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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平法库微同城制作 图片来源：辽金文化在康平 1982年，在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辑刊》上，就职于辽宁省博物馆的金殿士先生发表了他写的《祺州踏察记》，，第一次对康平县郝官屯乡小塔子城址进行了全面的介绍，这也是对康平辽金历史遗迹的第一篇综合性考证。文章中，他以《辽史▪地理志》的记载辅以金代辽东刑狱使王寂《辽东行部志》对祺州城的记叙，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小塔子古城位处辽河西岸，与王寂到达祺州后将所获之鱼“持向城东纵急流”的记载互为勘验的实地状况，从而确定了康平康平小塔子古城位辽代祺州。迄今为止，对辽代祺州在康平郝官小塔子城址这一定论，学界给予了充分的认可与肯定，没有任何争议，这也是康平境内发现的7座辽金城址中，唯一一座可以完全确定下城名的辽金城址。祺州城址一经确定，就可以将这座城址的建置顺延到金代，因为在王寂的日记中，对当时金代的庆云县与辽祺州同在一城的沿革关系已经做了清晰的说明，因此，祺州城的考证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对康平地方的历史建置的确定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辽代墓葬较具规模的考古发掘，是在小城子镇的后刘屯村北沙坨子中进行的。1986年夏，根据当地农民的报告，这里发现了辽代墓葬，县文物管理所把情况告知当时的铁岭地区文物管理办公室，经上级同意，决定对这座已经被破坏的辽墓进行抢救性清理。这次发掘共清理了两座砖室墓葬，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辽代文物，而重要的考古收货还在于，通过对后刘屯辽墓的发掘，可以明确指明这里是一处辽代建国后时间较早的贵族墓地，从而填补了康平境内以往缺乏较高等级辽代墓葬的空白。特别是在后刘屯一号辽墓中出土的白釉鸡冠壶，代表了辽代契丹族此类器具的早期形制，现在已经成为学术界在各期相关研究中经常引用的代表性和指证性器物，康平后刘东屯辽墓群的影响与知名度也随之有了较之从前更大范围的进一步扩展。 而几乎就是同时代或此后不久，省考古研究所得冯永谦先生也在《社会科学辑刊》上发表了他写的对辽祺州的研究文章。因为是专业考古工作者，他这篇文章更从田野考古的角度，通过对城墙堆积层位变化的观察，发现祺州城的城墙应有始筑和增补两次构筑的过程，多角度地考证了小塔子古城的历史科学价值，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金殿士前篇文章的一个补充。 之后，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全省文物普查的结束，康平境内包括辽金遗址城址和墓葬在内的大批文物古迹被发现，从根本上推翻了早先一些人头脑中认为康平只有几百年开发历史的印象，把康平历史年代的标尺向前推进了几千年。有关康平的一批考古新资料也陆续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人们对康平文物考古与历史文化内涵也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多年以后的1996年，时任铁岭市博物馆副馆长的裴耀军将在张家窑林场清理的辽墓编号为一号辽墓，并写出清理报告，发表在《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1期。张家窑一号辽墓出土的文物，是康平县最早经过科学发掘手段获取的珍贵考古资料，对研究辽代早期乃至辽代建国以前契丹部族的生活习俗、墓葬特点、生产工艺和文明程度都是不可或缺的实物佐证资料。1993年康平划归沈阳以后，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张家窑辽墓也做过详细的调查，并对其中已被盗掘的古墓进行了清理，虽然墓中随葬品已被盗取一空，但对辽代早期墓葬形制确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沈阳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俊岩先生将清理报告发表于《博物馆研究》1997年1期。