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这个世界，技术的充裕既是恩赐，也是诅咒。一方面，我们随时随地都能访问信息、联络他人；另一方面，我们周遭的环境日渐科技化，丰富缭乱，提供多种多样的感官刺激，时刻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 这一切都始于图形用户界面的诞生，在此之前的操作界面是二维的文本环境，像打字机一样逐行操作，而图形界面用图标表示一个程序，或是一项操作。这很快就发展成全方位的多感官世界，将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动觉一网打尽。 如今，我们看的是高清模拟3D视频，听的是能以假乱真的高保真音频。我们的设备可以实现各种震撼效果，彻底俘获了我们的注意力。很自然地，我们开始为不同联系人设置不同的响铃和震动模式，以便于区分。 拉里·D.罗森（Larry D. Rosen）是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格斯山分校的心理学荣誉教授，他一听到自己的iPhone传来钢琴前奏，就知道来电者是自己的未婚妻或是四个孩子之一，没响两下就会接起来。 用心理学家B.F.斯金纳（B.F. Skinner）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正向增强，而且是固定比率增强（Fixed ratio schedule），因为这几个人几乎永远与积极体验相联系。另一方面，他的联系人名单中，有几个人的铃声被设置成了“闹铃”，这种声音所引发的就是完全相反的直觉反应，他会伸手去按忽略来电的按键。 技术仍在想方设法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因为这样能“吸引眼球”，而按照市场营销领域的共识，眼球就代表了真金白银。拿起iPhone，你看到的是红底白字的小圈圈，告诉你有4封未读邮件、10条Facebook通知和无数提醒正等着你，你简直茫然无措，不知道先点哪个好。iPad和笔记本电脑也是一样，小数字显示着未读消息条数，闪烁的图标提醒你备份计算机文件，如此种种。 我们失去了“静下来想一想”的能力 大脑的多任务处理不是说两项任务同时处理，而是在两项任务间迅速切换。媒体多任务处理出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学校、办公室和休闲时光——也不局限于学生。 最近，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一组青年人和一组中老年人，让他们佩戴生物特征识别腰带，配备眼镜摄像头，观察他们如何度过300小时的休闲时光。结果发现，青年人每小时切换任务27次，即每两分钟一次；但年长者不见得有多专注：他们每小时切换任务17次，即每三到四分钟切换一次。 微软前高管琳达·斯通（Linda Stone）给这种频繁的任务切换取了名字：“持续的注意力不集中”。人人都会这样频繁切换任务，而切换越是频繁，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就越不理想。 除非把计算机、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一并监控起来，否则很难确知任务切换的真实情况。不过，有几项研究使用不同的研究工具，试图全方位检测现实中的任务切换情况。 例如，在最近一项研究中，罗森的实验室观察了一群学生在他们平日学习的地方学习15分钟的情况，其中包括初中、高中和大学生。令人震惊的是，即便被告知所学内容十分重要，学生们的专注时间也无法超过三至五分钟。该研究复制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格洛莉亚·马克（Gloria Mark）及其同事的研究，马克等人观察发现，IT工作者也一样容易被频繁打断。  拉里·罗森表示，绝大部分年轻人每15分钟或不到就看一次手机。 还有的研究要求人们自己做一份详细记录，记下每天使用媒体与科技产品的情况。其中，一项针对3048名13-65岁荷兰人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人们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进行多任务处理，其中青少年每天花31%的时间进行多任务处理，尽管大家的任务组合各不相同。 13-16岁青少年喜欢在听音乐、上网、访问社交媒体或观看视频之间任意组合；青年人（25-29岁）倾向于电子邮件、看电视、访问网页，年长者（50-65岁）喜欢相对传统的媒体活动，比如电子邮件、广播、电视和访问网页。还有的研究印证并拓展了上述结果。比如罗森实验室的研究就显示，当被问及各类任务组合起来的难度时，年轻人们报告称，大部分任务都很好组合，而年长者则认为，只有自己熟练的任务才能轻易组合起来。 这种对组合任务的强烈偏好还有一个发人深思之处：我们似乎丧失了“单任务处理”的能力。环顾餐馆中的食客，放眼城市街道上的行人，或是观察电影院、剧院门前的队伍，到处都是忙碌点按的手指。我们似乎对“空闲”失去了兴趣，也失去了“空闲”的能力。 