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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与济南之缘

 苏氏信息平台 2020-07-18

▶苏东坡与济南之缘


苏东坡读书堂碑的千年故事

 按:应《非常简》杂志约稿,俺就苏东坡题读书堂碑写了篇小稿。此文据基本历史史实,添加了些演绎和想象,姑且算是小说体吧。这种写法,对俺来讲,也是个实验品。请大家多多指正。鉴于《非常简》2008年第一期已于上周付梓,我就又修改了一下,今天在生活日报重发了一遍,呵呵。

旷古文豪两次来济南

题记刻石今花果飘零

    苏东坡“读书堂”碑的千年故事 

     430年前的一天

 话说明万历初年,也就是430年前的一天,在济南府以东约30多里处的王舍人庄,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村民在修房挖宅基的时候,从地下挖出一块高四尺五寸,宽一尺九寸的大石碑,上刻“读书堂”三个大字,字径一尺二寸。挖出大碑的地方历来有个名字叫“读书台”,并有北宋齐州知州王临所题的《题故龙图侍郎张公旧隐读书堂》诗碑立在原址,“读书堂”大碑的出土应该和这位张公有关吧——这似乎并没有引起村民们过多的惊讶。

    真正让人们感到震动的是,闻讯赶开的一个秀才在仔仔细细端详了“读书堂”三个大字下方的“熙宁十年二月朔子瞻书”落款后所作出的判断——“熙宁是北宋的年号,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字“‘子瞻’,这块碑该不会是他的手迹吧?”“苏东坡的手迹?苏东坡竟然到过我们村子,并在这里留下过墨宝!”人群中炸开了锅!

    按照当时的上报程序,王舍人庄发现宋碑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历城县衙和济南府署。官员们马上邀集济南府的文人学究们前去考证。大家对“读书堂”碑书法惊叹不已,一位颇通济南掌故的老学究脱口诵出金元时期著名文人元好问的《济南行记》作为证据——“绣江留五日而还,道出王舍人庄,道南有仁宗时侍从龙图张侍郎‘读书堂’三字,东坡所书,并范纯粹律诗……”

    如此重要的出土文物,岂能在民间埋没?于是乎,历城知县下令将读书堂碑运往城内的历城县学文庙,作为镇庙之宝立于县庠桥门外,以激励后世学子读书精进。

     930年前的一天

     一代大文豪苏东坡为什么会跑到王舍人庄题字呢?这要追溯到940年前——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初的那一天。

    当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三年期满的苏轼改知河中府(山西永济),还没到任,又改知徐州,行经济南的时候,在这里停留了个把月。在此停留的原因有两个,一则因为弟弟苏辙曾在济南任掌书记(知州的从官),当时也三年期满,正赴京上书,家眷尚在济南,到这里来正好探望一下三个侄子。二则因为时任齐州知州的李常是自己的好朋友,苏轼与李常以及李常的外甥黄庭坚在诗词上多有唱和,途经此地自然要好好叙旧一番。

    上文中提到的龙图侍郎张公名叫张掞,齐州历城人,进士出身,是北宋时期历事三朝的重臣,熙宁七年(1074年)去世,享年八十岁。那一年,苏辙初任齐州掌书记,参加过他的葬礼并写有挽诗。在张掞去世后的第3个年头,时年40岁的苏轼赶到张掞故宅,并留下了“读书堂”墨宝。

    尽管正史上没有详细介绍苏家与张家的交情,但苏氏兄弟的题字和挽诗足以说明,他们对张老先生的景仰和敬重。

    金元文学家元好问写《济南行记》的时间是蒙古太宗七年(1235年),此时距苏东坡题写“读书堂”已是158年之久,济南这块土地上此间虽长期经受女真和蒙古等“外族”的践踏,但读书堂安然无恙。