实在应该感谢20世纪80年代初的那次全省文物普查，正是由于有了那样一次文物普查，文物界很多原来田野资历很浅的人从那样的经历中才获取了充足的营养，丰富了阅历，加上当时的留心与日后的努力，渐渐成长为所在单位或所在区域文物考古方面不可多得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在受到人们羡慕和尊重的同时，也为当地的文物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少青，就是这样一个专家学者。 很多熟悉张少青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在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之前，只是县文化馆里一名普通的美术辅导干部，因为工作需要，县文化馆里要配备一名文物干部，考虑到他的年龄和业务经历，领导就安排他负责全县的文物工作。 最初还是兼职的，一边忙着日常的美术辅导，遇有文物发现情况，他才以一名文物干部的身份出现。1979年，辽宁省为筹备第二年将要进行的文物普查，在辽西朝阳地区办了一个文物考古培训班，张少青作为康平县的文物干部被派往参加学习。在朝阳的经历，使他对文物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第二年开始全省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他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陆续参加了当时铁岭市各县区的文物普查，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业务能力不断得到提高，普查工作结束后，他便用心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康平的文物考古事业，渐渐锻炼成一名在康平乃至全辽宁省文博界都很知名的学者型人物。而说到康平的辽金考古，张少青的历史功绩当然是不可被遗忘的。 全省文物普查结束以后，张少青把各普查队在全县有关辽代古墓的信息的信息综合一起，又把自己的近些年来接触到的有关考古发现材料作了系统整理，写成了《辽宁康平发现的契丹、辽墓概述》，发表在1988年第4期的《北方文物》上，这也是介绍康平契丹及辽代古墓资料的第一篇专业性的学术文章。这篇文章，在介绍了一批以往发现和新近发现的契丹辽墓的同时，还指出墓葬中有一批材料是辽代建国之前契丹部族时期的遗留，这也是这篇文章最耀眼的学术成果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年代较早的马莲屯墓葬的埋葬年代不但契丹族还没有形成，就是契丹族的先族的八大部也尚处在形成的前夜阶段，当时，张少青意识到这是个很早的墓葬，他甚至将邻近地区的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族的墓葬与马莲屯的墓葬也作了形制对比，指出二者的相似性可能是用于文体的限制（资料介绍类），在他以后的时间里，张老师也没能来得及对此作更多的研究，致使一个对康平辽代考古而言有着重要意义的发现忽略多年，不能不说留下了一个深深的遗憾。 20世纪80年代中叶，康平西关乡边台子村出土了一批窖藏铜钱，张少青将这批铜钱拿回文管所，他戴着老花镜一枚一枚地细细清理，登记造册，对这批铜钱的考古价值和窖藏铜钱出现在西关边台子的历史原因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写出了介绍和研究文章发表在1989年第4/5合刊的《辽宁金融》上，这篇文章不但对康平金代窖藏铜钱作出了清理与分析，更重要的是，康平一些文物爱好者也从这里获得了古代钱币知识，不断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少青先生也可称为康平古玩收藏界的一位老师。 1986年起，铁岭文物管理办公室（铁岭博物馆前身）与康平县文管所联合对在康平小城子镇后刘东屯发现的辽墓进行科学发掘，前后两次、历时两年在荒漠沙丘中进行的辽墓发掘收货甚丰，对辽墓特殊形制有了零距离的接触和认识，而且也出土了一批包括鎏金双凤铜冠、白釉鸡冠壶在内的重要文物。张少青将先后两次发掘的情况作了记录写成学术报告，分别发表于1986年10期和1988年9期国家级专业刊物《考古》杂志上，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也是张少青先生一生从事康平文物考古写出的最后一篇关于辽代考古的论述。后刘东屯所出白釉鸡冠壶作为鸡冠壶形制演变的早期典型器物，被当成辽代瓷器考古中的标型器被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反复引用和论述，凡论及辽代鸡冠壶演变的课题，康平后刘东屯白釉鸡冠壶都是必被提出的辽代早期代表性作品。 除了对辽代墓葬的田野发掘材料进行整理，他在介绍本地古代文化成就、推介康平历史人文底蕴方面也做了很多颇有成效的工作。