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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经过历史多少蹉跎岁月淘洗后留下来的老照片。照片上，年轻的校官，军容整洁，英武俊毅。单就面容上看来，绝无平板之意，而是那种棱角显峻的面相：颧骨突出，眼窝凹陷，神情俊朗，眼神中透出精干的强光。这就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史明老人年青时留下来的配有军衔的戎装照，当为少校团副。这张照片极为珍贵，是老人去世后，外孙女在网上经过悉心查找，从浙江档案馆网站“黄埔同学名录”上下载得来的。至此，人们才知道曾经在身边的史明老人是列入统战对象名录，有过大经历的人。 史明老人一生经历最惨烈阶段，当属1968年“文革”武斗期间。很多人都是从这个时候知道他的名字的。当时康平西部，特别是二牛所口公社，人人都知道，最近揪出来的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大队部关押审讯，昼夜不停，被打得皮开肉绽……几乎一夜之间，这个在杜家窝堡落户，诚实劳动的史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真的从其人生的反面出了大名了。 史明何方人氏，因何来康平落户，祖籍世家有着怎样的背景，平生经历怎样的动荡与人生变故，有无历史定论等等。这些被人们口口相传且十分神秘的历史问题，在那混乱动荡的时期，无法向世人澄清明示，只能越传越神，人们印象中的史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奇色彩：国民党军官、潜伏的特务、阶级敌人、深藏多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等，人们做着各种猜想，莫衷一是。现在，历史进入新的世纪，又走过一程，史明老人作为普通的公民过着普通百姓的晚年生活，活到94岁，已于2009年去世，尘埃落定之后，把老人的个人经历以及家事记录下来，将历史真相呈示给大家，该是时候了。 史明出生于民国初年，在同代人里算是文化较深的一位老人，直到晚年仍不间断阅读学习。落实政策后，他定居在康平镇，人老了，世间杂念无挂，闲暇时间充裕，到县图书馆读书看报便成为了他晚年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时间长了，306号读者史明老人为馆里人所熟悉，成为人人肃然起敬的一位特殊的读者，相敬如宾，图书馆副馆长尹喜君更是经常同老人一起交流攀谈，以致成了忘年之交，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二人在交谈中，陆陆续续就老人的身世、经历、家事等方面，叙谈了整整三年有余，老人把一生中不愿示人的内心秘密都吐露给了年轻的朋友。一直到了老人去世八年后，笔者找到他的女儿史小林会面采访，尹馆长才把一兜老人留下来的资料亲手交到他女儿手里，打开一看，笔记本、阅读剪裁的报章杂志资料、家里多年存留下来的珍贵照片等都在这里。经过岁月尘迹的浸染，照片和所有纸质资料都已发黄褪色。睹物思人，史家女儿的手有些颤抖，诧异之后，眼睛里湿润了，短瞬的沉默之后眼里又放出光亮来，口中不住地说：“我说呢，家里的老照片怎么一张也不见了呢……”说着便向父亲的好友连连道谢。史小林陪着大家一起仔细翻阅着那部载着史家历史故事走过来的老旧影集，一边翻看，一边详细介绍史家的史实经历，还有细节片段，仿佛走进了遥远的历史长河，沉侵在故事发生的历史环境氛围之中…… 史明老人祖籍江苏武进县，1917年出生于汉口，据家族老人在家史讲述的故事中判断，史家应该是一个文化根基深厚的望族，因为史明的祖父及以上诸辈曾经在北京史家胡同居住，而他的父亲与当时的民国中央政府要员有着亲密过从。据史明的女儿史小林回忆，父亲经常把爷爷的故事讲给她听，说爷爷年青的时候在北京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差事，后来工作不顺利丢了谋生职业，便找到南京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蔡把爷爷安排在教育部下属部门做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还有，南京中山陵某某碑文也是这位做小学教材编修的爷爷书写的……从这些来看，史家祖辈是有深厚学问的，并与政府大员交好，同学、同事、部下、朋友或其他交情？