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鲍志成：丝绸之路的起源和历史贡献

“丝绸之路”最早是由德国东方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Ｒichthofen， 1833—1905年) 在其五卷本《中国亲程旅行家》( 1877—1912 年)中提出来的。书中他将从中国长安( 西安) 到达罗马之间的一片交通贸易网络称为“丝绸之路”( 德语“die Seidenstrasse”) 。1942 年，法国科学院院士、汉学家和东方学家格鲁塞( Ｒené Grousset， 1885—1952)在其出版的《中国通史》第四版中增设“丝绸之路”部分。此后，这一概念被中外历史学家普遍认同并广为使用。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法国汉学大师沙畹( 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年) 早在1903年著的《西突厥史料》中就提出了“海道”说。1956年，法国印度学家让·菲利奥轧( Jean-Filliozat) 明确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观点。贯通亚欧非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既是沿途各国人员往来和商贸物资流通的交通路线网，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纽带和桥梁，它“联通”亚欧大陆的东西南北中，“网聚”东西方不同文明圈，成为中古时期亚洲不同地区国家和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沟通亚欧非不同文明的主渠道，人类相互认知、逐步交融、走向全球化和“命运共同体”的大舞台。

本文拟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对跨文化视域下“丝绸之路”的起源及其对中国和人类的历史贡献作一分析。

从世界范围来看，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其起源始于人类早期自然力驱使下的部族迁徙、长途征战，以及好奇心、探索欲驱使下的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地理探险等行为。亚欧大陆驼马交通的发源，与这一带游牧民族的驼马驯养密不可分。考古发现证明，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在5 000 ～ 9 000 年前就开始驯养马。“在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古波太文化遗址上发现的证据显示，古波太人早在公元前3 500 年就开始了养马和骑马活动”; 根据考古新发现推断，早在9 000 年前的阿拉伯半岛，古人类就开始对马进行驯养了。骆驼起源北美，人类早在公元前3 000 年已经开始驯养骆驼，作为役畜供驮运和骑乘。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的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数千年前已开始在阿拉伯中部或南部被驯养，在公元前11 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仰韶文化、马厂文化、沙井文化遗址和阿拉善右旗曼都拉岩化石等考古发现证实，双峰骆驼在4 000 年前也已经开始被驯化和役使，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良种驼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的驯养和役使，使大规模的贸易、文化交流成为可能。

考古发现证实，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早期的草原之路开通于先秦时期，从黄河中游北上，穿蒙古高原，越西伯利亚平原南部至中亚分两支，一支西南行抵达波斯后转西行，另一支西行翻过乌拉尔山越伏尔加河抵黑海之滨。这是丝绸之路的最早雏形，游牧民族对这条路线的开发和利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绿洲之路”开通后并存的“草原之路”，主要指从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西向进入天山北麓，到达伊犁河谷，进入中亚碎叶城( 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托克马克市西南) ，再到其他地区的路线。这条路线可以从中原进入，也可以从甘肃张掖地区或新疆的吐鲁番越过天山进入; 在河西走廊中断时，中原与西域、中亚的交通路线主要靠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衔接; 蒙元帝国是草原之路最繁荣的时期。

距今三千多年前，新疆和田已有采玉和琢玉的部落，玉石已大量流入中原内陆，这条从中原地区经河西走廊到新疆天山南疆的通道，是张骞开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前身。在公元前15 世纪左右，中原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和田地区的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这就是从中原地区沿着河西走廊西行到达天山、昆仑山的“玉石之路”。根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 约公元前9 世纪) 驾八骏西巡天下之事，行程九万里，会见西王母，走的就是这条“玉石之路”。其周游路线自洛阳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穿鄂尔图期沙漠，经凉州至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 又走天山南路，至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 又北行二千余里，至“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中亚地区; 回国时走天山北路。

