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庄严的艺术时代（十）——写意传神的两宋人物画

相对于步入鼎盛的山水画、花鸟画来讲，两宋时期的人物画似乎并未受到瞩目。郭若虚就在《图画见闻志》中写道，“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然而，在宋代崇文重儒的政治局面下，士人阶层将其志趣注入艺术创作中，实则使人物画在前朝工细劲健、以形写神的基础上，发展出削繁就简、写意传神的新特征。

北宋画家李公麟可谓宋代人物画之领袖，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实践者。其《免胄图》《维摩诘图》等白描作品，一改典雅清贵的院体风格，藉由纯粹的墨线，细致刻画古代贤人的姿态与神韵。他还注重对画面场景的建构，使人物周遭环境恰如其内心世界的呈现。南宋画家梁楷取法李公麟白描画之简素，并进一步削减写形的线条，最终形成极具个性的“减笔画”。画中用墨看似信手挥洒、未经思索，实则简率干练、笔笔精到。其《泼墨仙人图》全然以湿笔点染而成，仅在细部略加勾勒，却自然流露出仙人放浪形骸的气质，彰显着画家的深厚功底与创新观念。由此，“以形写神”的传统绘画理念被超越，写意之风发展至新高度。

【南宋】梁楷 泼墨仙人图

同时期的绘画理论，亦传达着重神胜于重形的审美取向。苏轼在对比吴道子、王维二人画作时写道，“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以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在他眼中，“画圣”吴道子尽管有高明的画技，却未能创造超越物象本身的精神境界，是故逊于王维。南宋陈郁也曾指出，“写形不难，写心唯难”。认为外形乃至神情的肖似都在其次，表现个体特有精神品格才是人物画的核心。文人阶层开始成为艺术话语权的掌控者，为美术实践的革新增添推动力。

当然，对写意传神的追求，与基本的写实性并不违背。唐五代以来忠实描绘人物形象的习惯，在两宋也依然广泛地延续，从大量色彩生动、细节丰富的院体画、风俗画之中可见一斑。伴随理学的兴起，即便重神、重意的士大夫，也热衷于着眼画面细部，评判其是否符合现实情理，为探索客观规律的过程增添情趣。岳珂《桯史》中便记载，苏轼曾观李公麟《贤己图》，指出画中张口人物是以闽音呼“六”的故实。可见人物画中，亦渗透着士人阶层对生活的体察。但其目的并非刻板地再现现实，而是凭借细节，折射出不同阶层与背景下的人格特质。

整体来看，两宋人物画的主题较之前代大为丰富。其落脚点不再局限于“明劝戒，著升沉”的教化功能，更延伸至现实世界与世俗生活。在文人画思潮影响下，塑造人物神韵、画面意境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画家也不单纯满足于高超造型技巧的培养，开始在既有程式之外，自由进行个性化笔墨的探索。一些名家发展出具有个人特色的画法，写意之风也日趋成熟。从此，一种更为随性率直的艺术语言于画坛流布开来，对元明清的人物画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