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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前期处理政务依赖朝会。 明朝中期处理政务的机制逐渐改变，变成“廷议————票拟（内阁）————批红（皇帝或司礼监）————封驳（六科）————执行（六部）”的形式。上不上朝不会影响君主的统治。 首先讲明朝的朝会制度，洪武至永乐，朝会制度形成。仁宣时期，朝会制度发生变革，上朝已无实际上的意义。 一、洪武至永乐：朝会制度的形成 明朝的朝会制度始创于明太祖朱元璋，完备于明成祖朱棣。 明朝的朝会分为大朝会和常朝。 1、大朝会，也称正朝。 在正旦，冬至，万寿（皇帝生日）三大节举行，仪式极为隆重，仅低于皇帝登基仪式。正朝在奉天殿（后改名皇极殿）举行，主要是朝贺，皇帝并不问政事。 2、又有常朝，分朔望朝和日朝。 朔望朝，洪武时定为每月朔（初一）望（十五）日在奉天殿举行。于慎行《制典》篇说：“本朝朔望御正殿，百官公服朝参，而不引见奏事。”实际上仍是朝贺的性质，同样不处理政事。与政事有关联的是日朝。日朝在洪武时主要是指早朝，每日举行，初在华盖殿举行，后多在奉天门举行。 永乐七年十月，早朝制度有所变化： 1、仪式与奏事分开 当时永乐皇帝巡狩北京，北京此时已是冬气严凝，繁琐的仪式，百官依次奏事，官员久立不堪，于是仪式与奏事分开。简短的仪式后，大臣们到右顺门内便殿依次奏事，无事者则退还各自衙门办公。这就是通常说的“御门决事”。 2、增设午朝 除早朝外，永乐四年起又增设午朝，即午后上朝。午朝地点多在左顺门或文华殿。午朝时五府六部依次奏事，然后各官退出。有密事者至御前奏事。《明史》卷五三《礼志七》称：“早朝多四方所奏事，午朝多事简君臣之间得从容陈论。” 从明朝的朝会制度看，正朝和朔望朝主要强调的是仪制，显示的是朝廷的威严，表现的是皇帝在国家政权中独尊的地位，于王朝大政方针无实际意义。从日朝来看，明朝上朝次数大大超过汉，唐，两宋。 在这种日朝制度下，朱元璋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永乐帝虽与内阁成员午朝“从容陈论”，但当时内阁议政尚无制度上的保证，一切决策“多出圣裁”。从这个角度审视，中国古代的专制与独裁和朝会制度联系甚密。明朝洪武，永乐年间更是发展为极致。 二、仁宣时期：朝会制度的变革 经洪武时期的废除宰相制度，永乐时期的设置内阁，历50年的探索仁宣时完成了内阁议政，皇帝决策部院执行的文官政治体制建设。这就为朝会制度的变革提供了条件。明朝日朝制度有两次大的变化： 1、停罢午朝，同时简化早朝奏事程序 在宣德十年正月，当时明英宗即位，时年9岁，不可能整日上朝，于是停罢午朝，同时简化早朝奏事程序。此时上朝已无实际上的意义，只是一种象征，即表明皇帝依然是国家的主宰，皇权没有旁落。午朝之后基本不复存在。 2、减少早朝的次数 在隆庆六年（1572）五月，当时明神宗即位，内阁张居正等人以“圣龄冲幼”为由，对早朝制度进行变动，减少早朝的次数，定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也就是从每月每日上朝改为每月上朝九次。这一改动一直延续到明末。 其次，讲处理政务的机制发生了改变，“廷议————票拟（内阁）————批红（皇帝或司礼监）————封驳（六科）————执行（六部）”的机制形成，皇帝不用上朝也能统治好国家。 三、皇权运作机制发生变化 明代宣仁以后，皇权运作机制确实发生着变化。 1、内阁议政，皇帝决策，六部执行的体制完善。 内阁从“从容陈论”比较虚范的议政形式，到“票批批答”比较实在的议政行为，议政被纳入决策程序之中，尽管内阁票拟需经皇帝批红才能成为决策，但同样没有内阁的票拟，中旨传出，也被视为不符合程序，六科可以封驳。这就形成了对皇帝“任心而为”的一种制约。 2、执行机构也可以对政事发表意见 以六部为主干的执行机构也可以在内阁票拟，皇帝批红前对重大政事发表意见，具体表现在明代极具特色的廷议制度上。明制，凡朝廷大政事，必令廷臣会议，然后请旨定夺。参预廷议官员一般为九卿（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史）和科道官。又事涉有关机构，有关机构长官亦参与廷议。其初，内阁与议，天顺以后，内阁大学士则不参加廷议，原因是内阁职在票拟，关乎决策，阁臣参加廷议，就会影响行政部门的官员充分发表意见。明中期以后的廷议，有质的变化。一是皇帝和内阁不例参加廷议，便于官员充分发表意见，不受决策者的影响。二是有科道官的参与。三是廷议达成的共识，“从众议之多者”，即以与会多数人的意见为准。明代廷议中的表决机制十分有特色，已出现了投票表决的形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中期以后政策制定，大政的处理形式已发生了变化，以“钦承宸断”为特点的上朝机制逐渐为“廷议————票拟（内阁）————批红（皇帝或司礼监）————封驳（六科）————执行（六部）”的形式所取代，尽管这一过程存在许多问题，但总的趋势是对传统政治体制，即上朝制度的一种变革，这种变革多少带有一些民主色彩，应当予以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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