从古巴蜀到东南亚和印度的贸易路线即陆上“西南丝路”( 因穿行于横断山区又称“高山峡谷丝路”) ，原称为“蜀-身毒道”，指从成都平原到云南大理，由此通往东南亚或通过西藏进入印度的贸易路线。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 阿富汗) 发现由身毒( 古印度) 转贩而来的蜀布、笻杖。汉武帝闻报后曾派使节分五路开通“蜀-身毒道”，受阻未果后又派数万巴蜀兵征服西南夷，分土置郡县。隋唐时南诏王朝统一云南地区后，西南丝绸之路发达起来，商人和僧侣都利用这条路线前往印度。事实上，根据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古蜀国祭祀坑中出土的成堆来自印度和缅甸的齿贝等文物，则可推测其开通远在公元前十一二世纪。季羡林先生也曾说: 在公元前4 世纪，印度人憍坻厘耶( Kautilīya) 所著《治国安邦术》( Arthasāstra) 中有“cīna pattag”一词，意为“( 产自) 中国成捆的丝”的记载。而在公元前2 世纪至公元后2 世纪编纂成的《摩诃婆罗多》( Mahābhārata) 和《摩奴法典》( Manu-smrti) 中已经多次提到了丝。这都说明那时蜀( 今川西平原) 与身毒间有丝绸贸易通道。

青金石产自今中亚地区的阿富汗巴达克山。考古发现证实，早在公元前31 世纪青金石就从中亚通过早期的丝绸之路传到了古埃及、古印度。根据埃及发现的距今五千余年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说明古埃及人已经与中亚地区展开了一定规模的贸易。公元前17 世纪，青金石通过贸易开始传入古印度的哈拉帕( Harappa) ，后来成为佛教七宝之一。这就是中亚大夏( 阿富汗) 与古印度、古埃及之间的“青金石之路”。

“波斯御道”是由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大流士一世( 公元前521 年至前485 年) 建于公元前5 世纪的一条皇家御道网。大流士修筑此路的目的是促进他的庞大帝国境内从首都苏萨( 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游流域) 到萨第斯的交通，也有说因为他喜爱爱琴海生产的鲜鱼和故乡帕提亚的水。这条御道仅供王室使用，沿线各段设立驿站，借助每个驿站的好马和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过御道能在第一时间送至首都，再将帝王的指令传播到波斯全国。波斯御道从萨第斯的西边( 今土耳其伊兹密尔东约96 km)出发，向东穿过今土耳其的中北部，直到古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 位于今伊拉克摩苏尔) ，再折向南方抵达巴比伦( 今伊拉克巴格达) 。御道的最西段可能本来是由亚述国王修建的，大流士一世改进了原有道路的路基，并将各不相连的几个部分整合成一个统

一的道路系统，从而为波斯迅捷的信差系统打下了基础。这一道路系统质量非常高，一直沿用到罗马时代。在御道上，波斯信差可以在7 天内走过1 677英里( 2 699 km)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波斯信差还要走得快了。”这条遍及全国各地的国道，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商贸活动，地处阿拉伯半岛及中亚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那巴提斯人( 公元前106 年为罗马帝国所灭) 为中亚的贸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琥珀”译自英语Amber，源自古阿拉伯语“海上的漂流物”，最先被波罗的海沿岸渔民发现并称其为“海上的漂流物”，与黄金同价，被欧洲贵族称为“北方黄金”。“琥珀之路”是一条古代从北欧到地中海的琥珀运输贸易道路，从公元前2 000 年开始，精明的地中海商人来到波罗的海地区购买琥珀，运回地中海向贵族们换取同等重量的黄金，开辟了“琥珀之路”。这条商道由水路和陆路连接而成，从欧洲北部的北海和波罗的海通往欧洲南部的地中海，经维斯瓦河和第聂伯河运输到意大利、希腊、黑海和埃及，连接了欧洲的多个重要城市。琥珀之路的开通，促使欧洲大陆从北向南得以贯通，此后更向东发展连接了亚洲的波斯、印度和中国，增进了欧洲和亚洲的商贸往来。

从海路看，东北亚自古就有海上往来通道。韩国学者提出在中国东部沿海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西海岸的东海北部、黄海范围内，自古存在“东北亚地中海”，往来其间的沿海环岛航线早在先秦时代就开通了，是早期中日韩先民往来交流的海上通道; 这一观点基于地理、洋流和季风等自然条件，被上述三地大量分布的形制相似或相同、年代相近的“支石墓”所证实; 中韩学界还使用原始交通工具竹筏，从中国东部舟山群岛起航，漂流到韩国西海岸登陆，来验证上述推论。周武王灭纣，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的航道开通，养蚕、缫丝、织绸技术传到朝鲜; 秦“徐福东渡”其实是秦汉时期东部移民渡海外迁的集中体现，稻作、冶炼等传入日本。