    在明万历初年出土前,这块碑为什么被埋于地下?各种方志都没有告诉我们答案。据省文史馆馆员韩明祥先生推断,这块碑可能是元、明战乱中被埋于土中的。元好问《济南行记》中提到的为张掞故宅题诗的“范纯粹”,系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的四子,他所题写的诗碑后来已不知去向。乾隆《历城县志》推测,或许是元好问误将“范纯仁”(范仲淹次子,曾在齐州为官)写成了“范纯粹”,因为在范纯仁的《宣忠公集》能找到《张掞侍郎读书堂》诗:“三纪仁皇侍从臣,当时文学动簪绅。高明已入儒林传,旧室长存历水滨。岘首空留王粲宅,香山犹识白公真。他年遗迹应无废,不坠诗书世有人。”可惜,历史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展开。

    40多年前的一天

     40多年前的一天——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历城县学文庙办学的县学街小学准备扩建操场,在没有多大争议的情况下,县学文庙大成殿被拆掉以腾空间。此前,苏东坡“读书堂”碑早已被移进大成殿内。令人遗憾的是,在县学文庙安安稳稳呆了400年的苏东坡读书堂碑在拆殿过程中神秘地消失了。关于它的去向,有多个版本,有人说,它被砸碎了;有人说,它被当作一块普通石料砌进了防空洞;还有人说,他被砸碎后砌进了防空洞。

    韩明祥先生不无遗憾地说,1956年文物普查时县学文庙尚存石狮一对,宋苏轼书“读书堂”碑、清顺治六年(1649年)上谕碑各一通,在明伦堂东边还堆放碑碣五六通。而1982年仅剩下嵌在西墙中的乾隆廿年“明伦堂”碑一通。如今,这块碑也不知去向。

    “薪火相传”是人们谈到传统文化时经常要用的一个词汇,而今天,面对那张只能在济南市博物馆、图书馆才能见到的“读书堂”碑拓片,人们感受到的却是历史的吊诡。

    4个月前的一天 

    4个月前——2007年9月的一天。笔者陪同韩明祥先生再次来到王舍人庄,此时,距韩先生第一次踏访读书堂旧址已有20多年。向街坊们打听“读书堂”旧址,看到的是一脸茫然。再次询问读书堂边的唐槐?一位路人终于指着一个无头的干枯树干说,可能就是它吧。

    在“唐槐”附近,我们叩开了王舍人庄726号院门。令我们惊喜的是,在这个不起眼的门洞两侧墙壁中,竟完好地砌着两块碑,左侧是清《重修读书堂义塾记》碑,右侧就是乾隆《历城县志》所载的北宋王临《题故龙图侍郎张公旧隐读书堂》诗碑。虽然这块宋碑顶部有些残缺,但通过对比乾隆《历城县志》的记载,我们还是能凑齐它的全文:“熙宁逸老旧门墙,少日穷经历水阳。负笈便为稽古地,躬耕兼是养亲堂。已将贤业归书史,尚有陈编秘缥囊。嗣子榖难承世学,至今人爱郑公乡。” 

   726号院女主人张玉香向笔者讲述了这两块珍贵碑刻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她的公爹姓董,是位老红军,1952年住进726号这个小院,搬来的时候,院子里就立着这两块碑。尽管不很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但在“文革”初期,老人意识到它们可能要大难临头,于是把它们藏进了地下室,使它们得以存留下来。1997年,家里翻盖房子和大门,张玉香的丈夫董风珍当时已经60岁了,在没有旁人帮忙的情况下,一个人愣是把这两块大碑从地下室弄出来立在门楼两侧。他朴素的想法就是“省得慕名来看碑的人费事”。

    “村子里正在旧村改造,这里马上就要拆迁了。你们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已经搬家了。”张玉香说。

    听到这个消息,数十年来一直关注“读书堂”碑刻的韩明祥先生为之一震。“张掞是北宋很有影响的一位济南籍名士,从北宋时期的私家读书堂到清代的读书堂义塾,这里断断续续发生的故事,可以说济南文化代代传承的一个缩影。”他认为,这么重要的遗址,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考虑建一个读书堂纪念地,才不枉世世代代人们对读书堂相关碑刻的精心保护。

