化”远远领先于“脑文化”。表达最真实的想法叫“说心里话”，而不是“说脑里话”；思虑开始叫“起心动念”而不是“起脑动念”；表达礼敬，说“这是我的心意”，而不是“这是我的脑意”；要说一个人怎么坏，一般说“坏心眼儿”或“居心叵测”，而不是“坏脑眼儿”或“居脑叵测”；情感崩溃叫“心碎了”而不是“脑碎了”；思虑过度叫“心事重重”而不是“脑事重重”；特别宝贝的人叫“心头肉”而不是“脑头肉”；表达愉快之情，用“开心”表达，不用“开脑”；激动时说“心潮澎湃”，而不是“脑潮澎湃”；对一件事或一个人热切思念或追求叫“上心”，不说“上脑”；最大的悲哀是“心死”而不是“脑死”；最诚的表达叫“手捧明月心，来到你门前”，而不是提头来见．．．这都是因为，心才是中国人的第一思维器官，“用心”的事总是靠谱的，“拍脑门儿”的决策总有点不安全。中国人对心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大脑。 西方哲学区别中国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逻辑在其中，推理严谨。逻辑学是西方哲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在教育中也更注重逻辑思维的培养。逻辑推理靠的是固定程序，这不需要太多的智商和知识积累，只要会推理方法，一切可以推导出来。于是越推导他们的大脑越得到训练，就形成了西方严谨科学的思维基础。 中国人第一思考器官是心。由于用心思考，所以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就是，不重逻辑，不喜欢讲理。 为什么中国人不重逻辑呢？因为不需要。中国人用心思考，心的反应是最快的，完全跳跃式的，形而上的，逻辑推理跟不上，也即是，大脑的思维速度跟不上心的切换速度。相对于逻辑推理，中国人更注重心的感知。从医学角度上讲，心处于身体的中心位置，向全身各器官传递指令是最快捷的，大脑要向全身传递指令要经过颈椎那个狭窄的通道，所以，颈椎不好的人，思维相对就会慢些，就是因为颈椎处的卡堵。不仅是信息传输慢，各种营养也输送不上去。颈椎病严重点的人，较容易会引起脑梗，因为血液供不上去，大脑里缺氧，从而导致瞬间昏迷。脑昏迷、脑瘫甚至是脑死亡的人都还可以生存，但心死了就立即结束生命。 关于心的“超能”思维，道家哲学家庄子讲了一个故事最能说明这一点： 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庄子 秋水篇》）。 大意是，有一个独脚的动物夔，很羡慕百足虫蚿，因为蚿比它脚多走得快；蚿却羡慕蛇，因为蛇没有脚，却走得更快；蛇又羡慕风，因为风连形体都没有，风吹动起来更快；风羡慕眼睛，因为目光所及，尽收眼底，风都来不及到达；眼睛却羡慕心，因为目光不能到达的地方，心可以到达，一念天南，一念地北；一念眼前，一念千古，游离难测。人跟一个人在一起，心可以跟另一个人在一起。心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穿越时空。所以，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传习录》）人的心是最快的，也是最难驾驭的。所以，中国传统学术中，各家的修行，都以修心为要。 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心性”直达特征，省略逻辑推理过程。这在学术上也有反应。西方学术讲究实证研究，假设、推理、验证，步步紧扣，少一环都不行。而中国古代到近代学术，一般都是思辩学术，虽然也有义理假设和考据证明，但细想来，那些当作证据的材料，又有多少是经过实证后的观点？ 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都讲“心统性情”。中国各家哲学特别是儒道两家，都对感而遂通进行了较深的思辨研究，而总的哲学根基还是在《易经》：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经 系辞传上》） 心学、理学与情学，是中国哲学中最发达的分支。理学家中程朱学派和陆学派争执的重点，就是在于是否心外无物？心学认为心外无物，所以心外无理，心即理，这个理就是良知，是一个主观的判断标准；理学则认为理是客观存在的。新儒家针对这个问题，已争论了几百年。上世纪哲学大师冯友兰先是“照着讲”，然后“接着讲”理在哪里？他以理学正统接续，给他的书命名为《新理学》，层层递进的分析“理”到底在哪里。然而，对中国人来说，“讲理”还是停留在哲学家的形而上思辩层面，而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幸福生活还是“不讲理的”，凡是“讲理”的事，都是不愉快的，闹矛盾了才去讲理。 