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7】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我国的《民法总则》只是对“重大误解”的法律后果予以规定，而对于“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大概只是教科书的任务了。而且，根据“无讼案例”的搜索，裁判文书以“重大误解”作为关键词的大概有三千四百多份，但是判决书对于重大误解的认定却鲜有论述。看来，法学理论的欠缺也就注定了司法实践的贫乏。 在这里，我不得不佩服盖斯特的见识：“我们应记住，绝不应把这里确立的原则视为是确定性的，而应视为从根据经验判决的案件中取得理论性根据的一种尝试。”我们的教科书缺乏的就是这样的见识，有的只是教科书式的呆板与乏味。当然，这也可以回答，在我们的国家，为什么真正管用的是司法解释，说白一点，司法解释有时候才是真正接地气的。 《英国合同法与案例》就是从案件出发的，例如，这本书首先将涉及“错误”的案件分为两类：其一，虽然双方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当事人双方都错误地相信合同所依据的事实是真实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订立的合同，这一类错误称作共同错误，因为错误为双方所共有。其二，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当事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无真正的一致意见，因而法律并不认为这种合同已经成立。这类错误有时称之为单方错误，因为错误只是一方出现的。这样的分类，也是从案件出发的，从而达致理论上抽象的结果。 而事实上，这与大陆法系中的错误理论也是不谋而合的。错误依然体现于从“意思”到“表示”的过程中，也体现于目的意思、效果意思与表示行为的要素之中。即意思与表示实质的不一致是由“错误”所导致的。因而，对于“错误”地认识必须与意思表示理论结合起来。这是与英美法系不同的思考路径，但是二者还是具有一定的融通性。就像《英国合同法与案例》对于案件的分类实际就是意思表示理论的体现。 我们还可以遵循着《英国合同法与案例》的思路，进一步的拓展。从对案件的分类从而推出对错误的分类。这本书给出的第一类错误就是“在订立合同时即已实际存在的错误”，而我国《民法总则》第147条规定的“重大误解”所指即是在法律行为成立时所发生的，即《民法总则》将重大误解的时间确定在法律行为成立时。对于这类错误，当事人虽已真正同意，但其所订立的合同是以后来证明其为以错误的假定为基础的。其实，我们很难拟定一个确定的分类标准，以决定当事人所料想的义务是扩展到包括不可预料出现的情况。但是初步的分类也并非不可能，盖斯特在《英国合同法与案例》给出了如下分类：第一类：关于合同标的的存在方面的错误；第二类：关于所有权的错误；第三类：关于合同标的的性质方面的错误；第四类：虚拟而重要的假定；第五类：疏忽的影响。 这与我国《民通意见》对于“重大误解”的认定规则几乎是一致的。而这应该是司法实践不断总结的结果。 对于重大误解，《民法总则》第147条赋予行为人“撤销权”这就既给了行为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也赋予其“将错就错”的自由。但是，我们对于“重大误解”本身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无论是法学理论还是司法实践，这一块都是欠缺的。如何丰富“重大误解”？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倾注心力的课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