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汾酒：叙千年晋蒙情

公元1696年，从噶尔丹凯旋归来的康熙途径“杀胡口”，此时因为大获全胜，他便在此大宴将士，并为这要塞题写匾额——改“胡”为“虎”，“杀虎口”就成了这座关隘的新名字。

杀虎口，也称西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境内晋蒙两省交界处，杀虎口两侧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其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两山之间开阔的苍头河谷地，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时至今日，由山西通往内蒙古的公路，仍经由此地。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杀虎口闻名遐迩。

杀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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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合陉到杀虎口 

杀虎口最初的名字是“参合陉”。

在《水经注》上曾有记载：“参合陉，北俗谓之全鹤陉，道出其中，亦谓参合口”。

杀虎口是雁北外长城最为重要的关隘之一，《诗经·风》中曾记载有《出车》，描述杀虎口一带抗击外敌的诗歌：“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旗旌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xiǎn yǔn]于襄。”

猃狁作为北方早期少数民族，经常袭扰边境，中原王朝派出边将奉命征讨。右玉县在战国时期属赵，赵孝成元年（公元前265年），赵国就派重兵驻守雁门一带，戍边大将李牧曾多次从这里出击，抵御匈奴的进犯。

隋唐时期，杀虎口一带仍是要塞。隋炀帝杨广自此出行巡边，到大利城（今和林格尔）会晤启利可汗，作诗云：“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帷望风举，穹庐向日开……”

唐代称杀虎口为白狼关，在善无城设静边军防御突厥。安史之乱时，叛军占领山西，郭子仪率部从和林格尔攻入杀虎口，然后就有了安史之乱中唐军的首场大捷静边大捷，此时是公元755年。

到了公元936年，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了契丹，杀虎口一带失去屏障作用。版图的变化也让杀虎口失去了往日的金戈铁马，昔日的要塞没入大漠风沙之中。

斗转星移，在四百多年的明朝，杀虎口再次回归历史舞台。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派遣徐达、常遇春北伐，元顺帝放弃大都，逃回蒙古。正如《明史·兵志》评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蒙古的军事力量并未彻底消灭，北方仍是明代边防的重点。

雁北地区毗邻草原，由阴山南麓东叩杀虎口，便可沿桑干河东进，进逼居庸、紫荆二关，进而威胁北京。所以当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雁北地区的战略地位空前提高，成为拱卫京师的屏障。

杀虎口的关城是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土筑而成，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进行砖包，城周为1公里，高11.7米。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朝廷在杀虎口堡外另筑新堡1座，名平集堡，其长、宽、高、厚与旧堡皆同，两堡之间又与东西筑墙相连，成倚角互援之势。

在康熙初年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右卫城所在的杀虎口陉道就发挥了南进西出的交通孔道优势。察哈尔、宣府、大同等地的官兵，由杀虎口孔道或向南经太原取道西安，或向西北经榆林，最终平息了陕西提督王辅臣的叛乱，影响了全盘战局，为最后击败吴三桂集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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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西口 

清朝以后，杀虎口又成了“走西口”的必经之路。

从杀虎口到后来的西口，经济代替了战争，杀虎口也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一曲《走西口》，将杀虎口马革裹尸的戎马岁月，转变为辗转情浓。

走西口的故事，还是要从康熙亲征噶尔丹说起。

为保障军需供应，清朝政府允许山西商人随军贸易。旅蒙商贸不断发展，之后放开边境，大量山西商人、农民去口外谋生，形成移民潮，称走西口。

内蒙古多伦山西会馆

杀虎口路驿站是为清朝从北京西行，经大同、左云、右玉出杀虎口西去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的驿路所设。

杀虎口与张家口的地理位置一西一东，故杀虎口称作西口，张家口称作东口，出西口之路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分途。杀虎口作为清廷与绥远城将军联系的通道，在清统治内外蒙古和西北地区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兴旺的蒙地贸易，推动了雁北地区的商业发展。“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之人”，首屈一指的旅蒙商大盛魁，其前身“吉盛堂”，就是在杀虎口创办的。

包头·乔家金街

通过“走西口”，大量山西人在内蒙古扎根安家。有研究者统计，今天的内蒙古人，有52%以上来自山西。著名的晋商代表、乔家大院的当家人乔致庸，其祖父乔贵发家境贫寒，正是通过走西口，在内蒙古打拼30年，创下了“复盛公”的基业，有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美名。

走西口是一部艰苦的移民史，更是一部伟大的创业史，它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与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发展。走西口还促进了地域文化交流，是增强地域情感联系的推手，对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汾酒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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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香路

根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针曾对与内蒙古地区的通商贸易做出明确部署，要求每年提供当地一定数量的絮、缯（zēng）、酒、米等物资，到汉武帝时期，在双方的和亲约定中则提出：“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niè）酒万石（dàn）。”

可见，在当时的汉蒙文化贸易交流中，酒的意义非同一般。

及至元朝，蒙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进入到空前高峰期。通过西征和南下，草原文化、汉文化与欧洲文化直接交流，多民族文化在这里融会贯通。

元代汾阳羊羔酒酒瓶

现存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元代汾阳羊羔酒酒瓶，其上铭文为“金镫马踏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汾阳贾家造”。从杏花村到伦敦，距离超过一万公里，在这瓶酒的历史足迹中，我们能感受到文化流动融合的强大力量。

山西与内蒙古地域相邻、血脉相连，历时400多年的“走西口”，打通了山西、内蒙古两地的经济与文化通道，更使两地人们的感情深厚，亲如一家。

“到了内蒙古，对山西人来说，其实也是回家。”

通过走西口来到内蒙的晋商，也把汾酒带到这里，并使汾酒在当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部分内蒙古出产以“汾”命名的酒标

在汾酒副总经理常建伟看来，“山西与内蒙古的交流融合，是一座具有伟大意义的丰碑。因为我们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更实现了感情相融，我们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成就，亲如一家。”

资料显示，内蒙古包头市的地产白酒，最早就是由山西乔家经营的老字号“复盛西”开设酒坊发展而成，所采用工艺便是汾酒的清香古法。汾酒酿造技艺在内蒙古广为流传和赞颂，甚至一直传到俄罗斯，衍生出了今天的伏特加酒。

在山西与内蒙古之间，矗立着中国历史上文化融合的一座丰碑，而在这座丰碑上，可谓处处写满汾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