具体细节晚辈不得而知。更为有趣的是，曾经有人猜想：如果红楼梦的史实故事肯定发生在北京的话，那么，史家胡同的史家，祖上会不会是“贾、史、王、薛”中的大户望族之史家？不管怎么说，史明这一支史家一定是京城里的大人家，并且与南京方面有关的望族血统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些暂且不提。 史明年轻时勤奋好学，有一定文化基础，正是血气方刚之时，面对日寇侵华的累累罪行，满怀报国之志，经他的长兄史顺（黄埔军校毕业，国民党军队团职军官）的引介，于1935年在汉口参军入伍，不久考入黄埔军校，作为第十六期学员，他立志报国，苦心专研军事理论，苦练两军对垒中的战术本领，取得了优异的学业成绩，毕业后到国民党第54军榴弹炮营任参谋，后提任为副营长（当时的营长是汪必臣，此人解放后转为人民解放军任职，赴抗美援朝前线战场，屡立战功）。 史明在对日作战的前线，身先士卒，屡立奇功，在著名的长沙保卫战中，表现出色，多次受到表彰和上级的提携。然而，作为少校团副的青年史明，在抗战结束后的国共两党军队的拉锯战中，却畏途不前，内心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让他不解的是，日本被打垮了，为何中国人还要打中国人？他的思想斗争于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全面溃退时达到了顶点。 当时他被临时任命为一艘大型舰船在港口登船装载的指挥官，他持着手枪，指挥着人员物资装载上船。在国民党于大陆最后溃退的岌岌可危情势下，港口岸边人山人海，船舰的舷梯、货舱、甲板，上下乱成一团，人人挣挤上船，无法维持秩序。最后，货物人员挤得满满当当，岸上的人还在往上挤，任人都控制不了。作为指挥，他在甲板上也被挤得无法行动，更让他为难的是，有孕在身的妻子已是临产期，在混乱的人群中却无法挤上船去。身边的副官曾建议用绳索将妇人吊拉上去，史明考虑再三，妻子毕竟是身怀十月的身子，绳索悬吊恐有危险。再者说……内心经历了长期思想斗争的史明，在这一瞬间好似一下子悟透了人生真谛，对于去台湾失去了信心：望前程天海茫茫，我的祖宗三代都在大陆，为何背叛祖宗跟了老蒋去那个孤岛？转瞬间，他主意已定，心说，命该如此！在这去留的当口，倒给我一个很好的借口。他对副官摊开两手显出无奈地说：你们走吧，我不能走了，没办法的事……说完义无反顾地挥着手枪挤下舷梯，回到妻子身边，军舰按时起航离岸，史明夫妇留在大陆人民一边。 据史明老人真情吐露，当时离开港口码头，一心想找到解放军投诚吧！可是，临近沿海一带解放军还没有到达，他要躲过国民党军队最后收容队伍的眼睛，暂时隐蔽起来。又过几天，上海宣布解放，街上人流喧腾，却不见军队接收管制，上哪里找到解放军队伍接洽呢，一时找不到接头的心里焦急，他自己便壮起胆子，身着军装，徽章佩戴整齐，腰插退下子弹的手枪，跨上马路迈着大步向大街深处走去。心说，反正我是脱离国军留下来的，投诚也好、逮捕法办我也好，反正我是新国家的人了，心甘情愿接受命运对我的种种安排吧。他在大街上这一举动可谓昭然耀目，刚刚走过一道街，就有人报告军政部门，这位国民党军官就这样被当场拿下了。 在被收容期间，得知他所在的部队全布投诚，当年他的老搭档汪必臣也在其中，正在投诚部队集训营开展集训，这下他多日悬着的心放下了，经过身份确认，他也被编入集训营，白天参加军事训练，上政治教育课，晚上办学习班继续接受政治形式教育，妻子王淑文就是在集训营期间，于草铺间把自己身怀十月的头胎生了下来，竟是一个男孩。经过一段集训，解放军首长对受训的大小军官进行谈话，汪必臣等众多营以上的军官们愿意转入解放军，当场整编，官复原职，带领部队开赴前线战场。当首长找史明谈话时，问他愿意转为解放军继续留在部队还是回老家？他如实向首长谈了自己的家庭实际情况，妻子刚刚生产，他要陪妻子回她的娘家辽宁北镇，愿意解甲归田。军政部门答应了他的请求后，他便卸下戎装，夫妻俩抱着婴儿一路北上到北镇县乡下 投奔岳父家安顿下来。 二 生活上有了草率安顿以后，在北镇的那段日子里，史明感到了生活的安适。