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德镜鉴
□ 本报记者 卢 昱 初夏的平阴东阿镇,奇山秀水,浮清展翠。从东阿镇往南8公里,是洪范池镇。这一带,岱岳西来如万马,千峰去气总相迎。 在洪范池镇东南300余米,有一处天池山拥抱着的小村——书院村。一泓东流泉盘街过户,穿林润木。麦收时节,深绿裹挟下的清凉,随泉水游荡。村民白天在泉边洗菜浣衣,晚上枕泉入眠。时空经纬纵横,400余年前的明朝,从东流泉边到洪范池畔,从谷城山麓到浪溪河边,于慎行的足迹遍布此地。他从这里出发,走向京城,三起三落,最终在此地长眠…… “馆中灯火荧荧” 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35岁的贾三近从峄县出发到东阿,与23岁的于慎行一起,进京参加会试。三月出榜,两人得中二甲进士。 这一年,是科举“大年”。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谓:“惟戊辰一榜……先后宰相七人,真是极盛。若尚书则十八人。亚卿、中丞、三品京堂,则五十二人。” 同年四月,于慎行随贾三近办事于御史台,日随常朝,从此开始登上政坛。五月,二人同为翰林院庶吉士,八月入馆,师从殷士儋、赵贞吉。殷、赵二人,一为齐鲁礼学大儒,一为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后皆入阁。 有明一代,进士在翰林院学习,实为其思想学术勇猛精进的关键时期。与于慎行同时在馆的邵陛曾回忆:“赵先生博我以经济之文,而殷先生约我以身心之礼。虚而往,实而归,盖三岁所,而千古不朽之业已绪修也。”殷士儋讲述词章,赵贞吉精通经济,虽趣操不同,而相得益彰,其主旨在于真才实学。 于慎行也曾回忆当年刻苦攻读的情景:“故日夜程督诸吉士,取古人文博丽者,命之成诵,其评驳文艺,惟责实学,不以空言为质。诸吉士各务强学稽古,以称塞师法,馆中灯火荧荧,或至丙夜。” 同为济南老乡的殷士儋,不仅在学业上对于慎行传道授业解惑,在其应举仕进、乃至其人生道路也给予指导和帮助。早在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殷士儋便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后来他和陈以勤、高拱、张居正同为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隆庆皇帝)的日讲官。 殷士儋做事甚为较真。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关天下的治乱,所以每次进讲前,都要斋戒沐浴,以表诚意。凡是讲到关乎君王德行和治国道理,以及历史上权奸宠宦、外戚之祸时,他就引经据典,言辞激荡,裕王深受感动。裕王即位后,殷士儋先升为侍读学士,掌管翰林院事务。隆庆三年,他兼任文渊阁大学士。不久,因为促成俺答封贡的功劳,晋升少保,升为武英殿大学士。 在于慎行刚刚步入官场时,朝廷内部斗争激烈,殷士儋和高拱矛盾重重。有一次,殷士儋甚至拍案而起,对着高拱骂道:“你驱逐了陈阁老、赵阁老、李阁老,现在为了提拔张四维,你又来驱逐我!你能永远把持这个位置吗?”一边说着一边还要挥拳殴打高拱。张居正忙着劝解,不料也陷入了争吵中。 殷士儋的风骨也悄然熏陶着于慎行。隆庆三年腊月,于慎行父亲的旧友高拱掌吏部。于慎行在济南读书时的老师朱衡劝他去拜见高拱,于慎行则回复道:“政府选拔任用官员,儒臣怎么能插足呢?”自己始终不往。 有关系不找,25岁的于慎行也为此吃了苦头。隆庆四年三月,他被授翰林院编修。五月,入史馆预修《世庙实录》,由此开始了他一生引以为豪的史官生涯。当史官虽然荣耀,可官俸太微薄了。京城居,大不易。于慎行在坚持一年后,“邸中贫甚,不能给朝夕”。加上一向体弱,生病没钱治疗的他,在隆庆五年八月告假归家,这是他第一次归隐。 “所不忘公,惟寸心在” 赋闲在家不到两年,因朝廷启史馆预修《穆宗实录》,于慎行在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四月北发,六月抵京复职。次年二月,充会试天下举人同考试官。七月,因《穆宗实录》成,擢翰林院修撰。 万历三年三月,于慎行直起居注。起居注是记录皇帝言行,为将来撰写国史的文字材料。和于慎行一起被选为直起居注的还有五人:王家屏、张位、沈一贯、沈懋孝、徐显卿。特别巧合的是,这些人与于慎行一样,都是戊辰同年进士,在当时可谓“创设异数也”。 同年四月,于慎行入起居馆。