上述这些商贸通道的开通，都早于张骞出使西域，大多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甚至更早，比之张骞通西域早一千年左右。它们都与丝绸之路有着深厚的渊源，堪称是丝绸之路的雏形，贯通亚欧非大陆东西南北之间的陆海交通网，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这说明，在人类迈入文明社会门槛之后，不同地区的国家和民族都在探索相互交流、互通有无的通道和方式，形成各具特色的商贸通道，而本地生产的主要特产或出产的天然矿植物成为主要的交换物品。这些早期的商贸通道，都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历史发展的轨迹上留下了独特的文化印记。

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立足东方中国和中华文明，从世界历史和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对中国文化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六方面。

传入佛教文化，形成本土化的禅宗，并促成了宋明理学的诞生

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来自印度梵僧、西域胡僧为主体、汉译佛经为内容的早期传播阶段，在与儒家、道家、玄学等学说的接触、交流过程中，在隋、唐、五代时期形成了天台、华严、法眼、唯识、三论、律宗、禅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各大宗派，儒佛之辩盛于朝野，神光机电，慧炽一时，可谓是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深度交锋; 北宋以降，禅宗一枝独秀，文字禅、默照禅、看话禅三大禅宗学派推波助澜，引领佛学思想理论和学术体系的发展，禅宗完成了中国化，并呈现“一花五叶开七派”的兴盛局面，尤其是临济宗“子孙遍江南”，几乎取佛教而代之; 在外来佛教完成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融合，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 在佛学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儒学吸收佛教思想理论，诞生了“程朱理学”，到明朝继而诞生了王阳明的“心学”，这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占主流地位的儒学相互交流、融合，发展成为新的儒家学说———“宋明理学”的历史过程。佛教中国化是中国本土文化第一次成功地以和平、平等、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融汇了一种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外来文化，并使本土文化在内容、形态上更加丰富多元，在精神品格和人文气质上得到发展和提升，从而使中华文化更加具有了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气度和特质。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这对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互鉴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也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发展作出了巨大而深远的不可估量的贡献。通过丝绸之路，中国文化吸收并发展了古印度的佛教文化，产生了中国化佛教的代表禅宗，并且受其影响进而产生了“宋明理学”。

随着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海航线，也就是佛教界所说的中日韩佛教交流“黄金纽带”的“佛教之路”，再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使得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或者中国化的佛教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东北亚地区流播开来，成为朝鲜半岛和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漫长的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往来期间的三国僧侣作为文化交流的先导和中坚力量，带动、促进了其他领域的文化交流互鉴，使中国文化广被海东，惠泽东瀛，对“儒家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沟通阿拉伯文明，传入伊斯兰教，形成了回族

丝绸之路沟通了阿拉伯文明，传入了伊斯兰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回族。阿拉伯帝国( 632—1258 年) 是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封建军事帝国，即中国史书中的“大食国”，最强盛时其东部疆域抵达唐朝西部边境葱岭，地跨亚、欧、非三洲，是人类历史上东西方跨度最长的帝国之一， 1258 年被蒙古西征军旭烈兀所灭。公元8—9 世纪帝国鼎盛时的科学、文化获得许多重要成就，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穆罕默德曾说: “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据《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 651 年) ，阿拉伯帝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抵达长安与唐朝通好，唐高宗即为穆斯林使节赦建清真寺。此后双方来往频繁，有史记载的大食使节来访达37次。751 年，阿拔斯王朝军队在中亚“怛罗斯战役”中击败唐朝将领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和中亚各族联军，夺取了中亚西部河间地区的控制权，与唐朝隔葱岭相对。正是通过这场战役，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地区，公元8 世纪在阿拉伯帝国境内的撒马尔罕、巴格达等地出现造纸作坊，有来自中国的工匠传授造纸技术。造纸术后来从阿拉伯传往欧洲。一些中国的其他发明创造也通过丝绸之路传进阿拉伯帝国，后来通过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遍欧洲，对西欧文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发展，不仅伊斯兰教传入了中国，而且阿拉伯帝国先进的数学、天文历法与航海、地理知识也开始被中国人了解。天宝十四年(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向大食国求援，有3 000 阿拉伯士兵东来帮助平定安史之乱，这些士兵后来大多留在了唐朝，成为后世回族的族源之一。大规模的阿拉伯商业贸易，促进了亚欧非三大洲各个封建文明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推动了中世纪印度洋区域和地中海区域海上贸易的繁荣与发展。唐宋时期，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也聚居着大批穆斯林商人，形成“蕃坊”，成为回族的族源之一。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矿物、染料、蔗糖，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金砂，北欧和罗斯的蜂蜜、黄蜡、毛皮、木材等，都是阿拉伯商人经营的商品。

