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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正面遭遇，如果不算马尔嘎尼使团访华或者利玛窦等人的传教，第一次大规模遭遇应该发生在1641年荷兰人到达爪哇以及之后对这里的殖民。当时垄断海上贸易的荷兰人为了垄断香料货源，来到了爪哇和马来半岛，随后开始了对这里历时300年的殖民。无论是荷兰人还是1785年代替荷兰人统治马来半岛的英国人，发现这里的华人开化程度较高，并且掌握当地经济活动，于是通过任命华人作为主要官吏，施展对原住民的统治。从公元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开启了华人源源不断的移居东南亚的过程，因为开化较早，华人逐渐的成为这里的开发主体，成为这里的开展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的主要力量。 我们重点要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南亚殖民地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印尼、马来亚、非吕宾，并没有发育出东亚儒家的治理体系或者沿袭原宗主国的治理体系，而是迅速的伊斯兰化，因为热带严酷的自然条件，这里的先民社会生产活动落后于临近的东南半岛或者印度大陆的其他民族，长期的贫穷落后，使这些没有游牧传统的热带国家主动选择了伊斯兰化，并且仍处于不断的伊斯兰化的进程当中。 这说明一个问题，即便成为社会生产和贸易的主流，在离开了农耕的自然地理环境之后，加上总人口上处于劣势，中华文明根本无力同化其他文明。同样，对于贸易属性的西方文明，缺乏使用天花消灭99%的原住民这种手段（南美99%原住民被天花白人传入的消灭），当白人或者混血白人发现统治这里的成本高于贸易获利的成本之后，选择了退出。白人300年的治理并退出，未能使这里的文明形态西方化或者接近西方。 儒家文明离开自己的陆地边界，就会面临上述处境，历史上中华文明也未曾有过利用其它文明作为假体孵育出儒家文明种子的先例。中华文明的的陆地边界，在康乾时代就已经定型，其外缘第一层，被一个C型的佛教地带紧紧包围，中华文明要向外扩散，首先要跨越这个佛教地带。这个佛教地带和中华文明什么关系呢？ 文明不分大小，也不分优劣，但是文明有先后。在2000多年前的两汉时期，中南半岛的越南农业先于其他王国开发，现代越南的先民们主动承袭中原的儒教，越南也是今天东南亚唯一一个尊孔的国家。鉴于在中南半岛开发较早，当地的农耕生产和古代文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主动的引入了儒家文化。中南半岛其他各国在后期的发展中，因为农业不如越南发达，开化的时间较晚，是时佛教已经开始从传入中南半岛各个早期王国。除了越南之外的其他王国，却没有选择信奉儒家，而是选择了佛教。说明未开化或者后开化的非农耕地带东亚先民，同时面对佛教和儒家，会主动选择佛教，这就是一个C型的佛教地带环绕中原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非农耕地带或者农耕不发达地带晚开化民族更容易选择佛教，面对强大的中原王朝，佛教同时又是一种很好的保护色，使自己免遭中原帝国的敌意。我们看下图的高棉帝国和蒲甘王朝，只有古安南国，选择了儒家文化。  东南亚更晚发展的现代马来亚、印尼和菲律宾的广大地区的文明形态如何演进的呢？佛教在更落后地区的传播能力，弱于后来者伊斯兰教。东南亚所有的陆地国家信奉佛教，所有海洋国家，今天基本上全部伊斯兰化，不管是荷兰人殖民过的印尼，还是荷兰人、英国人分别殖民过的马来亚，抑或西班牙和美国都曾经占领过的非吕宾。有人说非吕宾伊斯兰化的程度较低，实际上在非吕宾最不发达最贫困的南部棉兰老岛，穆斯林教已经非常普及。所以，包括东亚儒家文明的C型佛教圈之外，是一个更大的C型伊斯兰文化圈。  上述只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在非自己势力范围内相遇，二者如何演进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基于同样道理，中华文明同样无力在非洲和其他大陆发育。其一非洲缺乏农耕生产的自然环境，其二，东亚人不善与异族通婚，无力改变移居地的种族结构。今天定居欧洲、非洲、南北美的华人、日本人，90%以上选择族内婚姻。只有特定种族在相互冲突后发生了以下5个变化中的一到两项，才可以认为人类不同种族之间有过文明层面的冲突。考察在有东亚人定居的南北美和非洲大陆，下面五个文明冲突的结果，一个也没有发生过 1、种族冲突带来不同文明之间地理边界的改变。 2、文明主体民族语言文字被入侵方改变。 3、异族通婚带来文明主体民族生物学特性的改变（通婚血缘）。 4、文明主体民族宗教信仰的改变。 5、基于上述变化渐进形成原文明主体民族生活习俗、价值观的改变。 2019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基伦斯金纳，在“新美国”召开的论坛上，将中美竞争定性为“文明冲突“，是西方文明第一次与非高加索文明的竞争。