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新年伊始,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看完了《日瓦戈医生》。这本书以前就一直想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耽搁了,甚至连想看的原因都快要忘记了。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书非借而不能读吧——这是几年前买的一本书,搬家的时候放在了一堆书中,处于几近遗忘状态。由于假期打扫卫生,整理这些书的时候,才又一次发现了它。之所以一直想看这本书,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本书后面的故事。在百年诺贝尔奖史上,只有两个人拒绝了领奖。一个是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他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一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另一个就是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了。 尽管瑞典科学院宣布将1958年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是为了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谁都知道其获奖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日瓦戈医生》。当时西方也掀起一股“日瓦戈热”,这无疑激怒了苏联当局。许多作家发表文章攻击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高尔基文学院学生们也到作家住宅闹事,投掷石块、击毁门窗,使作家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共青团第一书记谢米恰斯特内在庆祝共青团成立41周年的大会上说,既然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如此不满,尽可以离开苏联到“资本主义乐园”去好了。在这种形势下,帕斯捷尔纳克于12月29日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在真理报等杂志上公开检讨。1960年5月30日,作家病逝。 那么到底这本书写了什么,以至于东西方两大阵营需要如此的角力?这本书以日瓦戈医生的一生命运为主轴,主要是围绕着两个人来写的。一个是日瓦戈医生,另一个拉拉。日瓦戈虽然出身富商家庭,但很早就被父亲遗弃,同母亲相依为命。十岁时成了孤儿,靠着别人的抚养过活。不过,他幼年受到博学多识的舅舅的教导,后来生活在格罗梅科家中,因而受到了完整的教育。他天资极高,对身边的人和事乃至整个时代都有完整、独立的见解。上大学后读过许多文学、哲学和历史的书籍,再加上宗教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博爱精神。他立志做一名医生,后来又和青梅竹马的冬妮娅.格罗梅科结婚,有着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是那场大战,也许故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被征召上了前线,在一所战地医院当医生,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拉拉。 拉拉是一位女裁缝的女儿,刚刚成年时被母亲的情人科洛夫斯基奸污,后来她成为安季波夫的妻子。安季波夫生长在底层社会,亲身经历——而不是像日瓦戈那样耳闻目睹——俄国劳动者的深重苦难。安季波夫少年时就迷恋拉拉,他读书上进、渴望成材,可以说都与对拉拉的向往有密切关系。后来他如愿娶了拉拉为妻,拉拉也向他坦白了自己遭受侮辱的经历。婚后,他们一家搬到乌拉尔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定居并育有一个女儿。一年后,安季波夫志愿服役。安季波夫走后,拉拉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于是她把孩子留在莫斯科亲戚家里,自己到前线寻找丈夫。但是她没有找到安季波夫,于是就在战地医院里当了看护。在一次战斗中,日瓦戈受伤,在疗伤期间,他和拉拉经常见面因而产生了感情。但是,一个星期后,日瓦戈登上了回莫斯科的火车,拉拉也被允许回乌拉尔工作。就这样,他们在第一次相遇后又走上了人生岔道。 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时,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但革命后的莫斯科供应极端困难,日瓦戈一家濒临饿死的边缘,他本人又染上了伤寒症。这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劝他们全家搬到乌拉尔去,在那儿至少不至于饿死。1918年4月日瓦戈一家动身到冬尼娅外祖父的领地瓦雷金诺村去。在这里虽然能维持生活,但日瓦戈感到心情沉闷。他既不能行医,也无法写作。他经常到附近的尤里亚金市图书馆去看书,没想到在图书馆里他和拉拉再次相遇。拉拉是随同丈夫安季波夫到尤里亚金市来的,巴沙·安季波夫参加了红军,改名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了红军高级指挥员,与拉拉虽然近在咫尺却不和她见面。 不久,日瓦戈被游击队劫去当医生。他在游击队里呆了一年多之后逃回尤里亚金。此时,他的岳父和妻子冬尼娅已返回莫斯科,从那儿又流亡到国外。随着红军的胜利,党外军事专家成为了镇压对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拉拉的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斯特列利尼科夫已经逃跑,而拉拉和日瓦戈却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们躲到空无一人的瓦雷金诺去,欺骗过拉拉的科马罗夫斯基追到瓦雷金诺,以他们的安全,尤其是拉拉和与安季波夫的女儿卡坚卡的安全为由,劝说他们和他一起到远东共和国去。