次年六月,他兼纂修《大明会典》,给皇帝当日讲官,直起居注如故。他和其他同事的职责是,在皇帝公开的各种活动中随侍在旁,记录皇帝礼仪方面的记事或行踪,如祭天、向皇太后问安等。其次是写皇帝的圣旨,中央各部重要的奏折、题本、地方大官的奏折。 于慎行为皇帝讲课,前前后后、断断续续有十多年,一直到万历十七年升任礼部尚书始解其事,所谓“早侍讲幄,启沃之功最多”。万历初年,皇帝勤政励学,日御经帏,早出晚休,孜孜不倦。于慎行汪洋恣肆的才学,给年轻的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他主讲唐史,“每至成败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论说,上辄为竦听”。 于慎行之所以能任此要职,除自身过硬之外,离不开一个人的赏识,此人即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张居正让他担任皇帝日讲官,可看出对于慎行的高度信任和持重。作为张居正提携的官员,于慎行认为张居正“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也是其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于慎行对张居正怀有极深感情。在张居正盖棺定论后,他曾撰文道:“亲加祓濯……所不忘公,惟寸心在……含情未吐,负义实深……悼往怀知有泪如倾。” 虽有知遇之恩,但于慎行认为张居正的改革求之过急、政令繁琐,也曾建议他要温和一些。明代官场的蜜月期总是短暂的,在两件具体的事情上,于慎行与张居正产生了矛盾,并得罪了张居正。 一是万历四年正月,御史刘台首先起来弹劾张居正,被逮捕入狱。百官惧怕张居正,避之唯恐不及,可于慎行却前往牢房探望刘台。张居正当面质问于慎行:“我待你不薄,你怎么会这样做呢?”于慎行从容对曰:“正因为你对我很仁厚,我才这么做。” 对此,张居正隐忍不发。而到了万历五年十月,张居正的父亲去世,那时他的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推开。可按明朝丁忧制度,张居正须解职守制三年。由于担心改革和自己的命运,张居正不想在家守制,便向门生故吏暗示向朝廷为其提出“夺情”。获准后,举朝哗然,同僚亦纷纷疏谏,甚至还有当廷遭到杖击者。 此时,于慎行也没有知恩图报,也站出来反对张居正的做法。当年十一月初二,他到张居正的官邸进献自己的意见书。张居正读完之后称善,接着对于慎行说:“我对你寄予厚望,你能成大器,为啥还随人一起为难我啊?”于慎行又从容对曰:“你对我的照顾之情甚深,期望很高,我这么做正是想着报答您啊!”张居正越听越生气。当时,于慎行的同僚都给他点赞说:“你能如此刚正不阿,吾党幸矣!” 于慎行的刚正,在皇帝面前也不折腰。万历六年正月初七,他为万历帝开讲。讲罢,皇帝出内府所藏名画命讲官分别题诗。于慎行不善书法,写完诗后,请人代书,然后将实情上奏皇帝。有人劝他不必实告,他则说:“怎么能说让人代写就是欺君呢?圣上本来就是让咱们写诗啊!” 后来,张居正迫于舆论压力,请假归乡治丧。万历七年三月,于慎行以有病为由提出辞职,回到家乡,赋闲五年。这是他第二次归隐。 “惠而不知为政也” 即便归隐在家,于慎行也偶尔受到京城的波及。万历十年,张居正病危,天下皆为建醮祈祷,山东省郡亦为祷于泰山。 当山东各地众多官员在泰山上,为首辅祈祷早日康复时,唯独于慎行不去。他不仅自己不去,还劝东阿县令朱应毂,晓以大义,最终未去。 一生曾七上泰山,彼时正住在泰山西麓老家的于慎行,为何偏偏不往泰山祈祷呢?于慎行没那么“小器”,在他的著作中有简略记载,可以窥见端倪:“诚以趋事权要之心事其君上,必为忠臣；事其父母,必为孝子。而甘心于此,人奴厕养不足为污矣!” 于慎行还斥责那些争先恐后为张居正祈祷的人,说他们是“小人谄态,无所不至”,是“佞人”。可见,只要不合“大义”,他不为之,其性情、操守,于此事亦可见一斑。 万历十年,张居正逝世,于慎行得以官复原职。张居正生前树敌甚多,死后遭人弹劾。两年后的四月,万历皇帝命刑部侍郎丘橓查抄张居正老家。于慎行本可袖手旁观,但是非分明的他为张居正“说情”:“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 除了客观评价张居正的功过外,于慎行还嘱托丘橓对张居正八十老母及其幼子给予照顾:“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可伤,宜推明主帷盖恩,全大臣簪履之谊。”