而中国哲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形而上，最是主张“明心见性”，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一个广为流传的禅宗公案是： 当年禅宗二祖慧可向初祖达摩求安心法。慧可问：“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祖师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沉默良久，然后才说：“觅心了不可得。”达摩祖师说：“我与汝安心竟。”慧可当下觉悟。 前几天写了首诗，其中一句是我研习佛道两家哲学最深切的体悟： 学佛究竟随心性，悟道终归顺自然。 而道家主张，自然即是天道，天心即我心。中国人深信终究天人合一。 宋朝心学家陆九渊就提出“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的观点。中国思考问题的角度是自我为中心，“唯心唯我”。只要你让我不开心，你说得再有逻辑，再有理，都不好办。只要你让我开心，一切好商量。跟老板相处、老婆相处的人都知道这其中的玄机。你的话让老板不开心，你的工作方案再完美，都难以顺利通过评审，你的工作效率会大大降低，甚至白忙活。你把老婆惹着了，接下来的沟通成本有多高，男人们都清楚。中国人不讲逻辑不讲理，在女人身上尤其明显。那些试图把女人的行为进行逻辑推理，或总是跟女人讲理的男人，基本上都是不懂女人的，也是沟通成本最高的。 ３ 中国人最讲情 不讲理，那讲什么呢？当然是，讲情。这是一个讲情的民族，也是重情的民族。无论是感情、性情、或是国情民情。 对情学研究最有深度的是道家，而道家精华的艺术表达叫“道情”。 “惟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鹖冠子》） 道家认为要顺其自然即可以保持人内心的本然真情。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只听说任天下人自由自在地生活可以保持其本真的性情，没听说通过治理而让民众保持本真性情的，所以他认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庄子 在宥》），只要不违反人性地横加干涉，让百姓能宽松安适，就可以让人们各安其本真性情地生活。（摘自杨子《中国形而上》） 中国人判断是非的标准，永远是“合情”在前，“合理”在后，叫“合情合理”。如果一件事“于情”说不通，“于理”就意义不大了。因为我们相信“通情”才能“达理”。管理的前提也是通“民情”。 所以苏东坡说： “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宋史》《苏轼列传》第九十七）
人们追求的幸福状态，都是讲情的局面。这就是“人情”社会的文化根源。 如果把人际关系分为上、中、下三等，那么： 上等关系，讲情； 中等关系，讲理； 下等关系，讲法。 一般到了讲法的地步，就不好收拾了。在社会上如此，在家里尤其如此。 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不是说理的地方。一个家里如果开始评理论理了，就麻烦了，你有理我有理，论来论去，不开心了。理多情必寡。如果情在，谁有理谁没理无所谓，让着你，一切安好快乐；如果情没了，谁有理谁没理，也无所谓了，讲来讲去，都是你的理，就是不理你。在家里，应记得一句话：我没理，因为我爱你。等到一家人开始讲法了，那就面临破裂了。夫妻俩如果开始按婚姻法处理问题，那家就不能称为家了，那是法庭。
而对心与情的关系定位，朱熹的定位是比较合适的。朱熹认为情是发动之后的心，但发出就不能再称为心，只能称为情。他说： “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譬如水，只可以谓之水。至如流而为派，或行东或行于西，却谓之流也。”(朱熹，《近思录》） 朱熹认为心如水，动起来后为流，不能再称为水。心不动时为心，心动之后发出的意念就称为情，就不能再称为心。这是情较清晰的定位。 所以，中国人先是重“心”，然后就是重“情”，于是我们就格外的在乎“心情”的好坏。 最大的智慧，莫过于让自己有个好心情；最大的善举，就是让别人有个好心情。 餐餐好味口，时时好心情！ 杨子 2017.6 （注：本文文献中所指的“情”是从形而上讨论的，含义外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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