全国解放，乡村的和平生活远离了枪炮声、飞机轰炸声、两军对垒厮杀的叫喊声，一切都变得那么平静、安详。又兼中年得子，标准的小日子无牵无挂，自己安全地从前线回来了，妻子顺利生产，虽然儿子降生是在自己被俘那样落破的环境里，可孩子是安全的，北方农村的热炕头给生活带来了暖暖的生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可是，让他不得安心的事情终是出现了。岳父岳母是一对朴实的北方农民，开始相处还是挺融洽的，农家完好的四间房屋，分开东西两套居室，他们三口小家就住在岳父的对面屋，刚刚立户过日子，缺东少西老两口有什么拿什么，不断的接济他们。岳父是一个没说道的老头，而岳母却是一个要强好胜的乡下女人，在岳母主导下的这个家庭，当时在农村也是一个积极上进的门户，时间长了，社会上的反映有些不对头，史明毕竟是一个有了历史污点的人物，在岳父门户跟前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一家人感到了社会上的压力，岳母受了政治形势教育，思想变得越来越激进起来，经常跟女儿讲：你们在这我们一家跟你们背着黑锅，我们老两口子岁数大了，不求什么出息倒也罢了，你的兄弟妹妹们还年轻，赶上了新国家，得求进步找出息，你的姐姐、妹妹，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都没订婚，连个人家都嫁不出去，你不考虑考虑？老人说的一段话含义很明显，就是不想接纳他们了，让他们远走他乡才好。有时母亲背后甚或当着女婿的面就劝说女儿与丈夫离婚，可是女儿不同意，再劝，竟然是坚决不同意！没办法岳母开始往外轰撵女婿史明，让他一个人走与女儿脱离关系。这真是一个让人焦虑不安又无法辩驳的事情，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哇，经济上靠人家接济，政治上又连累了人家，自己又怎能心安理得地在这儿长期住下去呢？ 挠头的事情困惑着这个在南方长大且军人出身的汉子，怎么办呀？国家初定，一切还没走上正轨，寻找一条什么出路才适合自己呢？一段时间过去了，上级大政方针很快下来了，建设新中国人人做贡献的热潮迅速掀起。1950年，正是刚刚建国百废待兴的时期，大城市工业要上马，需要更多有文化的人才，史明仔细思考了一下，虽然自己有过历史问题，但新国家新政府没有另眼看待，只要为国家做贡献，人人平等，一视同仁。自己是有一定文化的，不能老蹲在家里荒废了，把自己这点文化知识贡献给新中国是最要紧的。于是他报名参加了省里招募的基础文化考试，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沈阳铝镁设计院，开始在测量队工作。参加工作后不久，测量队即转赴哈尔滨驻地开展测量作业，史明把妻儿带上随工作单位离开北镇到了哈尔滨。新的工作，新的生活环境令人欢欣鼓舞，妻子王叔文也不想在家里吃闲饭，走出去找一份工作，和新中国的姐妹们一样上班，为国家做贡献多有女性风采！她原来在家读过书，已经高小毕业，这在当时妇女群体里算是文凭很高的了。她背着丈夫在家里加紧学习文化课，一段时间以后自觉有了把握，就报考了一家财会学院，竟然一举考中被录取了，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呀！一种吉祥、幸福、美满、祥和的气氛充满了这个开国伊始就独立创业的小家庭。夫妻俩憧憬着未来的前景，也筹划着眼下的生活安排：这个在上海集训营中生下的孩子才三岁，淑文要上班孩子就得找人带着。当时淑文的姐姐是位老大姑娘还未嫁人，在娘家是一个闲人，夫妻俩合计一下，让姐姐给带孩子，并付给一定报酬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经过通信，姐姐回信同意了，王淑文欢欢喜喜，立刻启程把孩子送到老家北镇乡下，孩子由亲姨娘带着，是万无一失的最佳安排。 中国的一句老话：祸兮福所致，福兮祸所伏。人在福中安知祸亦在相伴之下。王淑文带着孩子和行囊上了火车一路南下，好好的孩子却突然肚子剧痛不止，车上没有大夫，旅客们围拢一圈束手无策，急性肠炎、痢疾、霍乱？不得而知。王淑文是一个有主意的女人，虽是焦急，但她坚信好好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危险，夫妻俩是那样的坚强，孩子也一定是坚强的！