在于慎行等人的坚持下,皇帝对张居正的报复没有斩草除根,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其母,其弟、儿子俱发配到烟瘴之地。 万历十四年,于慎行升为礼部右侍郎,三年后改吏部左侍郎,负责辅导太子,很快又晋升礼部尚书,一跃成为社稷重臣。彼时,万历皇帝耗费七百万两白银修建的寿宫已初具雏形,作为礼部尚书的于慎行亲自到昌平,下地宫视阅、督造。 从万历皇帝阴森森的定陵出来,于慎行心中挂念着阳间的百姓们。彼时,北京城内有幡竿、蜡烛两寺,其俸米作饭以济孤贫,两个太监负责此事,惜薪司供柴爨,日煮石粟。 看到日益增多的贫困人口和沿街乞讨的乞丐,公卿大夫也有不少“载钱自随”,“车马所过,辄散以予之(乞丐)”,而普通百姓对此的态度则“相传以为美谈”。于慎行对此“仁义之举”却不屑一顾。 对蜡烛、幡竿寺收养贫穷的做法,于慎行认为:“所养贫人不及万分之二,而叫号冻馁充满天街,至于不可听闻,则二寺之设亦何为?”言下之意,这种做法对于如此众多的穷苦百姓来说,不是杯水车薪,就是朝廷的“形象工程”。他还鄙夷那些以施小恩小惠为“仁义”的官员们:“而乞予一钱以为私惠,若里巷妇人之为者。” 于慎行没有放弃对穷苦百姓命运的思考和关怀:“身为公卿,海隅一夫,咸使得所,阙亭之下,流离叫号,是谁所致?”对这个问题,于慎行的结论是:“(公卿)惠而不知为政也!”百姓流离失所,贫困潦倒,还不是官员为政不利的结果吗? 为政以德,于慎行时时在心中铭记。他特别推崇“德”,“古豪杰用事,求其才略,固亦可企而及,为气魄与望不可强”。 什么是“望”呢?他说:“人臣之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于慎行将“德”置于大臣若干重要品质的第一位,可见他对“德”的重视。他还举了御史大夫葛端肃的例子来强化说明:葛公终身不置姬侍,当其夫人“求一姬奉之”的时候,“公固不肯”,当见到“姬直侍卧内”的时候,“公拂衣而出,竟不复往”；他上疏禁戏,当朋友娶亲唱戏之时,他也要“挥妓乐以出”…… 葛端肃“崇德”之行,在今人看来呆板可爱,而在于慎行眼中,却无比真诚和严肃,把他立为楷模。 “轮虽欲圆不可不正” 万历十八年,皇帝因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生之子为太子。而王恭妃所生皇长子朱常洛已满九岁,明神宗迁延不立常洛为太子。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神宗将废长而立爱。 对此,于慎行态度鲜明,请求尽快行立太子之礼,随即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万历十八年正月,他上疏请求“早建东宫”。皇帝放风说,皇长子年幼,想等他十五岁再说。显然,皇帝对他的意见不耐烦。 于慎行没有退缩。这年冬天,他上第二疏请立太子。这惹恼了万历,受到皇帝的诘责。他却毫不畏惧,次日上疏,依然请早立太子,并说:“册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放归田里。”这无异于以辞职要挟皇帝,但皇帝并没有批准,而是使出“拖”字诀,希望此事不了了之。 此后,于慎行接连上疏极谏,累十余疏,终于触怒皇帝,“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及僚属皆夺俸”。不仅于慎行受罚,礼部的其他官员也受了连累。皇帝仍没有罢于慎行的官,给老师留足面子。 万历十九年,山东乡试,不知何故,执掌这次乡试的官员名字被泄露,御史弹劾礼部失职。神宗下诏礼部官员一律罚俸,身为礼部尚书的于慎行认为自己失职,要求乞休,皇帝不允。于慎行连章上奏,恳求引罪辞官,皇帝才批准。于慎行在回家的路途中写道:“向来多远梦,从此闭重关。不似终南路,依栖慕世间。”表达了他此番辞官归家要真正耕读田园,潜心著书的决心。这是他第三次归隐。 在朝为官,围绕着皇权这一终极权利,有诸多的利益纠缠。于慎行在其任内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又多次以直谏取忤,侵害了后宫、宦官及皇亲国戚们的利益,结果使得“主上稍示厌之,冷齿相加,中常侍欲甘心数矣”。 当然,于慎行不是看不懂官场,不是不知道圆滑世故对为官的重要性。他在归隐时所著《谷山笔尘》一书中,曾以屏风和车轮作比喻,论证处世圆滑的必要性:“屏之张也,直则不立,必也回而曲之；轮之转也,方则不可行,必也揉而圆之。处世亦然。”虽然心里明白只有圆滑才可左右逢源,但他仍然不愿背离操守,不愿放弃耿直的性情。 