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佛教文化| 当“西天取经”已成为常态

慧炬常明 202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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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土佛教文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和进步，佛教真正融入了中土文化根脉，赢得了贵族、平民的普遍认可，梁启超先生“佛法确立，实自东晋”之说法恰如其分。觉贤的事迹已证明即便到了刘宋时期，长江以南的佛教文化氛围依然很浓，南朝都城建康已经汇聚了大批高僧，而北方的佛教文化氛围以长安最盛。东晋后期一位僧人正是从长安出发开始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佛教生涯，他就是法显。

法显早年“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隆安三年他与慧景等人“发自长安，西渡流沙”，他们的西行路线充满艰辛，“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到达葱岭后“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后又“遇寒风暴起”，法显“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终“将至天竺”；后又“诣耆阇崛山”，以诵经念佛之举使经常吃人的黑狮子“低头下尾、伏显足前”、“良久乃去”；至迦施国，法显亲自见识了白耳龙“从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的神奇景象；法显在天竺逗留三年，“学梵语梵书”，“得《摩诃僧祇律》”等经书，后“寄附商客，到师子国”，“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等“汉土所无”经书。法显西入天竺的事迹似乎就是唐初玄奘“西天取经”的前奏，他们都是从长安出发途经西域最后到达天竺的，途中遇到的困难也可比就，最终也都取得了真经，若要拍《西游记》前传法显一定是主人公。

与玄奘不同的是法显归国是走海路的，他“附商人舶，循海而还”，后“复随他商，东适广州”，并沿海路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得到了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显持经像随还”，取经之行圆满结束。不过法显认为取经并非他的终极目标，正如他所说：“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便拒绝了青州刺史“请留过冬”的建议，“遂南造京师”，与觉贤合作翻译了《摩诃僧祇律》等天竺佛经，他自己“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他的目标最终在建康得以实现。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师子国带来的经书却并未被翻译。

法显是在荆州终其一生的。他年少时的智慧和胆识与后世日本的一休和尚类同。有这样一件事，“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悉不布施，故致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此类情形一定可以在一休的事迹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版本，难道不是吗？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文化在江左的发展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其他地区，至刘宋时期，建康已经成为全国佛教文化中心地，这离不开宋武帝刘裕对佛学的尊崇，佛驼跋陀罗能在建康终老而未西归就是接受了刘裕的诚心相邀；而出身于关中的法显即便归国也希望到建康译经传法，说明建康这座古城已被打上深深的佛教烙印，它的佛教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都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

不可否认的是法显“西天取经”的光辉事迹影响了一批中土僧侣，释昙无竭（法勇）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慷慨有忘身之誓”，于是便“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此土，远适四方”，法勇一行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较法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路经中原后“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后“复过大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进至罽宾国”时“失十二人”；继而“复行向中天竺界”，“同侣而有十三人，八人于路并死”；“将至舍卫国”时若不是“诚心所惑”，他们恐怕难逃虎口。法勇的西天取经可以说是佛教徒的一次血泪之路，但求得的经书不多，只有《观世音受记经》一部且被他译出。释宝云是另外一个代表，他早年“求法恳恻，忘身徇道，志欲躬睹灵迹，广寻经要”，后“远适西域”，追随法显等“涉履流沙，登逾雪岭，勤苦艰危，不以为难”，“遂历于于阗，天竺诸国”，“遍学梵书”，归国后先与觉贤在长安共事，后与慧远赴建康于道场寺译出《新无量寿》，其经译质量在江左无出其右，正所谓“江左译梵，莫逾于云”。

“西天取经”派不只有法显一个代表人，智严是另外一个，他早年“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遂周流西国，进到罽宾”，智严先于法显西去求经，觉贤能东入中土传法也是听取了他的建议，智严与宝云一样都是觉贤的合伙人，他“常依随跋陀，止长安大寺”，后在刘裕邀请下入建康，“乃共沙门宝云译出《普曜》”等其“所得梵文本众经”。智严的与众不同在于他二次入天竺，不过这次他不是为取经，而是因其“常疑不得戒，每以为惧”，“遂更泛海，重到天竺”，终“得戒”，他决定步行归国，后在罽宾去世，智严的再度西行是一次灵魂救赎之旅，幸运的是他的内心得到了救赎，不幸的是这次西行并未圆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