到了蒙元时期，随着蒙古大军西征南伐，灭国数十，建立四大汗国，东起东海之滨，西达多瑙河畔，地跨亚非欧，在广袤疆域内实行统一的驿站制度，东西海陆交通畅通无阻，使丝绸之路达到海陆俱荣的全盛时期，中外商贸、人文、科技、宗教、艺术交流臻于繁盛，堪称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顶峰大批西域包括中亚、西亚、东欧各国的遗族、军人、工匠、教士、俘虏、仆从等人口被强征掳掠东来，形成“色目人”移民侨民阶层，他们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也有景教( 基督教聂斯脱里派) 、袄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宗教的，散布全国各地，史称“回回”。他们后来与先前唐宋时移居中国的西域侨民一起形成了一个新民族———回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新成员。因此，回族可以说是从丝绸之路上走来的民族。

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使丝绸、瓷器、茶叶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符号”

对于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国际上公认的是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提出的“四大发明”，即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胶泥活字印刷术。这是站在西方学者立场，从古代科技史的角度提出的中国古代对世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四种发明创造。这种说法后来为许多中国的历史学家所继承，普遍认为这四种发明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这些发明经由丝绸之路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大家站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大时空来看中国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和影响，那“四大发明”显然不完全、也不足以代表全部。从人类社会生活史或物质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丝绸、瓷器和茶叶这三样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比之“四大发明”同样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便从科技史的角度看，这三大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同样具有很高的科学技术含量和无可伦比的科学研究价值，而且迄今它们仍然在人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等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中外文化交流历史和人类文明传播互鉴角度看，这三大发明原创在中国，属于中国特有的文明成果，它们作为商贸交流的大宗物品经过丝绸之路输出、传播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形成高潮迭起、波澜壮阔的“中国风”，具有独特鲜明的象征中国文化的“符号”意义。随着科技和文明的进步，“四大发明”或式微或淘汰或替代，而随着丝瓷茶的深度开发利用不断深入，它们在医学、材料学、生物学等领域的前景无可限量，必将在人类未来发展中发挥可持续的、不可限量的作用。毫无疑问，中国贡献人类的文明成果远不止这“四大发明”或丝瓷茶三大成就，既有物质的、科技的，也有思想的、精神的，如铸铁( 包括铁炉、饭锅、钢针、钳子、铁锉和火镰等生活小五金) 、铜镜、漆器、凿井灌溉、数学、天文历法、中医药、书法、国画、儒学、道学、易学等。与此同时，古代西域、南洋、西洋等外来文明的许多成就也传入中国，对中华文明的进步增添了新鲜血液，如葡萄、苜蓿、芝麻、黄瓜、菠菜、草莓、棉花、马铃薯等新植物品种，香料、宝石、琉璃、象牙、犀角、玳瑁等工艺奢侈品，波斯白矾、无风独摇草、肉豆蔻、降真香、芜荑等药物药材，玻璃制造、制糖等技术，医学、天文历算，以及前文提到的佛教、袄教( 拜火教) 、景教、犹太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但没有哪一种能像这中国的丝瓷茶三大成就那样在文化上具有如此鲜明的中国风格，在艺术上有如此独特奇异的中国魅力，在经济上有如此无可限量的生产潜能，在科学上有如此独具潜力的原创价值( 尤其是丝绸在医疗手术材料、陶瓷在工业航天材料、茶叶在医药保健等方面的深度开发) ，在时空上有如此长远广阔的影响范围。甚至可以说，丝绸、瓷器、茶叶是中国文化的“三大符号”或“三大象征”，是中华民族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奉献给人类的三道文明盛宴，具有永恒的普世的价值和意义。