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他编写成《康平文物考古》的小册子，把康平包括辽金时代在内的从远古直到清代建县的一些史迹资料系统发表，很多康平人就是在他编写的小册子中对康平历史发展的脉络才得以初步知晓的。作为一名县政协委员和文史委员会成员，他认真履行职责，为后来人做出了锲而不舍、踏实工作的好榜样。张老师可以在九泉之下欣慰了：在辽北最早发现并发掘的顺山屯遗址处不远，颇具规模而又内涵丰富的康平博物馆已经建成。这个县级博物馆不但在沈阳市各县区内首屈一指，荣拔头筹，而且在全辽宁省县级博物馆建筑面积和各项博物馆指标中也都名列前茅。县境内各时期历史遗迹遗物仍在不断得以发现，一批对文物事业充满挚爱的业务新人正在成长。张少青先生已经逝世多年，他对康平文物考古、对康平辽金考古与文物研究做出的奠基性的工作，历史时会永远铭记的。 康平辽金时期文化的载体多数辽代墓葬，生活居址的发现只是一处处在地表发现陶瓷器残片的遗址。相比之下，人们对康平辽代墓葬的认识要远远超出对当时生活居址的认识，这多半是由于以往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对墓葬的发现容易引起注意，而生活居址却等同原野大地，土里边出几块碎瓷烂陶没人会把它当回事儿的缘故。但遗址和墓葬在考古学文化分析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是等同的，至少是不啻于墓葬的。由于各方面原因的限制，遗址面貌一直都处在朦胧状态之中，这种情形直到2005年阜新至四平高速公路沿线考古调查之后才得一改变。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大型的基本建设之前，必须经过文物调查勘探。为了配合阜新到四平高速公路的建设，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依法对公路设计沿线进行考古调查，在两家子乡聂家村董家窝堡村北约700米处一个被当地人叫做陈家坟的地方发现了一处辽金时期生活居住址，当年及对其进行了发掘。由于季节原因，发掘工作当年没有结束，转年的2006年对陈家坟遗址继续进行发掘，时任铁岭市博物馆副馆长的许志国先生主持了陈家坟遗址第二年的发掘。这次发掘是康平辽金考古的一次重要工作，出土无论是遗迹还是遗物都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辽金遗址的认识，虽然发掘面积受施工影响的范围局限只是整个遗址的一小部分，而且尚处于在遗址中心区的边缘地带，但灰坑、窑穴、房址等遗迹现象一应俱全，铁器、瓷器、陶器、铜器也都不同程度低有所发现和出土。陈家坟遗址更大的收获还在于，在这处遗址中，第一次发现了冶炼的一集，证明了辽金时期的金属冶炼可能不仅仅限于官办的作坊，即使在乡村僻壤，这种冶炼也已经深入到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颇有些现代乡村“铁匠炉”雏形的意味，而这种情况和当时社会对铁器的需求态势是紧密联系的。陈家坟遗址发掘的意义，在于这次发掘把以往人们对康平辽金时代文化遗存仅仅是墓葬形式的单纯认识改变了，使其在遗址认识方面得到了新的拓展，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出土的遗物遗迹直接向人们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日常景象，从更深刻的层次和更广泛的角度解读了辽金文化的面貌及其反映的相关精神世界的内容，从文化发现的意义上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今后康平辽金文化的研究与探讨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是历史，是环境，是时代，使康平辽金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走到了今天。回首康平辽金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程，展望康平几乎等同于现代村落数量的遗址布局，站在7处颓坍的城墙根下，有骄傲，有欣慰，也有无奈和遗憾。奋斗了这么多年，努力了这么久，收获诚然是取得了一些，但这些收获中还是缺乏那么一点高层考证力量的支撑，已有的成就本该被赋予的雄辩历史理由现在还是缺少，精微的学术头脑还没有光顾文物库房里那些积攒多年的宝贵文化财富。康平这多这深厚的辽金文化家底和蕴含，与眼前已经取得的些微成绩尚不成比例，前面的路还很远，弘扬康平辽金及各时期历史文化的责任与义务洪钟般震响在我们心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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