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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讲的就是汉高祖刘邦在一次执行公务中，在丰西私自放走了骊山徒的故事。可以说，在秦末动乱的时局里，刘邦的这个行为代表了他与秦王朝的公司决裂，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关于汉高祖刘邦为什么要在丰西放走骊山徒的说法，历史学家一直认为刘邦害怕到时交不了差，要受严惩，并无其他政治目的。然而细心推敲，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丰西纵徒不是偶发事件，刘邦并非迫不得已才冒死犯难，透过些许蛛丝马迹，倒更像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活动。 公元前210，刘邦已经47岁，做亭长多年，老成持重，吏事干练，曾多次赴咸阳公干。押送徒夫乃其职守内之常事，以其才干、经验和社会阅历，可以把西行的路线、食宿、警卫等事项安排得非常妥当，而且刘邦以前从未出过差错。然而，这最后一次押送徒夫，却出现了一系列不应有的破绽。 在古代社会，服徭役、兵役是农民极不情愿的苦役，所以封建国家大都采取强制措施，以武装押送、看管。而刘邦这次西行之时，已经出现了公开的反秦活动，按照常理，更应加强护送的力量。 但在《史记》、《汉书》中，我们却没有看到相关记载，刘邦似乎没有配备应有的护送武装，或虽有武装，但根本就没有发挥作用。 《史记》说刘邦“夜乃解纵所送徒”，说明赴骊山的徒夫都被绳索绑缚了双手，即使夜间休息也不得放松，其行动受到极大限制，甚至连大小便都要报告，由押送人员松解绳索后才能方便。因此，徒夫在行进途中自己是很难挣脱绳索的，在严加看管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大量逃亡。所以，“徒多道亡”是极不正常的。 沛县县城距丰邑六十里，至丰西泽也才七八十里且路途平坦，步行恰为一日之程，故徒夫逃亡和纵徒事件皆发生于出发第一天。长途押解，通常是刚出发时防范最严，后半程疲惫困顿时戒备松懈，事故也多于此时发生。而刘邦此次西行，居然在第一天就出现大量逃亡事件，这有违常理。 事件发生后，刘邦说跟县令报告也于事无补，这显然是一种推脱。首先，逃亡事件发生在本县辖境，输送骊山徒又是本县承担的任务，依照封建法律，沛县地方官对追捕逃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县令必然会全力配合，而决不敢有丝毫怠慢。其次，丰沛为刘邦的家乡，刘邦人地两熟，应当说办法还是比较多的。但刘邦既未向上报告，又未组织追捕，亦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这是严重的渎职失职，试问一个成熟历练的老亭长，怎么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最明显的一个漏洞是：宿营地的选择。徒夫上路后，最理想的宿营地应当是丰邑。一是丰邑壤沃野丰，能较好地解决队伍的食宿；二是丰邑城防坚固，能保障住宿安全；三是刘邦的家就在城内，且他有很多人脉资源，随时可以得到帮助。因此，无论从安全要求还是食宿条件论，丰邑都是最理想的宿营地。但刘邦却不选此最佳方案，反而把队伍带到荒无人烟、难以看管、食宿困难的丰西大泽露宿，其动机不能不令人怀疑。 那么为什么过去刘邦的押送人物就能平安无事，这一次押送却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呢？有人说是因为刘邦这次太疏忽大意了。但是我觉得不是，押送骊山徒是关系身家性命和个人前途的大事，刘邦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因此，对于这一系列反常行为，就只能有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即刘邦有意放松看管，为逃亡制造机会、提供方便，并使个别逃亡最终发展升级为集体逃亡。 那时候，秦朝法律严酷，实行连坐制，如对东郡陨石事件的处理。此事刚过一年，人们心理上的阴影尚未褪去，对纵徒的严重后果，刘邦当是非常清楚的：如若在丰邑纵徒，全城百姓将被株连，惨遭诛戮。所以他不在丰邑宿营，而是到荒无人烟的丰西大泽纵放民夫，这样就不会株连无辜，并且便于事后逃亡藏匿。显然，这些活动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精心策划的。综上所述，丰西纵徒显然是一场有有预谋的活动，而非偶发事件。 刘邦为什么置身家性命和个人前途于不顾，而预谋纵徒？史书说：刘邦是“仁而爱人”，我们并不排除这一因素，但是这次丰西纵徒的爆发，我们认为刘邦的主观动机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结合刘邦的个人成长经历，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端倪。 刘邦虽然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哥嫂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妻子吕雉带着子女在家种地，但他的志向却不在田园，而是致力于寻求政治上的出路。他在青年时代就整日出游，广交朋友，终于谋取到泗水亭长这一卑微吏职。但他并不甘心于亭长之位，在咸阳目睹了秦始皇出行的壮观场面，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慨，说明刘邦由此萌生了建立帝王之业的鸿鹄之志。 主观动机的实施需要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个人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秦律严酷，参与谋反轻则杀头重则灭族，因此发动反秦活动必须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才能得到众人的同情、支持和参与。