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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小说和戏曲中，常常会有这样的场面：皇帝早朝，大会百官，太监宣称：“百官有事早奏，无事退朝。”在人们的印象中，皇帝的日常统治活动似乎就是如此的。其实这一描写是真假掺 杂。 古代皇帝有两种朝会，一种是大会文武百官、王国诸侯和外国使臣的朝会·称为大朝，大朝是一种隆重的典礼，往往在特定的节日举行(例如:元旦、冬至、皇帝生日)，仅仅是一种仪式，一般不在这种场合处理国政;一种是常朝，即皇帝每天或间隔数天，于早晨会见主要政府官员，处理一些日常政务(例如，宣布诏令、决定重大政治行动等)，这种朝会，类似于官府中的早衙与晚衙。但这也并不是皇帝进行日常统治活动的全部，因为并非所有国家政务都是在常朝上决定的。所以，有些倦政的皇帝常常不上早朝，如明代的万历帝就有近二十年没有上早朝。古代皇帝所处理的政务，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日常政务。我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洽，皇帝是最高的决策者与行政首脑，其下分设文武百官.管理各方面的政务。各级官员的职掌，均有定制规定‘故而有“有司”之称)，皇帝只须定期进行检查就可以了。所谓日常政务，就是指这种常规性的统治活动。一类是非常性的政务。这是指国家政治中出现了动乱(如外族入侵，内部版乱)和天灾，或出现了一些下级官员依据定制无法解决的问题，须要皇帝拿出处理办法来或对制度进行某些更改，帝往往要和主要宫员商议决策。百官中以丞相为“百僚之长”辅佐皇帝管理全国政务，皇帝如何进行日常统洽活动，往往和丞相的作用、地位有关，综观我国历史，大致上可分三个阶段。 秦汉时代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皇帝制度刚刚建立，中央官制是三公九卿制，各官都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大权独揽，“丞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载秦始皇每天要批阅一百二十石重的竹简奏章，就是当时皇帝处理政务的具体情况。随着国家机构的增设，政务的繁重，以皇帝一人之力无法偏及，于是到了汉代，形成了以丞相为主，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统治核心。当时全国奏章均集垂相府，府中有百官朝会殿，丞相会聚百官，处理政务，然后与主要官员会衔上奏，经皇帝批准后实施.丞相位尊权重，凡有所请，皇帝无不应允，丞相进见，皇帝要起坐致礼，且与之“坐而论道’。这种局面到了西汉中期，开始改变，汉武帝设尚书令，分去了丞相拆读、审议天下奏章的权力结束了丞相独望浴垂拱的局面。 明以前，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政治制度几经变迁，形成了三占六部制，即以尚书省行政，一下设吏、礼、户、兵、刑、工六部，分管各方面国政;以中书省起草政令，实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以门下省掌出纳帝命，门下省还负有审查诏令的权力，如有不妥，有权批改、封驳。这样一来，实际上将原来垂相的权力一分为三，皇帝与三省长官议论、决策，而大量事务性的工作，则由三省机构代替了。唐时，为了提高效率，中括、门下省住往联含办公，其官署称为“政事堂”。皇帝常常在常朝之后，召见三省长含，共司讨沦国政，边上还有专门的记录员记录皇帝与宰臣的谈话，然后由字臣负责整理成政记，作为档案收藏。宋代开始，又设枢密使一职，主要处理军事方面的事务，它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副相，、三司度支使(计相)合称“宰执”，在皇帝之下分掌军政要务。枢密使的官署枢密院与中书省并称“二府”，同为最高国务机关。后来所谓的“政府”，即“政事堂”与“二府”之合称。 这一局面到了明初，又起了一个变化。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和中书省，皇帝亲自批阅奏章，每逢处理重大政事和解决重大问题，大臣只是面奉取旨，一度回复到秦代皇帝大权独揽的局面。此外，另设通政使司，负责为皇帝处理章奏文书，以六科监察六部行政，掌封驳之权。永乐以后，命以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参预机务，称为“内阁”。皇帝常与这些亲信密议国政，“人不得与闻”。到了明宣德年间，皇帝处理章奏的办法也有了变化，由内阁大臣先在奏章上附小纸条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称为“票拟”。皇帝认可，即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改用红笔批出，遇有“大事大疑”，则召阁臣当面讨论，议定之后，直接传旨处理，不再批答。明代末年，票拟之权由内阁首辅独榄，批红之权归太监执掌，皇帝的决策多受两者牵制。到了清代，又设立军机处代替内阁，凡过去内阁处理的政务，基本上改由军机处办理，它在宫内设有值班房，以备皇帝传呼，值班房戒备严密，非供职官员一律不得进入或在附近停留。至此，皇帝独裁已达到高峰。 综观历史，古代皇帝的日常统治活动，基本上是通过各级上报的奏章来了解全国政务，有一个特定的统治核心帮助自己处理政务，这一特定集团，秦汉时是丞相及其僚属，秦汉后是三省长官，明清则是内阁和军机处，此外，还设有专门的文书处理板子 ，以防皇帝陷入文书包围之中。历代弄权的强臣、权臣也往往出现在这两类人中，因为他们比较接近皇帝，部分参与机密要务的缘故，而皇帝独裁程度，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封建政治体制的完善，越来越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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