     另据他介绍,1983年,济南张安新村出土的《张约墓志铭》,撰文者就是张掞。据墓志、苏辙的挽诗及志书记载,张家的祖茔可能就在七里山一带。

    后记

    由于北宋官场的党派纷争,苏东坡墨迹曾一度遭封杀,在其去世三四十年后,皇帝下诏求其遗墨,能找到的作品已寥寥无几。元明以降,“天下学士大夫存先生片纸只字,不啻若获拱璧”。

    了解了以上背景,这位书法成就位居“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首的旷世奇才,其题于济南东郊小村王舍人庄的“读书堂”的价值有多大,可想而知。“读书堂”碑之失踪带给世人的遗憾有多大,难以估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提议,应该据拓片复原“读书堂”碑,而至今,未见行动。

    历遭劫难的它,是不是仍躺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等待着后人的再次发现……  

      附苏东坡济南题刻小考 

   今天,大家公认的史实是,苏东坡一共来过两次济南。分别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和元丰八年(1085年)。但对苏东坡在济南留下的题记石刻,则真伪莫辨,众说纷纭。

 ●趵突泉“枯木一枝”石刻

     北宋,趵突泉时称“槛泉”,位于寺丞刘诏家庭院内。熙宁十年苏轼游槛泉亭墙壁上写下“枯木一枝”四字,后来刘诏让人刻石。此石刻后来辗转到了禹城文庙中,因前来求字或摩拓的人太多,当地官吏怕得罪人,索性把刻石扔进井中,碎为数块。再后来,有人捞出碎石比着笔迹制成木版,可字迹却失去神韵……

这个故事最初记载在《禹城县志》中,后收入乾隆《历城县志》。

●龙洞“敕龙洞圣寿院”石刻

    在龙冬景区的锦屏山北悬崖上,至今能看到“敕龙洞圣寿院”六个石刻大字,传说为苏东坡题写,由于缺乏旁证,这种说法是否真实已难考证。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成书的《历城县志》对这一题刻的来历打了个问号:“《旧志》云熙宁间苏轼书。及谛视之,初无书人姓名,《旧志》不知何据?”

●灵岩寺“苏东坡诗碑” 

   长清灵岩寺至有块“苏东坡诗碑”。内容为: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观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导游的解释是,此诗中的“黄茅冈”即寺南五里的黄茅冈。这种说法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成书的《灵岩志》(马大相著)中能找到记述,该书称苏轼“元佑八年八月二十日余因奉命下齐州祀东岳至灵岩”。但这种说法遭到质疑,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山左金石志》(清阮元·毕沅撰)指出,坡公此诗是元丰元年他在徐州为官时登云龙山黄茅冈所作。道光二十年(1840年)王镇在《济南金石志》中进一步指出,黄茅冈诗在笔意上不像是苏东坡风格,大概是后人所为,不知情的寺僧给刻了石。

●长清真相院塔铭刻石 

   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冬天,苏轼从登州回汴京就职,第二次途径济南。在路过长清真相院(位于长清老城区)时,听说该寺院正筹建全阳塔(今天已不存在),便答应将其弟苏辙所藏的释迦舍利捐献出来为已过世的父母祈求“冥福”。两年后,真相院主持僧法泰赴京找苏轼拜请舍利,请苏轼撰写了《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引》。法泰于当年据东坡书迹刻石,该刻石于1965年在全阳塔地宫中出土,今藏长清区博物馆。此外,法泰去世后,真相院的继任主持文海于宣和三年(1121年)也据东坡书迹刻石一块,幸运的是,这块刻石也传到了今天,现存长清区博物馆。只是由于历代摩拓,这块刻石形神俱逊于法泰刻石。

●诗作

    苏轼题咏济南的诗词只有寥寥几首,保留在《苏东坡集》中《致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中的一首诗意最为悠远:

夜拥笙歌霅溪滨,回头乐事总成尘。

今年送汝作太守,到处逢君是主人。

聚散细思都是梦,身名渐觉两非亲。

相从继烛何须问,蝙蝠飞时日正晨。 

老济南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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