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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旗 1968年9月18日，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康平县山东屯公社前山大队后温家坨子小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6年初抽调回沈阳，到沈阳市高中压阀门厂当了一名工人。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当年我们这些意气风发的小青年们已经陆续的进入了花甲之年，但是回忆起四十多年前和广大农民在一起工作、生活的情节，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在下乡前，就已和邻居赵大哥学做木工活，因此下乡时间不长，就被队长安排和老孙木匠一起盖房子，打农具。尽管很多农村老木匠没有读过几天书，但是他们的聪明和睿智，以及在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确实让我非常敬佩。因那时木料非常缺乏，很多农民家里盖房子的木料有的弯弯曲曲，连一条直线都打不出来，但是这些老木匠就用借线的方法，能将房梁、檩子的铆榫结合做的规规矩矩，这样，竖起来的房架子也是方方正正的。 当我们打板柜、木箱，木料不够宽时，只要将拼到一起的木板顺着木纹刮直，挂上胶粘到一起就可以了。但是当木料不够长时，比如农村连二炕的炕沿和圈房梢时的弧形木料，这些农村老木匠就用一种叫“狗恋丹”的铆榫结合方法将其连接到一起，而其严密结实的程度犹如一根木料般的结实。而这种方法和技巧恰恰是很多城市的老木匠都不会做的技艺。 由于我们下乡的地方比较偏僻，教育水平比较落后，很多老农民没有读过书，但是他们对常用的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理解却比我们都深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那些朴实、诙谐，而又充满哲理的语言和笑谈，也都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刚到农村时，我们二十个同学就坐在两张二米多长的大条桌前就餐，饭盆则放到桌子一头。坐在里面的同学不方便时，就对坐在边上的同学说:“大饼子，给我拿一个。”当时有的农民就笑问我们:“谁是大饼子?”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学就学习主谓语的知青来说，至今想起来，即觉得好笑，又有一种相形见绌的感觉。 下乡时间长了，与农民接触多了，说话有时也就不注意了。有一次早上吃完饭，我刚走出青年点，正好碰到车老板王富从对面走过来，我很随意的和他打了招呼:“吃啦?”没想到他马上回我一句:“谁像你消化那么快，吃完就拉。” 尽管是两件日常小事，但是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对我以后说话，写文章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使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中国语言的丰富性和严密性。 八年的农村生活，既锻炼了我的体魄和毅力，又使我增长了丰富的知识和阅历，也使我和当地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因此当我回城后仍和很多农民保持着联系。尤其是当我在1993年承包某部队的肉食品加工厂后，我就陆续的招聘了当年下乡时所在地老乡的子女来厂工作。这些刚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大多数都表现得非常好。他们认真学习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工艺，其吃苦耐劳的精神又远胜于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由于当时肉制品加工厂很少，而加工产品的原辅材料又都是我亲自采购的货真价实的原料，因此加工出来的产品很快就打开了市场，逢年过节时都供不应求。企业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并先后多次获得区、市、省及有关部门的嘉奖。 出于对老乡多年来的感情，以及对老乡子女的回报和鼓励，在1994年末时，我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只要在我这工作满三年的工人，一律奖励2100元用来购买彩电，并亲自开车送回家去，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只有少数家庭条件好的新婚家庭才有的高档电器。1998年9月18日，我们回康平县参加县委、县政府为我们主办的庆祝下乡三十周年活动，当时康平县已经划归沈阳市政府直接管辖，而市政府正在推行村村通电话政策。当我听说村委会为安电话只能筹集一万元，尚缺二万元的情况时，我和时任沈阳市邮政局局长的董兰园同学各出资一万元为村里解决了难题，使我们前山村很快就安通了电话，不但使在我厂及在外地其他地方工作的农民更加方便与家里联系，也为农民尽快发家致富加强和外界的通信联络做出了我的一点微薄贡献。 随着党的富民政策的不断落实，我们刚下乡时的土房早已变成了砖瓦房，不但是村村，甚至队和队之间也都早已通了柏油路，外出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好。更多的农民不但有了冰箱彩电，还拥有了各种摩托车、拖拉机，有的人家还买上了小轿车。看到我们当年下乡的地方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感慨万千的同时，也为自己能为这种变化做出一些应做的贡献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作者:1968年9月从沈阳20中学下乡到康平县山东屯公社前山大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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