正是丝绸之路输出的丝绸、陶瓷、茶叶这三类大宗中国物产，在世界上风靡一时，几度辉煌，深得西方各国人民的喜爱，导致他们自古迄今就习惯用“丝绸之国”“瓷器之国”和“茶叶之国”来称呼中国，或当做中国的别称、美称，于是不仅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中国就拥有了“丝国”的美誉，而且后来还用“瓷器”来指代中国。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东亚“儒家文化圈”

儒家文化圈是以儒家文化构建基础社会的区域的统称，又称“儒学文化圈”。因以汉字为官方文字，故又称“汉字文化圈”; 从地理角度，因地处东亚，故又称为“东亚文化圈”; 又因以中国文化为核心，故又称“中华文化圈”。儒家学说创始人为孔子，初步形成于春秋时期，以后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趋于成熟，西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政治伦理，主导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漫长发展历史和社会进程。儒家社会的基本文化特征是以人伦道德构建儒家社会，注重家庭、注重知识，敬天奉祖; 主要关心现世世界，而不是鬼神来世;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节。这些儒家思想影响所及，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从秦汉时期开始，儒家学说随着中国东部地区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海陆交通的开通和人员往来及经贸、文化交流的开展，又传播到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发展成为官方学说。通过以中国中原朝廷为宗主国的宗藩关系，建立起册封、朝贡、历法、礼法、科举等制度，维系以使用汉字文言文为官方文字、以皇帝年号纪年和使用农历( 又称夏历、阴历) 、以稻作农耕为主的生产结构和稻米为主的饮食结构，在服饰、建筑、茶药、婚丧礼俗等方面相同或相似、相近的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的文化圈。其地域范围主要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朝鲜半岛( 朝鲜、韩国) 、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和越南、新加坡等地，与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形成全球三大国际性文化圈，并以其独特的东方特质和无穷魅力屹立于世，在人类文明版图上光耀世界。虽然在古代这个文化圈内不同国家和民族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虽然近代以降这个文化圈被西方文明冲击而形神涣散、逐渐式微，形式和内容发生很大的变异，但其基本的文化观念和礼仪习俗仍然存在。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思潮冲击下，中国的一批学者开始反省传统文化，探讨儒学的时代价值; 随着中国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后，中国踏上了现代化道路，但是现代化还是西化的质疑和争论从无间歇，不绝于耳; 特别是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后，其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高速发展的经济速度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迎来了海内外新一波“新儒家思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日益强大，儒家文化圈的这一复兴势头必将继续发展下去，并迈入恢复到复兴的新阶段。从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和广义的丝绸之路来看，正是东亚地区不断开拓、延伸、完善的古代丝绸之路，以及在这个交流网络里实现的典章制度、物质产品、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宗教信仰、思想学说等的交流和传播，才在近两千年的和平友好、平等尊重、互惠互利、润物无声的交流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东亚“儒家文化圈”，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屹立千年，独具东方魅力。这不能不说是古代东亚丝绸之路对地区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又一伟大贡献。