火车到了沈阳站她没有下车，心里祷告着，没事没事的！孩子，挺着挺着！一到锦州咱就奔医院，到了锦州就到了家，一切都会好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孩子的病情越来越沉重，拉吐，昏迷，不省人事，等到了锦州，孩子已经断了气息。一场撕心裂肺的嚎哭，王淑文晕了过去…… 这是一趟伤心至极的旅行，孩子没了，母亲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怎受得了这样沉重打击啊！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开学的日期到了，学校终不见王淑文报道的影子。她是一个情感厚重的女人，她也是一个感情极为脆弱的女人，活蹦乱跳的儿子就在她的手心上停止了呼吸，永远的离开了她，自责、懊悔，她的精神简直彻底崩溃了，什么学业、前途，一分不值，只有孩子是她的一切，其他都不想了…… 第一个孩子就这样夭折了，第二个孩子又在哈尔滨降生，是一个女孩，取名叫小林。在哈尔滨测量工程完成后，史明一家回到了沈阳定居，岳父也被他们请来一道生活，长期带着史家幼小的长女林林。史明是一个有心劲求上进的人，琢磨自己军人出身，虽有文化但和各类专业无关紧要，要想干一番事业，做更大的贡献，自己必须进修，这样，他加班加点地自学，挤出一切业余时间上了夜大专门学设计，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土木工程师，参加各项工业工程设计，受到了单位和上级的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尽了自己一份子的力量，一晃就是十年。 三 1960年，国家政策有变，政治运动进入活跃期，史明被划为有历史问题的人员，调入沈阳郊区的设计院农场劳动，1962年又被以下放户的名义遣送到康平县二牛所口公社杜家窝堡安家落户，接受再教育。至此，他们一家从大城市又一次来到乡村，经受新的一轮更为艰难的生活考验。 当时，史明一家四口，在沈阳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叫史学敏。夫妇俩带着一女一男来到大王家窝堡村杜家窝堡小队安家落户，生活过得十分艰苦。那是一个没有多少收成的秋天，迎接他们入住的是一个废弃的碾道，石碾拖出去了，暂为一户人家的下屋，小队派了两个农民帮助收拾了一下，简单地竖起一张风门，搭了炕扯上席子，一家就住进去了。来年开春，一户人家扒走了房木外地逃荒去了，剩下一围土房框子，队里加乡亲们放倒了一些家园里的树木做梁檩，帮助他们在旧房框上棚起了顶盖，算是建起了单独门户。立家的标准是根据主人的条件而定的，史明一家除了几只箱包装有全部家当外，其余一无所有，土墙是借人家的光得来的，陈旧但保暖性能比新垒的要好得多；顶盖是新的，但也是土的；土屋只做抗寒，土炕倒是够热火的。还有碗橱也是土的，土坯垒起台框，铺上两层秫秸串成的帘子，再抹泥成为格子盛装碗筷。这样的日子也难不倒从大城市里来的一家人，两口子正值中年，精力很足，一经落户便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两个孩子上学，亦不用操心，只是在男劳力的队伍中，强体力的劳动让史明有些吃不消。乡下的农活除了累就是脏，累的吃不消就得拿脏活干。每日入户齐人粪尿得用一个人手，一般的劳力不愿意拿这活，嫌脏。但这活有一样好处，就是一个人的活，快慢由着自己掌握，并且不算太累。于是每天到各户清掏大粪和尿液的活计被史明一人包下了。 在农家过日子经济上会经常遇到困难，油盐酱醋就常常拿不出钱来买，还有孩子念书，史明一家更是捉襟见肘。无奈之下，除了集体劳动之外，一家人向当地老农学习编席子，煤油灯下，起早贪黑，竟然走出一条活路。史明，文化之人心细，妻子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主妇，后来都成为了编席子的能手。大女儿小林放学之后，也不分昼夜贪黑起早参加编织，赚来钱好打发日子呀。 农家的日子漫无边际地过下去，史明一家诚实劳动，不断接受思想改造，已然变成了一老本实的庄户人家。