为了拉拉的女儿,日瓦戈欺骗拉拉随后就会跟随他们而去,于是,科马罗夫斯基带走了拉拉和卡坚卡,日瓦戈却留了下来。 后来,斯特列利尼科夫也到这儿来寻找妻子,但拉拉已走。斯特列利尼科夫自知走投无路,思想绝望而开枪自杀,瓦雷金诺只剩下日瓦戈一人。他为了活命,徒步走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又遇见弟弟叶夫格拉夫。弟弟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后又与玛琳娜结为夫妻,生了两个女儿:卡帕卡、克什卡。一次,在与好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长谈后,医生离家出走。后来在电车上心脏病发作,猝死在路上。拉拉无意间赶上了日瓦戈的葬礼,向他最后告别,随后就被捕了,成为了后来下落不明的名单上一个没有姓名的号码。 很明显,《日瓦戈医生》对于其诞生的时代而言是极其不合时宜的。小说描写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卫国战争,勾画出俄罗斯近四十五年的历史面貌。可是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品不同,它却不是一曲赞歌。所表现的既不是伟大的领袖运筹帷握,也不是工农兵以“钢铁般”的意志涤荡旧制度,更不是知识者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改造的欢天喜地,而是一曲有着浓厚悲剧色彩的知识分子的挽歌。 不仅这部作品不合时宜,在作品里更是正面刻画了几个不合时宜的人。无论是医生的耳闻目睹还是拉拉和安季波夫的亲身经历,他们都切身感受到了旧制度下的苦难和残忍,因而当十月革命来临的时候,他们都是毫不犹豫的拥护者。在苏维埃诞生的时候,医生曾经他欢呼:“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裁决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而安季波夫更是成为了红军指挥员与白军浴血奋战。可是,他们最后都没能熔入到革命的熔炉里,重塑自身,走向未来。很多伟人都批判过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这部作品里他们所表现的也许就是这种软弱性吧。 那么,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根源在哪?通过读《日瓦戈医生》,我觉得在于他们身上都有着某种“多余”的东西:多余的细腻情感,多余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所认为高于一切的道德、理想、爱情等。但是在一个激荡的年代,在国家、政权和个人的生存是第一要务的日子里,那些平日里他们所珍视的东西无不成了多余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各时期的领袖们无不是以神、国家或是人民的名义,凝聚成某种使命感,然后振臂一呼:“相信我,跟我来!”从而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奔涌向前。这时需要的是毫不犹豫,需要的是万众一心,而不是那些多余的思想。连樊屠夫都知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奔驰的骏马怎能顾及路边的小草,高速的火车怎能心疼铺路的石子。 可是,有思想就有痛苦,从来如此!当日瓦戈认为革命会给每个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和权利,会消除固有的偏见和不合理时,他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革命。但革命之后长久的混乱,尤其是从莫斯科到尤里亚金的路途中他目睹了革命者假革命的名义施行的暴行;在十八个月的游击队生活中,他又看到大片俄罗斯村庄成为焦土,白军虐杀红军俘虏,红军指挥员公报私仇处死“叛徒”,他开始怀疑和厌恶革命,使他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他对革命态度的转变,对暴力的排斥是基于他自幼形成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信仰博爱的力量,但在硝烟迷漫的时代,他的信仰是乏弱无力的,就是那些路边的小草和铺路的石子。不同也不幸的是,他是独立思考的小草和石子。因为他们坚信:“世界上任何个人的独自活动,都是清醒而目标明确的,然后一段对生活的洪流汇聚在一起,就变得混沌不清了。”所以,不无讽刺的是,他们的软弱恰恰在于他们思想的顽固!也许,这正是他们痛苦、迷惘、悲剧的根源。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但还有一些是可以经得起时间的沉淀、历史的淘洗而永恒发光的东西——暗弱而灿烂,低微而崇高。宏大叙事背景下的芸芸众生,在历史洪流中的泥沙俱下,这些当然是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是,它的成分却是极其复杂的,它们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维度、不同视角来审视这个庞大的机体。就像看地层剖面一样:在一个地层断面上,那些不同粒度的砂粒组成了一层层的岩层,整齐划一,你会感慨大自然的力量。同时你更会惊奇于那些岩层中的包裹体或化石。它们孤零零的镶嵌在地层中——孤独可是却如此的与众不同,但是也正是它们向我们诉说了更多的东西和永恒的思绪——《日瓦戈医生》就应该是这样一部作品。 -作者- 寒武,原名杨懋新,理学硕士,物探高级工程师。近年偶写些文字,凭凡心抒怀,期青眼顾盼。 ©原创作品 授权发布(公众号转载须联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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