当时具有这一条件且为社会认可者，一是六国贵族，如韩之张良；二是公卿名将之后，如项梁、项羽父子；三是社会贤士，如张耳、陈余等。 而刘邦虽为亭长仍属社会下层，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可恃。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刘邦游手好闲、贪好酒色，其行为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相左，自然不被看好。这样一个被视为“无赖”的酒色之徒，人们当然不会去跟他起兵造反。而纵放骊山徒则使人们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刘邦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黑暗中的希望，其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由此得到极大提升。 主观动机的实施更需要机遇。刘邦在秦末已年逾不惑，思想成熟，性格稳定，他深知实现反秦理想不能操之过急、鲁莽从事，所以一直在观察时变，审时度势，等待时机。 然自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起，秦开始经营岭南和河套，史书说“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阶级矛盾开始紧张。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又兴建阿房宫，并加紧了骊山墓工程，沉重的徭役赋税使人民苦不聊生，阶级矛盾因之趋于激化。而同年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则使社会矛盾全面激化。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后，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公开的反秦活动。人民的怨愤之情和反秦情绪，如同炽热的地火岩浆，在秦皇朝这座大厦下奔突汇聚，秦的统治已经出现了动摇的迹象。刘邦以其政治家特有的政治嗅觉，敏锐地觉察到秦皇朝大厦将倾，实现理想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沛县县令这个时候委派刘邦押送骊山徒，就使刘邦骤然面临严峻的历史抉择：一是恪尽职守，但这必然会得罪丰沛的父老乡亲，等于把自己与行将灭亡的秦皇朝捆绑在一起，到头来只能落个同归于尽的下场，更谈不上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二是顺应潮流，顺从民愿，释放徒夫，与暴秦决裂。这虽然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亦可最大程度地赢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因此，押送骊山徒这趟凶险之旅，又暗伏玄机、祸福相倚，成为难得的历史机遇。刘邦毅然选择后者，果断地抓住这一机遇。此后他不动声色，暗中准备，精心策划，逐步实施，终于迈出了反秦大业的第一步。丰西纵徒后，刘邦的声望与日俱增，虽亡匿芒砀山泽之间，而其后丰沛起兵时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推戴，都足以说明刘邦这一抉择的正确性。 我们看到仅有吕后一人为纵徒所累而被关进牢狱，并且还受到刘邦的朋友、狱吏任敖的保护，此案并未再牵连到其他人。 再从《高祖本纪》中吕后芒砀山寻夫的记载看，吕后享有人身自由，显然并未被治罪判刑。官府拘禁吕后只是做样子走过场，掩人耳目，堵人口舌，风头一过，随即放人。如此处置，说明纵徒大案已经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史书虽然没有关于营救过程的记载，但在沛县官场能够为刘邦化解这一风险的也只能是萧何、曹参、夏侯婴等人。 可以说，没有沛县官府中的朋友们幕前幕后的上下活动、左右奔走、通风报信、开脱罪责，刘邦一家决不可能平安无事。 刘邦出身于一个自耕农民家庭，在民间他有更多的朋友，其中多为贩夫走卒之徒，但亦不乏王陵、雍齿之类的地方豪强。由于刘邦仁爱好施、睿智豁达且能屈己待人，故这些朋友亦多为侠肝义胆之士，他们能够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与刘邦患难与共，追随刘邦进行反秦活动。 比如，后来成为刘邦连襟的樊哙，《史记》本传言之确凿地称其“以屠狗为事，后与高祖俱隐。初从高祖起丰，攻下沛”；《汉书》本传则直言樊哙“与高祖俱隐于芒砀山泽间”。看来樊哙不仅参与了纵徒事件，还是刘邦联系丰沛、夺取丰沛的重要人物。 还有《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了当年随从刘邦在丰邑参加反秦首义，后来成为开国功臣而被封侯的一批人，这批民间的朋友是刘邦进行反秦活动的骨干力量。刘邦正是依靠他们，迈出了丰西纵徒一隐匿芒砀—夺取丰沛的反秦三部曲，成功地打出起兵反秦的大旗。 关于刘邦纵放骊山徒的原因，学界一直沿用《史记·高祖本纪>中“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的说法，即害怕交不了差要受严惩故而行之。但从实际情况考察，这一经典解释又存在一系列破绽。诸如：押送行动没有配备应有的护送武装；徒夫被绳索绑缚，自己很难挣脱；出发第一天就出现大量死亡事件；逃亡发生后，既不向上级报告，又不组织追捕，亦未采取补救措施；宿营地的选择存在明显失误等。 因此，从刘邦在秦末的一些活动来看，他具有纵徒举事的主观动机。经过他多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形成了化解风险、实施预谋的潜在实力和条件。所以我认为：丰西纵徒应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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