本来农户人家是相安无事的，可国家的政治风云开始不断涌起，一场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掀起来了，很快蔓延到了乡下，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心里开始不断的积累着莫名的仇恨，阶级、阶级敌人、翻找历史、查找血泪账目，从蛛丝马迹到无中生有，从口头批判到伸手打人，武斗的风潮开始了，人们像似中了魔一般怒气冲冲，处处都有阶级敌人被揪出来。这样的政治形势对于早有历史污点的史明来说，应该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了。果不其然，一个不详的午后，史明被抓了，扣押在大队部里，民兵把守开始审讯。史明交代说，我的问题在部队投诚的时候就已经给了结论，还交代什么呢？再交代一遍还是那些事：上船了，妻子临产又下来了，不愿当兵了，解甲归田了…….得了——民兵怒吼一声，这些就够了！“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史明”的口号声震天介响。一连多日，群众集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批判发言、口号的声浪越来越凶狠。一日妻子送饭时得知，专政集团开始对史明公开或半公开地用刑，衣服的后背、肩头印着血迹，眼眶、额头连着一条深深的血口子。一伙土包子，已然不能掌握什么政策分寸，不管什么家伙，皮带、劈柴柈子、炉钩子、铁铲子，手里得着什么就持着什么，向着一付脱光了的躯体凶狠地抽打。一日中午，一伙顽皮的小学生总想看热闹，刚刚爬向窗口，还什么也没看清，只听一声惨叫，那声音非人、非猪、非狗，听得一群孩子毛骨悚然，四处逃串了。背后那哀嚎声长时间地传出来，街坊邻里听得心惊肉跳，那血腥的场面更是惨不忍睹…... 一场场审讯逼供之后，专政小组基本理清了一段时髦的逻辑推理：历史的问题注定了他是反动的、反革命的，表面看来他是老实的，可是对革命怀恨在心，他就是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总一天要反把清算。群众专政就是要经过武斗把这些历史渣滓彻底清除干净。为了扩大影响，一场一场更大规模的群众批斗大会在村部广场上召开，杀气腾腾的气氛使人惊悚不安，拉上台来的史明，已是遍体鳞伤，在一阵阵充满火焰气氛的口号声中，腰身标直、一米七八个头的史明，跪下，低头，再低头，时间长了，已经明显的支持不住，蜷缩成一团，散乱的头发将脸面全部遮盖，已不成人样了。 “打倒历史反革命！” “打倒史明！” “砸烂他的狗头！” 口号声此起彼伏，一些群众疯抢上来，又是一阵凶狠的毒打…… 政治运动的威力就是与其他的手段不一样，史明在肉体上遭到的非人折磨已是体无完肤，而更加厉害的是，经过一场一场的批斗，已使更多的人民群众从内心憎恨这个反革命分子，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史明就是人民的公敌，批判、武斗算是轻的，枪毙或是乱棍打死，彻底埋葬才干净！ 运动越是深入，群众越是疯狂，周围不断传来各种“坏分子”于批斗现场被打死的不详消息，本村的人们就亲眼目睹了一位青年农民，因为两派斗争互相报复而被活活打死的惊人场面：一个投河自尽，一个被报复者乱棒打死。看来史明这个有着明确历史问题的分子在劫难逃！这一点连自己的家人也毫不怀疑了。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专政小组派了民兵在山后悄悄地挖好了土坑，决定次日要对史明展开最严厉的武斗，往死里打，某次出手击中要害，就能使其毙命，然后拉去土坑埋葬。 就在民兵于北山挖坑的夜晚，王淑文拉着两个孩子，在屋地上长跪不起，为丈夫的生死默默祈祷。母亲看了一眼炕上才刚刚出生几个月的男婴，又转过来对视着十五岁的女儿小林和十三岁的儿子学敏，严肃地说：“今晚就是最后的关头了，你爸爸是活还是死，就看明天这场批斗了。咱们娘仨在神灵前为他求求，心都要真诚，不兴跑神儿——”没有灯光，没有星月，屋内一片漆黑，三人跪地，屏住呼吸，在心里一遍一遍地默念着，妈妈生怕两个孩子心不诚困倦打盹儿，就悄悄地说：“你们两个童贞未损，说话一定有准儿。你俩说，你爸能活还是能死？”两孩子想了半天，说不知道。 “那你们猜，使劲猜呀！” 又猜了半天两个孩子抽泣起来，嘟囔着说：“妈，你别逼我们了，爸爸是死是活，全攥在人家手心里，我俩咋能猜得出来呢？” 