她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2017年艾利森的著作《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么？》（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出版。我们说，无论斯金纳还是艾利森，对于中华文明发展史缺乏深刻的了解。借鉴历史事件，请告诉我中西文明的冲突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展开？ 当然，东西方文明遭遇并非完全没有冲突，其冲突的实质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对儒家文明的单方向的全方位改造，是一个单向的冲突以及东方儒家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强压之下深刻内省的过程，这个过程到今天还远未结束。 1842年鸦片战争落败，中国开始洋务运动，希望学习西方船坚炮利提升国力。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辛亥革命，又彻底葬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用说，只学习西方文化的壳，不借鉴其深刻内涵注定无效。忽视西方文明的“体“是个性和契约精神，只引入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个“用”，无法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化的一盏明灯，欲为中国大力引入德先生赛先生，点燃了彻底学习西方的火把。一个完全发育成熟的巨人和一个突然被抛入现代社会的婴儿之间的斗争可以算冲突么？ 基于上述事实，我们在前述文明五论中讲过，根植于农耕地带的中华儒家文明，从未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冲突。同样，东亚儒家文明也无从改写基督教文明。 东亚民族历经近200年的西方化之后，儒家文化的本质内涵未曾发生深刻变化。 家族制度是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带有深厚的史前母系氏族社会的烙印。西方文明的起源雅典时代，当时70%的雅典公民在地中海沿岸从事贸易活动。温情脉脉的儒家文化遭遇理性逻辑的基督教文明，其结果不言而喻。尽管西方科学精神对东方文明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今天观察其结果，并未触动儒家文化以家族为中心的等级制度的内核。 我们先从日本看，尽管二战后盟军占领军总部为日本引入了代议制和司法独立。传统东方儒家文化却同时得到了很大程度保留，日本文化厅2016年12月统计，日本的基督教总人口为191万人，文化厅2003年的统计，天主教日本籍人口仅为45万人，二者合计不到总人口2%。日本这个学习西方的东方优等生，师法西方二百年，信仰、语言、文字上并未有显著西化，国内日本人和移居国外的日本人人群中，未曾发现大规模通婚现象。现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依然保留了儒家家族等级制度的基本特征。 再看下湘港，经过英国殖民150年之后，据统计，湘港的基督教新教教徒人口为30万，占总人口5.6%，本地天主教教徒42万，占总人口6%，二者合计略超10%。尽管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屈辱的殖民，湘港依然保持了以中华儒家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大格局。 我们承认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有过冲突，那种冲突是一种不对称冲突，其本质是基督教文明对儒家文明的单向改造。我们看，中西文明直接遭遇三百多年来，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冲突，无一不以西方势力的胜利而告终，每次冲突后，都引发东方民族的深刻内省，近几个世纪以来，东方儒家社会所取得的进步，基本上是师法西方所带来的成果。几乎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科学、教育、娱乐到求医看病，学校、医院、警察、公用自来水、电力等等等等，无不建立在西方科技的体系之上。而东方儒家文明对于西方文明，几乎未发生任何反作用。历史上看，东亚人对于西方，从没有与其大规模通婚，没有改变过西方白人的宗教信仰，未曾改变其生活习惯。西方政客所预测的文明冲突，只能以一种他们不能预见的形式展开。 即便如此，温情脉脉的儒家文明依然有其强大生命力，在强大外力面前，东亚儒家文明不用妄自菲薄，也从来不会自动消失。 《文明六讲之六》 酒圈网 宓卓 2020年7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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