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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自从封建帝制诞生以来，皇帝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不过在南北朝时期，皇权却因为士族的崛起而有所低落，尤其是在我国南方地区，从东晋时期开始门阀政治就成为了绝对的主流，一些强大士族甚至和皇室有着相似的地位和权力。  唐太宗李世民 在当时的北方，虽然士族们没有如此尊崇的地位，但是他们在政局中依然有着不容小觑的力量。篡夺北周权力的杨坚和之后击败隋王朝登上帝位的李氏都是之前的柱国，由此可见在北朝士族也拥有着不俗的政治力量。 但是在唐太宗在位时期，其组织编写了一部《氏族志》，对于当时国内的世家大族们进行了排序，其中多有褒贬，这对于士族的发展多有打击。对于本身就是士族出身的李世民，他的这种做法未免令人感到蹊跷，他的本来用意又是什么呢？  《氏族志》书影 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发展我国士族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要从东汉末年算起，在那个时候由于士族们大多把持着国家的教育资源，这让他们的子弟能够更加轻松的通过官员的选拔体制，从而做到累世为官，把持着相当大的权力。 到了魏晋时期，这样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由于皇权的衰落，导致士族们在朝中掌控了更大的权力。虽然西晋时期，晋武帝成功地一统天下，让皇权恢复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是随着八王之乱的发生，西晋的中央政治迅速崩溃，中国进入了南北对峙的东晋时期。 在东晋刚刚建立的时候，晋元帝司马睿作为外来者，在江东地区并不能获得稳固的权力，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他必须要和江东士族和平共处，而这势必要求皇权让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晋元帝司马睿 与此同时，发生大乱的北方中国，也有不少士族人士纷纷南渡，前来投奔新兴的东晋政权。这些人的加入让东晋的政局形势变得十分微妙，北方士族与江南士族成为了对立的双方，而本应该掌控一切的皇权却仿佛置身事外，这就让东晋成为了门阀政治的代表王朝。皇帝和士族代表们共同执掌整个国家的统治，士族的权力也在这个时代大道鼎盛。 之后在刘宋代晋的过程中，刘裕和刘义隆都曾经希望能够通过提拔寒门士人的方式来打击士族的地位，但是迫于当时的政治条件，收效甚微。 而与此同时，虽然北朝政治中士族并没有南朝那么大的权力，但是由于北朝的政治工作以战争为主导，因此不少将领世家也在北魏政权中获得了极为尊崇的地位。到了北周时期，更是被封为柱国，这也能看出在北朝士族依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不过北朝的士族和南朝的士族在南北朝末期逐渐走向了两个发展方向。北朝的士族是以功绩为凭，哪位将领能够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功劳，他们的家族就会赢得更高的地位，这可能和北朝的少数民族背景有关。 而反观南朝，在侯景之乱后，南朝就已经在国力和发展上全面落后北朝了，因此士族子弟开始无心政治，只看重文人的清名。而南朝的高门士族大多是之前的书香门第，能够保全先人的文化传统在他们看来才是最为重要的。 南北朝士人地位来源的不同，让他们产生了不同的追求，北朝的士族追求功名，力求显贵。而南朝的士族注重文化，欲保清高。这让双方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但无论如何，两方的士族在社会上还都有着极强的影响力。  隋文帝杨坚是北周贵族 在隋唐完成大一统工作之后，以哪种方式来评价士族就成为了需要处理的事情。由于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都声称自己建立的汉族王朝，因此以南方汉族文化为正统也就成为了大势所趋。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山东地区的崔氏和卢氏等士族也就成为了地位最高的士族。 在南朝的文化氛围里，掌握权力，但是没有文化底蕴的贵族的地位是不如这些传统士族的，因此李世民也曾经发出了如下感叹：
其实从这个时候李世民就已经对山东士族心存不满，打算建立新的氏族秩序了。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皇室的绝对地位。 李世民的《氏族志》对于关陇集团的侧重在隋唐时期，虽然皇权在大一统的背景下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是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政治依然尤其影响力，李世民在看到了山东士族们较高的社会地位后，认为这会对其统治产生影响，因为如果皇室不能成为最为尊贵的存在，那么其统治合理性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而且这些士族当时也远离政治中心，并不能为唐朝皇室所用。 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
 唐初的士族子弟多追求清名 在李唐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出身在关中的关陇集团贵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人也大多数依靠自己的军功在朝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如果仅仅是因为文化领域内对他们的认同不及崔，卢等士族，就要让旁人分去他们的权力，这肯定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而一旦关陇集团与李世民之间产生嫌隙，那么唐朝的稳定统治就将受到不小的冲击。 因此李世民便采取了第二种方法，他让吏部尚书高士廉和御史大夫韦挺等人编撰《氏族志》，意欲重新制定不同士族之间的等级。但是在最初完成的版本中，山东望族崔民幹的家族依然在第一等之中，这让李世民大发雷霆，其当着编纂官的面大发牢骚，并且重新声明自己的要求是：
在此之后，山东崔氏才从第一等降为了第三等，而和李氏宗族有密切关系的关陇集团的众多家族的地位都获得了显著的上升，陇西李氏更是成为了第一等宗族。  唐代名臣高士廉 李世民编纂《氏族志》这一行为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打击山东士族的地位，以此来提升皇室的权威，从而获得更强的统治合理性。另一方面，其还通过这次编书提升了关陇集团的地位，加强了统治核心集团的凝聚力，这对于李唐初期政治局面的稳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皇权的复兴也有积极意义。 李世民打击山东士族地位的手段简析在李世民编纂《氏族志》之后，虽然名义上崔氏，卢氏等家族的地位已经不似之前那般尊贵，但是在实际的社会认知中，这些家族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当时朝中的显贵们依然会想和这些家族结成亲家。  现代模仿的唐代婚礼形式 在那个年代，一个家族的地位跃升一般要通过两种方式，那就是为官或者和门第更高的家族联姻。这些已经有了政治地位的家族在希望通过联姻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不是皇室宗族，也不是外戚，这自然让李世民十分不满。 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李世民特地出台了禁止卖婚的诏书。这里面所谓的卖婚，其实指的就是当时部分官员想和旧日望族结亲的现象，李世民批评这些人：
因此禁止朝中官员之家和山东士族结亲。这道禁令让山东士族在唐代初期彻底远离了中央政治环境，虽然他们的声望仍在，但是却无法对唐朝的统治造成太大的影响了。 不过在晚唐时期，唐文宗也曾经想和山东望族郑氏结亲，但遭到了拒绝。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在唐代即使李世民有效地打击了山东士族的政治影响力，但是在民间文化层面，士族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不愿意屈服于皇权。  唐文宗李昂 隋唐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王朝，其成立初期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提升在南北朝时期衰落的皇权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等人需要对当时地位尊崇的山东高门士族进行一定的打压。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身居高位的关陇集团官员们也在和这些山东士族结亲，这让李世民担心他们以婚姻为纽带的关系会出现破裂，从而影响到唐王朝的稳定统治。为此李世民便派人修编了《氏族志》，强行降低了山东崔氏，卢氏等家族的地位，起到了巩固皇权的作用。与此同时其颁布的禁止卖婚的法令，也让关陇集团重新凝聚在皇室身边，稳定了其统治地位。 但是这样用行政手段打压士族的做法毕竟是不彻底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晚唐时期皇室依然希望与高门结亲，这充分说明士族政治在唐代依然有着不俗的影响力，而其彻底没落还要等到五代时期的来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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