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几乎无人问津，最后落入北京-张家口的囊中。2024年夏季奥运会就只有三座城市申办，上一次这么凄凉还是1984年。由于之前几届奥运会伴随着枪击事件、恐怖袭击和抵制浪潮，洛杉矶成为了当年唯一将申办坚持到底的城市。而眼下，东京2020奥运会的预算超支引发了巨大的反对声浪，近期甚至有传言称，一些赛事可能不得不转移到韩国举行。“奥运会正在缓慢地走向死亡。”美国新罗谢尔学院的体育史学家艾米·巴斯（Amy Bass）说。似乎只有基础设施完备的西方富裕城市，才有可能满足国际奥委会的要求，这种情况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国际奥林匹克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大卫·瓦勒钦斯基（David Wallechinsky）说。“（作为2024年奥运会的两大热门主办地）巴黎和洛杉矶算是让国际奥委会松了一口气。这是有问题的。”他说，“未来，国际奥委会还是要找这样的城市：一上来80%的场馆都已经就位了。”然而，即使是那些不缺资金和基础设施的城市，比如罗马、波士顿和奥斯陆，现在也纷纷退出申办，因为国内反对声浪高涨，惧怕奥运会带来巨大的开销，比如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开支总计就达510亿美元。国际奥委会已经许诺与东京合作，降低其举办成本（目前已经是原预算的四倍左右）。另外，东京还可以将一些赛事搬往韩国。这个方案是《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一部分，它是国际奥委会通过的大型改革计划，旨在简化申办和举办过程。然而批评者称，自2014年该议程宣布至今，情况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果连日本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都折腾得够呛，那么改革工作显然还得再加把劲。这么一来，很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洛杉矶——上一次在奥运会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城市。回顾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其成功模式无非就是以民间融资为主，并利用已有设施，但在西方国家以外的城市，这些恐怕都不适用。不过，要让各类城市都能举办奥运会，还有其他途径可循。如果东京可以将皮划艇和赛艇等赛事挪到韩国忠州市，何不让两座城市正式分享主办权？这将使每座城市的开支减半，还可以各自选择修建今后对自己有用的体育场馆，而不是像之前的一些主办城市那样，留下一些废弃的场地，任凭风雨侵蚀。巴斯指出，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帆船项目就被放到了400公里外的萨凡纳。这甚至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首都之间的距离，比如伦敦和巴黎，或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这当然可行——足球界就有先例。欧洲锦标赛通常由几个国家共同主办，英联邦运动会也探索过这一途径。”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的体育史学家马修·莱维林（Matthew Llewellyn）说。瓦勒钦斯基指出，这会稀释奥运村独特的国际氛围；莱维林则表示，要说服两个国家分享奥运会的荣耀，这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历来，各国政府都会抓住奥运会这个机会，将其作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如果这种自豪感和荣耀感要与人分享，那奥运会对各国政府来说还有没有吸引力，就不好说了。”莱维林说。一个折衷的办法是将奥运会分摊给全国各地，而不是只在首都举办，瓦勒钦斯基说。这样，全国上下都可以分担成本，而且，一种体育项目在哪座城市最受欢迎，就可以把场馆修到那里去。允许一座城市举办两届奥运会——可以是连续两届，也可以时隔12或16年再举办一届。然而，一座城市连办两届的话，到第二届，新鲜感就会下降，导致门票销售减少。但若相隔时间再久一些，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运就不太好说了，瓦勒钦斯基表示。一些人指出，2004年雅典奥运会是压垮希腊、使其金融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到2020年，再次举办已经是断不可能了，因此，一座城市举办两届应该作为可选项，而不是强制性的规定。为了举办夏季或冬季奥运会，每隔两年就换一座城市，真有这么破费的必要吗？更不用提每次建造新场馆的环境成本了，还有里约、索契等地大规模拆迁对当地居民的影响。一些人建议，干脆指定一座永久性的奥运会举办城市（考虑到历史原因，雅典乃至奥林匹亚都堪此重任），或指定几座城市，定期轮换，比如五大洲各一个。“当初想到轮流举办奥运会，就是为了让世界各地都能接触到奥运会，但现在已经是21世纪，关注奥运会的人当中，近99%都已经用上了电视。”瓦勒钦斯基说。我们大可以将希腊作为永久性的奥运会举办国，但如果要希腊承担所有成本，这就有些难办了。一种可能是国际奥委会出钱，在希腊建造场馆——该组织2013-2016年的收入估计为56亿美元。另外，私营部门的投资也不难到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就支付了120亿美元，买下了2014-2032年间所有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不过，考虑到里约奥运会上观众人数的减少，更加直接的投资获利方式也许更具吸引力。这就提到了巴斯和莱维林眼中的罪魁祸首：国际奥委会本身。她认为，国际奥委会对主办城市的要求太过苛刻，通过不必要的官僚制度、场馆要求和接待要求，使主办城市的成本急剧膨胀。国际奥委会可以减少奥运比赛项目和参赛选手的数量，从而帮助主办城市降低成本，也可以拿出更多的利润与主办城市分享，莱维林说，“这样，对非西方国家来说，举办奥运会的门槛就会低很多。”“至于奥运遗产什么的，国际奥委会只是嘴上说说罢了。”他说，“最终还是钱说了算——它的转播权交易，以及可以为奥运会赚到多少钱。”无论采用何种解决方案，国际奥委会将来都不得不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但巴斯和莱维林指出，除了1964年因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对其禁赛之外，激进主义向来不是国际奥委会的作风。“它是一个非常专制的机构，带有明显的右倾做派……纵观国际奥委会的历史轨迹，你会发现，它总是走在所有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后面。”莱维林说，“它从来没有轻易接受过变革和改革，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