比起眼前人，我们似乎更关心能用设备联络到的人。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似乎失去了静下心来想想的能力。 分心成为常态，而专心变成奢侈品 近十年来，罗森的实验室都在研究这一现象，他们发现，人们查看设备的频率正呈不断上升趋势。绝大部分年轻人每15分钟或不到就查看一次手机；四分之三的年轻人在睡觉时，会将手机放在伸手可及之处，且开启铃声或震动，以免错过夜间的消息提示。大学生平均每人拥有七部高科技设备，年长者也不差到哪去。 阅读变成了蜻蜓点水式的一扫而过。写作变成了表达思绪的只言片语。还写什么信？发个短信或邮件不是更简单？微博刚面世那会儿，我们还常摇着头说：用“区区”140个字表述自己的想法，这怎么可能？如今，发微博已成家常便饭，也很契合我们频繁切换的生活方式。 你上一次潜心阅读一本书、一篇长文，或者任何超过一两页的内容——其间完全不看手机或浏览器，也不开电视当背景音——是什么时候？ 眼球追踪研究显示，我们在阅读网页或其他屏幕文本时，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方式。面对书籍，我们采用逐字、逐行的阅读方式；而面对屏幕文本，我们的阅读模式则呈“F”型，即看看页面顶端和左侧，然后一眼扫过中间段落，而不是一行接着一行，读完整个页面。再加上超链接、广告、多媒体视频、滚动条，以及网页上各种吸引眼球的东西……人们每次只能专注几分钟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缺乏耐心，这一点是肯定的：观察一群人的行为就知道了。不论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人们三五分钟就要看一次手机。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收集了2300万网络视频观看量的服务器数据，证明了这种耐心的缺乏：数据显示，视频缓冲时间超过两秒，人们就会开始放弃；之后每过超过一秒，就有6%的人点向其他内容。 依照这些数据，视频只要延迟播放10秒，就足以让近三分之二的观众流失，寻找其他信息来源。这些量化数据是在观看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的，进一步佐证了先前的调研和实验数据中浮现出来的“四秒法则”，即网页加载时间超过4秒，一般网购者就会离开这个页面。 最新研究甚至认为，换成“两秒法则”，乃至“400毫秒法则”（半秒都不到），也许更准确一些。这说明我们都缺乏耐心，若需求得不到即刻满足，我们就容易将注意力转向别处。 对那些工作中离不开科技产品，并被科技产品使用者所围绕的人而言，干扰已成为常态。同事们会在我们的办公桌前驻足聊天，或通过各种通信方式，尝试与我们交流，包括最常用的办公工具：电子邮件。这些都在不停地打断我们。  朱迪·瓦杰曼（Judy Wajcman）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她的一项研究就凸显了这一现象。该研究选择了澳大利亚的一家电信公司，跟踪观察了该公司18名员工的一天。瓦杰曼之所以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该公司旨在通过开放式办公和其他消遣来促进员工间互动，包括办公室四壁的好几台大屏幕电视。 研究发现，员工真正的“工作片段”加起来，其实只有半个工作日，其中涵盖所有与工作相关的活动。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工作片段大多只持续十分钟或不到，平均起来只有三分钟。更耐人寻味的是，近三分之二的中断都是员工自发的，大多是用技术设备与人交流。 一天之中，员工要在不同的工作活动间切换约86次，其中，自我打断就占了65次，多数是在没有听到提示或通知时的例行“查看”。即便没听到“您有新邮件”的提示音，大家也要去看一眼邮箱，顺便查看其他通信工具和信息来源。 无论是因为收到外部提示或通知，还是受到内部不可见流程的指引，在办公环境中，邮件和其他通信方式似乎是主要干扰源。一项现场调查对企业员工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跟踪，最后发现，员工平均每小时被电子邮件打断4.28次，被即时消息打断3.21次。 这些东西对员工们的吸引力着实强大——41%的人会即刻回复邮件，而71%的人会立刻回复即时消息。员工平均花10分钟处理这些新消息，但处理完后再过10至15分钟，他们的注意力才能回到原先的任务上来，其间通常要访问其他多个应用。  研究集团ClearContext调查了250名企业员工，并且发现，超过一半的人每天花两小时以上阅读并回复电子邮件。英国拉夫堡大学的一项研究则发现，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到两分钟就能处理一封邮件，但平均要花68秒才能回过神来，继续之前的任务——这占到了阅读并回复邮件所需时间的一半以上。该研究还发现，对于新收到的电子邮件消息，人们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已经形成条件反射，平均只需1分44秒，就会将其打开。 