奠定了中国作为“东方大国”的版图和“文化大国”的地位

幅员辽阔的中国版图是在四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原王朝更替与统一、分裂、再统一交替循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草区原游牧经济、高寒地带渔猎经济交互补充，汉族为主的华夏文化与周边“胡狄蛮夷”文化及外来文化交流融合，呈现错综复杂、交互促进的历史轨迹。夏、商、周的先秦时期，黄河中下游各部族通过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实现了民族融合，最终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并北逐匈奴，西服西南夷，南降百越，建立了北起大漠、南至南海、东自朝鲜半岛西北部、西达今甘肃、四川、云南的统一王朝，走上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 西汉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基本奠定，西域都护府的设置，使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楚河流域及帕米尔以西的广大西域地区，都成为大汉帝国的一部分，东北今松花江至黑龙江下游的夫余和肃慎，漠北匈奴及贝加尔湖地区的丁零、坚昆，西南青藏高原的羌族都臣服于汉，今日中国的疆界已包括在当时中原王朝及边境各族的活动地区之内;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及“五胡”“十六国”的汉化，隋唐大一统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强盛的时期，巩固并发展了西汉奠定的疆域版图，攻灭东、西突厥及薛延陀，东北契丹、库莫奚、室韦、靺鞨，北方铁勒诸部，西方西域诸国及南方今越南北部，都先后臣服于唐，分置安东、安北、单于、北庭、安西、安南等都护府进行管辖，分隶于河北、关内、陇右、岭南四道，东起库页岛，西至咸海，北逾贝加尔湖及叶尼塞河、鄂毕河上游，南及今越南北部的广阔地区，除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仍保持臣属关系外，全部置于唐朝中央政府所属的行政区划之下;历经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多民族力量的兴衰，到了元朝建立大一统帝国，设立乌斯藏行宣政院，使西藏地区从此正式列入中原王朝的行政区划; 到了清朝前期，中国的历史疆域始最后确定下来，但并未超出汉、唐以来传统的中原内陆和边疆地区。在中国历史版图的演进坐标上，秦是起点和开端，汉是扩展和奠基，唐是巩固和发展，经元拓展西藏，最后清朝定局。康熙诗云“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就表明清朝疆域是汉朝以来传统疆域的继承和发展。更值得深思的是雍正所说: “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而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这里所谓“天时人事之自然”，就是由中原与边疆共同组成的中国版图的形成，是先进的汉族中原文明不断吸纳融汇周边地区民族政权和文化的结果，而不是如波斯、罗马、查理曼及奥斯曼等帝国，是依靠军事扩张建立起来的，虽然在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有战争，但最终维系这种大统一的是经济文化、典章制度。

对应丝绸之路的兴衰历史，就会发现中原王朝强盛实现大一统的历史时期，正好是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原与周边及西域经济文化交流兴盛的时期，而中原王朝衰落、分裂割据时，也恰是周边各族势力强大、割据一方、阻塞丝绸之路的时期。中原王朝的国家统一战争既是中央与地方或地方强权的兼并战争，同时也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开展的抵御与侵扰的战争。即便是西汉与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是因为中原汉家王朝为了抗拒北边游牧民族匈奴的侵扰，西联西域月氏等国力量夹击匈奴才派张骞出使而开通的。但是，战争之后往往是通过宗藩朝贡、皇家和亲、边境互市等和平的经济和文化的手段，达成和平共处、长治久安，实现中原王朝主导下的民族融合和拓疆纳土，完成汉文化为主体的海纳百川、交流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先秦的王京所在，扩展到中原地区，继而指代整个疆域内的国土，成为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华夏文明吸纳周边各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不断吐故纳新，丰富发展，成为富有东方特色和气质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文化大国，并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独一无二、从不间断的文明体系。因此，丝绸之路的兴衰起伏，实际上同时也是中原王朝汉族为主的农耕文明与周边地区少数民族游牧文明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其最大结果就是实现了中原加边疆的辽阔中国版图和汉族华夏文明为核心、融汇周边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中原王朝和中华文化正是通过丝绸之路才不断吸纳周边民族政权、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从而奠定了现代中国作为世界多民族“东方大国”的疆域版图和多元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化大国”地位。

