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7日，河南省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科院联合公布了郑州市巩义县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成果。在经多方机构和考古学家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后，大家一致认为双槐树遗址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 消息一经发布就迅速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一时间向来无人问津的双槐树村，不仅成为了历史和考古学术圈子内的热门词汇，还俘获了许多坊间历史爱好者的芳心。那么“河洛古国”究竟有什么魅力，以至于“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它的发现对于中华文明又有什么别样的意义，这就是博文今天要跟您聊的话题。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各色石器与精美彩陶碎片，学识渊博的他马上意识到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在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和中国学界的协助下，安特生主持了这场发掘。不过，此时的安特生还不知道他打开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之谜。 安特生在研究发掘出的彩陶文物 从1921年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到2000年，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013处，其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仰韶文化。 这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不仅拥有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更有着源远流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华文明不仅生生不息，而且是完全的原生文明，中国考古学用证据实力打脸了某些西方学者凭空捏造的中华文明西来说。 有趣的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史记》中记载的黄帝巡守范围大致重合。《史记.五帝本纪》讲黄帝巡守“东至于海（东海），登丸山，及岱宗（泰山）。西至于空桐（陇西），登鸡头。南至于江（长江），登熊、湘。北逐荤粥（长城沿线一代民族），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如此一来五帝时代便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有遗存可研究的古国时代！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彩陶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考古学者在山西陶寺、浙江良渚等地都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远古城市遗址，苏秉琦先生也据此提出了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起源理论。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后期，作为文明中心的中原河洛地区却始终没有发现国家诞生前夜的大规模聚落遗址。至于本地区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则已经是辉煌的夏代青铜国家文明。这就让古史中炎黄先祖定鼎中原，万邦来朝的记载一度变得虚无缥缈，就连历史学者也不得不怀疑记载的真实性。好像中华国家诞生前夜好几百年的历史被一个质量巨大的黑洞吞噬，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以“河洛古国”的发现就像是数百年的历史，突然间像火山大爆炸一样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也许是我们的祖先知道当今中华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将藏着掖着的故事告诉他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坚定信念，一往无前。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玉蚕
上个世纪，代表夏文化核心的二里头遗址与商代第一个都城西亳，相继被发现于洛阳盆地之中，与位于洛水下游的“河洛古城”相距不过50公里。 从地理视角看，伊洛之间的洛阳盆地，虽然地处豫西，被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嵩山与邙山环绕，但平原面积较大，耕地资源充足。除此之外，盆地内的水系纵横交叉，涧水、洛水、伊水、瀍河与黄河相互环绕通联，形成了良好的水运网络，是黄河流域无与伦比的天赐水陆枢纽与核心之地。这一点周王朝的缔造者与守护者周公旦可谓是十分清楚： 周公敬念于后日：“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系于洛水，地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逸周书·作雒解》 肥沃的土地足以养活众多的人口，便利的交通则有利于河洛地区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文化与生产技术，再加上东方虎牢关、西方崤山与北面黄河形成的山河之固，使其拥有了抵御外族侵略的屏障，这就是为什么漫天星斗最终汇聚成中原文明这一颗璀璨夺目超新星的原因。
在了解完河洛古国的发现意义和其地缘情势后，博文这就给大家介绍这回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 发布会上，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表示，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通过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三重大型环壕、以及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整个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左右，南北宽约780米左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并有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5000多年前的世界，这种城市建设规模与人口绝对是一线大城市了。此外，该遗址还出土了大型宫殿建筑夯土基址，根据专家研究，这座宫殿至少稳定使用了数百年时间。其中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有2400多平方米，第三层有一座建筑基础面阔竟达15间。试问，5000年前如此之大的建筑若不是宫殿和举行大型公共活动的宗教祭祀建筑还能够是什么。我们的先祖也许，不，应该就是从这里建立起来了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 不仅如此，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在有一个面积达220平方米房子的前面，考古人员发现了以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这也许就是后世历代王朝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的思想源泉。 《尚书·多士》记载了周公命令商民迁往雒邑的历史，其中多次提到了天命，从而使商民们自觉接受周的统治，成为新政权的拥护者，这便是天命观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徳，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 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十《多士》 总之，通过学者们的综合研究发现，以双槐树遗址为核心的大型都邑聚落已经具备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如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权威、重视民生、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等。这一模式被一代又一代主流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为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
就像李伯谦教授所说： “河洛古城”兴于伊洛水之畔，黄河南岸，是华夏民族立足河洛之间的开篇之章，也是中华文明拥抱天下之中的肇始，他们从这里出发，繁衍出中国独有的社会发展模式、传承着“寓政于礼”的思想观念，发扬着华夏亘古不变的文明基因，走向今天的九州大地，海内万邦。 免责声明 以上内容为用户在观察者网风闻社区上传并发布，仅代表发帖用户观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