又过了许久，一家人心理还是惶惶着，母亲说：“那咱们抽纸条吧。” 黑暗中，王淑文拿来六条抽烟纸，按着每人两条的数儿，三条写上一个“活”字，另三条写上一个“死”字，放在一条口袋里，三人轮流把手伸进去摸出一条，然后点上油灯来查看，三张纸条都是一个“活”字，娘仨就破涕为笑，若都是“死”字，就抱头在一起涕泗满面，抽泣不停，说不灵了，再来一遍吧。可是，那遍是灵验的？哪遍是算数的呢？娘仨个自愿自欺的游戏还是一遍一遍的演绎下去，反反复复继续摸着纸条，直到天亮，也没有确定下来福祸预兆，白白受着煎熬。不过，利好的消息还是在次日的上午传来了。 事出有因。前些日子，全乡已有多名莫须有罪名的人被群专打死了，就在前日村上打死了青年张友武，信息报到县里，引起了县革委会的重视，特别是杜家村走出了一位县领导名叫王义，工农干部出身，身兼大王家窝堡大队书记，又被结合进入县革委会班子。身为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王义，得知本村青年死在乱棒之下，终于坐不住了，建议县委会立即开会，根据中央 “要文斗不要武斗” 的指示，发出通知：在全县立即停止武斗打人，避免武斗打人致死的事件再度发生。会议刚刚结束，王义副主任驱车回家乡来，亲自打听张友武致死事件，并当场宣布了革委会的指示。这样，史明侥幸逃过一劫。史家娘仨拥抱着不懂事的婴孩，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终于地把心放下来了。 四 武斗停止了，所有“五类”分子都带上了政治帽子，接受管制性监督改造，统统参加高强度的集中劳动，不得片刻偷闲。打井、挖壕、栽树、修路等等活计都干过了，形势也稳定下来，各种农村基建工程陆续开始，史明所学的建筑知识技能刚好派上用场。比如，村里建青年点、盖村部、乡里建砖厂、县里在乡下建示范农场等等，此时都采用砖石结构，有了一定技术标准，普通农民无法胜任，上级就找他来设计，画了图纸，拉线测量，基础完成后，他要领着民工，亲自拿铲砌墙，活计干得标准，引来一片赞扬之声，他开始得到了一些尊严，家里家外，日子过得平静安心，他就满足了。 史明，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在头上，家人便都有了一个“四类家属”的称谓，人前背后不敢抬头，众人面前不敢说话，自卑，深深的负罪感压在背后，几个孩子幼年成长，失去了阳光和快乐，畸形心理一辈子都无法改变了。一晃，大女儿小林读书九年毕业，又在小队劳动几年，眼下到了婚嫁年龄，父母都认了，不可能有什么挑选的余地，有谁家愿意讨四类分子家的姑娘做媳妇，咱就嫁女出门，别的什么都不用考虑。其实小林不是没有选择余地，她去了一趟兰州的老姨家，呆了整整半年多，老姨是随军家属，姨父是兰州部队炮兵师后勤部副部长，老姨视她为亲生女儿，百般的想留下她，凭姨父的职位留下她参军入伍或是找份工作又有什么难事呢。可是，她什么都没说，把家里的遭遇全都瞒下来，只有自己知道，家里这么一个环境，她是老大，父母最给力的帮手，两个小弟还都不懂事，她若是远离家乡，再有风吹草动，这个家该怎么办？她含着泪告别了姨母，告别了获得一线希望的西北兰州，静静的回到了这个令人伤心却不能离开的小村子，按照父亲的意愿出嫁，在农家生活一辈子。 史小林结婚后两年，“文革”宣布结束，在拨乱反正大快人心的日子里，宣布了彻底摘掉史明头上的政治帽子，给他平反落实政策，全家安置在康平县城落户，大儿子史学敏顶替父亲回到沈阳铝镁设计院接班工作。真是拨云见日，一天云彩都散了呀！ 后来，有人曾问过史明的老伴王淑文女士，说这么多年政治运动不断，你跟老头受了那么多的罪，没想过跟他断绝关系，脱离苦海？王淑文笑了笑，摇着头说：压根就没那么想过。老伴继续说：“我坚信，史明是一个讲情义的好人。他重任在身，我上不去船他二话没说就跟我回来了，当时他若为了自己的前程，把我丢下，就是找一千张嘴也说不回理来，这在国民党军队里也算是很正常的小事一桩。他没那样做，我也要做个讲情义的人才对得起他。”老伴长出一口气：“人呀，有良心在。我老头对我好，天地良心瞅着呐，等他遭了罪的时候，我能忍心离开他！”老伴又说：“你没看见电视里，台湾那边老军人，老婆孩子扔在大陆，腰弯了，头发全白了，哭成泪人似的，肠子都悔青了吧？我们没有做后悔的事。挨斗的时候我就跟孩子们说，你爸爸从船上下来为了什么，不就是团圆嘛？