推动了农耕、游牧等经济形态交流，开启了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人类全球化历史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就启动了，但史前人类的迁徙和交往需要考古学、古人类学来研究。在迈入文明门槛后，人类社会的历史主要由东西方两大文明主导。东方主要是中国汉民族以东亚大陆为中心一脉相承的农耕文明一枝独秀，西方则是由多个民族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域以游牧文明为主要特征在不同历史时空里各领风骚。纵观全球化演变历史，总体而言主要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生存发展方式及价值观结构性差异下的相互作用和逐步交融，其基本运动方式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劫掠和战争，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抵抗和同化。这一进程始于广义的丝绸之路开通年代的欧亚内陆地区，而汉武帝为抗击匈奴而派张骞出使西域，是全球化第一波开启的标志性事件。从那时起到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主要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交互作用，可分三个波次。第一波匈奴阶段( 前后约600 年) : 匈奴崛起漠北，劫掠汉朝; 汉武帝反击，匈奴西迁，丝绸之路开通; 匈奴称霸中亚、俄罗斯和欧洲; 西哥特人西迁，欧洲日耳曼游牧民族南迁; 东西罗马帝国瓦解或灭亡; 欧洲民族联合歼灭匈奴，匈奴消亡。第二波突厥阿拉伯阶段( 时间前后约400年) : 突厥崛起漠北，侵凌唐朝中国; 唐太宗反击，灭东西突厥; 突厥西迁中亚; 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文明崛起; 丝绸之路、阿拉伯帝国沟通中西。第三波蒙古阶段( 前后近500 年) : 蒙古崛起漠北，南灭辽金; 成吉思汗及子孙西征，阿拉伯帝国灭亡; 元朝和蒙古四大汗国雄起; 在南征南宋中蒙元受到坚强抵抗和沉重打击; 元朝立国不到百年灭亡;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蒙古汗国瓦解。15—17 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的西欧殖民时代，主要是海洋文明、商贸文明与农耕文明及尚处原始莽荒阶段的非洲、美洲之间的交互作用，开启了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至今不过500 年左右时间，且尚未结束，但已不属于丝绸之路范畴。

纵观古代欧亚大陆的全球化历史，不难发现，汉唐中国、阿拉伯帝国和蒙元帝国发挥了主导作用。汉唐帝国强力抵抗驱除匈奴、突厥两大强势游牧民族西迁，促进了陆路丝绸之路的大畅通和经济文化的大交流。阿拉伯帝国地处东西方之间，一方面把在欧洲失传的古希腊文化整理和传承给欧洲，另一方面把先进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四大发明”传给欧洲。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蒙古大帝国，使幅员广阔的欧亚大陆不同民族和文化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交融，丝绸之路臻于海陆畅通的繁盛阶段。

丝绸之路推动了欧亚大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认知和文化交融，实现了古代社会农耕、游牧等主要经济形态之间的交互作用，开启了人类社会全球化、逐步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漫长征程。从历史趋势看，随着物质科技手段的进步和民族交流语言障碍、文化隔阂的消除，全球化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发展趋势。

结语

古代丝绸之路上下3 000 年，陆海五道连接亚欧非三大洲，东及东北亚，南环东南亚、南亚，西贯中亚、西亚、东欧，远达西欧、东北非海岸，几乎是古代整个文明世界，沟通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和中世纪儒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文化圈，促进了中古时期人类社会农耕、游牧及渔猎、商贸、海洋等主要经济形态的交互关系，是人类社会全球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

丝绸之路是古代沿线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在漫长的兴衰起伏和时空转换中，古印度、古埃及、波斯、阿拉伯和中国等重要文明古国都曾发挥重要作用，作出过独特贡献，在平等互尊、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中谋求国家发展。尤其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以其自身的先进、博大优势，在输出优秀先进文明成就、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融汇了许多其他周边和外来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了自身吐故纳新、历久不断的更新和发展活力，铸就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和而不同的文化气质和人文品格。这种文明交流的样式，具有平等互尊、和平友好、开放包容、求同存异、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特征，不妨称之为“丝路模式”，其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具有至深至远的意义和影响。

丝绸是自然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她对人类生活和世界文明的贡献，丝毫不亚于四大发明和瓷器、茶叶。丝绸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是艺术与生活的最佳结合载体之一，深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和认同。丝绸的艺术品质和人文活力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丝绸的文化价值超越时空，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

青海都兰热水墓地出生北朝黄地卷云太阳神锦纹样

以富有中国特色和东方特质的丝绸和丝绸文化为中华文化的新“图腾”，汲取古代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丝绸之路”和“丝路模式”的历史智慧，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是当代中国作为新兴的崛起中大国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大国对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一大义举，是中国在世界政经版图上描绘的中国与世界未来一个历史阶段发展的一大壮举，它将深刻而久远地影响未来中国和世界政经发展的大势，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构建出了一个和平发展、进步繁荣、幸福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大目标和光辉愿景。“一带一路”从“丝绸之路”走来，是“丝路模式”的继承和发展，它预示着崛起的中国将回到世界的舞台，担当人类的责任，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原载于《丝绸》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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