于慎行写道:“屏必有幅,轮必有轴。屏虽欲曲不可不齐,轮虽欲圆不可不正。君子自处亦然。”由此可见,他非常清楚官场状况,也有过深刻思考,但在这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中,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坚守直道。这种选择让他屡屡碰壁、头破血流,也造成他有大才大德却长期得不到重用的悲剧命运,可他依然九死未悔。 虽然于慎行归隐老家,可朝里很多高官路过东阿无不到府造访拜谒。为避嫌躲贿,他一般以有病谢辞；当自己的门生或朋友来访,他一般留下连住数日,一再挽留。同僚中交往深密者有沈鲤、朱可大、冯琦、贾石葵、叶向高、邢侗、萧太享等十余人,《于慎行年谱》云:“惟与亲友平生置觞荤五七品,园池之外,纵游山水；荷蓑笠,行钓于城南。” 于慎行为官数年,从不贪财。他把皇上赏赐的绣带、文绮彩扇、金符、锡贲、精缪等物,多分给族属、民众,或益置祠田,或为人排困解难,毫不吝啬。万历十年九月,山东寿张太学生刘讷被诬逮,于慎行为其雪冤。刘讷持金银来谢,于慎行分文不收,一介不取。万历十九年正月,沈王违例请封郡王,以黄金二千两、白金六千两来贿,于慎行坚决拒之,并说:“如可行而贿之则诬王,不可而货之而诬法,吾不敢诬法!” “吾终不能报国矣” 归隐的怡然生活,让于慎行由衷快乐。“面面溪山缭绕,村村花树蒙笼。人在渊明记里,家居摩话图中。水绕项王冢畔,山围管子台前。万古英雄事业,斜阳衰草寒烟。有竹有山有水,宜烟宜雨宜晴。欲似浣花溪畔,主人背郭堂成。举袖翩翩调鹤,临池策策呼鱼。回忆天街跃马,当年心事何如。碧竹青萝院宇,黄鸡白酒盘飧。有客聊除花径,无人自掩蓬门。”他曾写诗言志。 同为山东老乡的吏部尚书杨巍在归隐后,颇有雅致。因为他平生去过不少名山大川,每到一处,都会取一卷石,作为旅游纪念品。时间久了,积石成小山。闲暇时,杨巍便举酒酬石,每石与酒一杯,亦自饮也。于慎行羡慕杨巍的做法,可家里无石可对饮,便拿山园中二十余株菊花相陪。每逢菊花盛开,他在花下,每花与酒一杯,自饮一杯。待喝完这二十余杯,自己也微微醉矣。 除了美景之外,于慎行在家以读书著述为主。其门人郭应宠称他“翻阅恒至丙夜不休,当其欣合,几忘寝饭”。除了创作大量的诗文作品,于慎行一生的主要史著如《兖州府志》《读史漫录》《谷山笔麈》等也陆续完成于此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史学史上的大宗师地位。 除了静居山村中,于慎行还盘桓于泰山周边的山水,在济宁、泰安一带留下不少诗文。尽管忘情山水之间,但如时人所评价,于慎行“正色岩庙心独赤,忧时草野鬓俱斑”“在朝在野忧宁细,怀古怀今涕不任”,并不曾一日忘怀天下。 天下也没有忘记于慎行。万历三十五年,朝廷公开推荐有声望的大臣入内阁参赞军国机务,于慎行因为德高望众被推为第一人选。皇帝当即下诏于慎行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办公。于慎行上疏辞官,皇帝不准。 上任之前,于慎行专程到临邑看望自己的门生邢侗,随车携带六十盆菊花。师徒相见,自然是格外亲切,于慎行这一次复职是宰相,这也预示着邢侗也很快就要复职了。于慎行叹道:“子是天下才,惜无人能识者。”言外之意一定要重新重用邢侗。 邢侗则谦虚地说:“天下才子众多,先生为国荐贤,不应该偏心自己的弟子。否则,天下人将说您私心太重。”于慎行闻言更加器重邢侗。于慎行辞别邢侗回北京以后,邢侗挥毫写下“谷城师辇至,黄花六十,色色俱足。仆报以家酿雪酒甘盛”二十二个行书大字。 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公元1608年1月9日),于慎行刚到京城十三天,宏图未展,是日下午申时,他强忍病痛,在室中端坐去世,享寿六十有三。死前一日,他仍不能忘怀自己不成器的学生万历皇帝,遂向皇帝草呈遗疏,希望皇帝能够“亲大臣,录遗逸,补言官”。草毕,他伏枕长叹:“吾终不能报国矣!”万历知道后,震惜。 综观于慎行一生,淡泊功名,凡三黜三起,而难进易退。邢侗云:“先生凡三在告,有难于对人言者。官不负人,总之,人不负官为难能耳!我稽人迅,人巧我拙,迟速哀序,可以观世道焉。”于慎行虽然甫大用而遽卒,相业未竟,留下了无尽遗憾,但他刚正不阿,直道而行,清才伟望,蔚然一代名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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