令人震惊的是，70%的提醒会在6秒内得到处理，大约相当于电话铃声响三次的时间。然而，另有一项研究发现，尽管三分之一的人自称每15分钟检查一次邮件，但实际上，他们每五分钟就会检查一次，哪怕没有任何新消息提示。 我们不断地自我打断，而且竟没有意识到，我们会如此频繁地停下手头的主要任务——在这项实验中，就是员工的工作——将注意力转移到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 很多研究都考察了教学领域——包括课堂内外——的技术使用情况，及其对专注力的影响。如今，每个大学生平均拥有七部高科技设备，多数学生在课堂上携带三部——智能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这些设备本身就很容易被用来当作多任务处理工具。 而大学生安装的智能手机应用中，平均只有五分之一是“工作效率”应用。在课堂上，这些设备随时能成为干扰源，不少研究都佐证了这一点。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在课堂上，九成学生会将笔记本用于和学习无关的用途。另有研究发现，91%的学生报告称，自己会在课堂上发短信。 还有的研究考察了课堂之外的学习中，学生对科技产品的使用情况。墨尔本大学教授特里·贾德（Terry Judd）监控了计算机实验室中1229名学生3300个学习时段的计算机日志。 他发现，任务平均持续时间仅为2.3分钟；多任务处理随处可见；在这些学习时段，只有不到10%不曾切换到非学习任务，即查收邮件、发送短信、翻阅社交媒体等。 在一项实验室研究中，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研究人员找来一批大学生，让他们连续学习三小时；与此同时，研究者使用摄像机和眼球追踪装置，观察学生们的举动。该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学生们听音乐的时间在1小时以上，中断35次，每次持续六秒或以上，三小时内分心时长为26分钟。 最大的分心来源是手机，三小时内共计查看九次。其他干扰源主要是上网查看与所学材料无关的信息，以及查收电子邮件。  另一项针对学生学习活动的报告发现，学生频繁切换任务其实是为了满足情感需求，而非认知或智识需求。他们通常是从功课切换到娱乐或社交。研究作者称：“这十分堪忧，因为学生会觉得，他们需要在做作业时打开电视机，或不断地查看信息或电脑。这对他们没有好处，但情感奖励却使这种行为不断持续。” 针对“科技对行为的影响”这一课题，最常成为研究对象的当属学生群体，因为这个群体能接触到的技术更多，而且他们是第一批在技术环境的浸淫下长大的，而且，他们可能受干扰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划出区区15分钟时间，要求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学习某个重要的东西。通过观察，研究人员发现，不论年龄大小，学生每次的专注时间都很短暂，不过三到五分钟，之后就会自我打断，切换到另一件事。 在这15分钟内，真正被用于学习的时间只有9分钟。干扰来源主要有两个：社交媒体和短信。这两者提供的信息似乎重要得多——虽然被明确告知要专心，且指定的学习内容十分重要，但学生们还是会分心，将注意力转向了社交媒体和短信。 如何戒断科技上瘾？ 要缓解这种打断对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有两种方式可选：改变大脑，或是改变行为。要指出的是，两种方法并不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并举的效果可能最为显著。 在改变大脑这一点上，全球各地的实验室和企业正在从事大范围的开发与研究，旨在探究如何强化大脑功能，改善认知控制，由此削减干扰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具体方法包括传统教育、冥想、认知训练、电脑游戏、接触大自然、药物、身体锻炼、神经反馈以及脑部刺激。 有意思的是，其中很多都是用现代技术驾驭神经可塑性，诱发脑部改变。我们即将迎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技术加剧了我们的分心倾向，而我们又用技术来提供补救措施。在重干扰环境在所难免的情况下，我们可做的是优化自身，削弱分心与干扰造成的损害。 改变习惯似乎很难，但有史以来，在意识到特定行为的危害之后，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做出决定，开始调整自身与环境互动的方式。比如在吸烟有害健康的证据变得不可辩驳以前，医生会在广告中推荐特定品牌的香烟。但随着我们日渐认识到吸烟、阳光暴晒等行为的危害，我们也有机会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 翻译：雁行 来源：nautil.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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