我们死活都要在一起！” 史明晚年的生活，过得相当平静。好似人的一生有多少难都是有定数的，国难、家难都经历了，他本人也算灾消难满了，该过上一段好日子了。其实，他是赶上了国家安定兴旺的好时光。史明老人回过头来总结一下个人前半生的经历，深深感悟到，国家稳定、社会安定，家庭才能平安，这才是每一个人的福气呀！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史明老人除了几次外出会友，联系一下当年的老同事、老战友而外。其余时间就是守在家里，读读书，同老伴过好晚年的平常日子。他怜惜老伴王淑文，跟他遭了大半辈子的罪，这回该好好地过点舒心的日子了。 一直到晚年，康平图书馆是他每日必去的地方，阅读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生命是坚强的，在阅读中获取精神营养和人生力量，这位九十岁的老读者，步履蹒跚，住着拐杖又上楼来了。听得那沉重的拐杖钝触楼梯的笃笃声响，人们就知道老人来了，便给他打理好了座位。 老人一生经历的太多，内心苦楚也积存的太多，就是家里人他也不愿吐露更多，很多事压在心里，经常交心的就只有图书馆副馆长尹喜君了，尹馆长对老人的经历很是好奇，经常抠根问底，老人也就拿他当个知己，经常讲一些经历的故事给他听，其中有一段同共产党交通人员相交叉的历史镜头也讲给他了。据尹馆长回忆，具体年代、地点都记不住了，故事情节却记得真切。那是国共两党军队对峙期间，解放军和游击队被围困在山区里，口粮、经济都出现了极大困难。一日，史明在哨前带班，一个中年男子化妆成当地农民挑着一担食油过岗，被士兵拦下，找到了当班的史明，史明上前盘问，又亲自翻查油桶，结果在食油下面发现了好多银元钱币。油还算说得过去，可往共军占据区运送钱币这是犯大事的，按常理应立刻拿下，坐牢蹲大狱都是躲不过去的。当时那男子找出好多理由辩白解释，史明经分析判断也明知是解放军的细作，但又一想，里面的人也是人，也是张口吃饭的，得放一马就放一马，为共管区办点好事，也是积德。于是，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百姓吃的油水，过去吧。” 几十年过去了，还是他在沈阳铝镁设计院工作的时候，一天忽然有人来找他，见了面他根本不认识。那人把他叫到一边，自我介绍说，他是当年挑着担子过岗卡的那位游击队队长，千辛万苦才打听到这里，终于找到了恩人，是专程来感谢他来的。 从这个故事上看，那件事是非同小可的，史明为共产党做了一件好事，不光是钱币物资运过去了，也把那个游击队长个人保护下来了，难怪他千辛万苦找到这里，执意感谢他呢。 晚年的史明和老伴王叔文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一如过眼烟云。现在回过头来为这位从黄埔走出来的过世老人写传，他的经历是那样的曲折，令今天的年幼者不可思议。但人的良心总是存在的，天下公理没有泯灭，史明老人离开这个世界已有八载，盖棺定论无可厚非，以下问题应该澄清，以示后人。 其一，史明老人为抗战而参军，亲自参加长沙保卫战，对于中华民族是有功绩的。 其二、史明的亲身经历与文革时造反派追究的历史问题，在情节上并无太大出入，但以武斗形式逼供定罪是不正常的。 其三、史明一家在文革武斗期间，承认历史，逆来顺受，家庭亲情浓厚，没有出现夫妻分裂，子女反戈一击、划清界限、断绝父子女关系、违心攻击父亲的悲剧。展示了人性中血亲传统伦理最真实的一面，维护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人伦观念。 其四、文革结束后，史明一家生活得到保障，平反后子女得到安置，他本人在和谐社会中平安度过晚年，活到94岁无疾而终，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统战政策得到落实的最好见证。改革开放后，类似史明老人的一些历史问题不在继续纠缠，党和国家以更大的开阔胸襟，包容历史，只要做贡献，爱我中华人人有责，公民人人平等，这些理念将最终抹平历史伤痕。 （ 文:王甸葆 卢宪阁 尹喜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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