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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减负规定,何以成一纸空文

2020-07-22  乐乡树人

作业减负规定,何以成一纸空文

文/山栀子

国内首本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参与状况报告(2017)》披露:通过对全国7城市8847名中小学生调查发现,中小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处理家庭作业。从作业时长的角度来看,52.4%的小学生能在1个小时内完成作业,近30%的小学生要花2个小时以上来完成作业。只有22.1%的初中生能在1小时内完成作业,54.6%的初中生要花2个小时以上,更有15.7%的初中生要花3个小时及以上的时间。高中阶段,仅有12.9%的学生能在1小时内完成作业,72.4%的学生要花2个小时以上,甚至有41.2%的学生要花3个小时以上。(大河网119日)

过去,不同机构类似的调查报告也有之,数据同样令人深思。减负的口号叫得很久,也很响亮,可是家庭作业负担似乎还是有增无减。教育减负,关键在作息时间和课外作业。控制教学时间和课外作业量,已成为通行做法。早于10年前,国家教育部就明文规定小学一二年级零书面作业,其它年级1小时作业总量,初中90分钟作业总量。此后,各省市均出台了规范办学行为、减轻课业负担的相关文件,对各学段课外作业总量进行了规范。近几年来,教育减负的文件几乎年年有,却收效甚微。人们不禁要问,减负十年,为何作业越来越多呢?

家庭作业,城市成了重灾区。应该说,在控制学生在校总时长,教学总课时上,已取得明显成效。农村寄宿制义务教育学校在课外作业减负上也大有作为。但是,城市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却十分突出,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什么?一方面是家长层面的刚性需求。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给家长上了“紧箍咒”,生怕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另一方面是教育内部的隐性要求。教育评价唯分数的质量压力给老师头顶设了“高压线”,高分数、好名次才能给社会和家长以“满意教育”的交代;再加上名目繁多的教辅资料市场的推波助澜和蝇营狗苟,学生负担焉能不重?

减负规定不能落地落实,首先出在规定本身。现行通行的减负规定,只有规定,没有监管;只有标准,没有罚则。只有规定“应该怎么做”,没有规定“不这样做会怎样”和“谁来监管谁来负责”。一个没有过硬的监管机制和问责措施的规定,自然也就只是一个具有指导性,缺乏约束力和执行力的“意见”,能不能落地落实,全凭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认识高度和执行态度了。

减负规定不能落地落实,还在于实践层面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其实,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落实减负上还是有行动的,只是选择性执行,力度很轻,充满弹性。学校在考试的指挥棒下,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多为倡导性规范,未作纪律严要求。教育主管部门呢,文件照发,考评照搞,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只提出问题,却未追踪整改问效。有的地方,虽然将办学行为规范和学生课业负担纳入了质量评估、绩效考评等,但分值太小,无关痛痒。

落实作业减负并非难题。三管齐下,群力群治。一是建立健全学校常态化的作业监管问责机制。学生课外作业负担重不重,每周或每月做一个作业量统计和学生及家长问卷调查即见分晓。学校对课外作业量超标的教师,建立谈话提醒、跟踪问效、严肃问责的分层处置机制,只要是监管成了常态,问责动了真格,哪位老师还会越底线、碰高压线?二是引导家长更新育人观念,形成积极支持减负的氛围合力。只有坚持作业在课堂完成,在学校完成,才能确保学生正常的休息和锻炼,也才能积极参与在家长陪同下的社会实践。三是强化区域教育治理和第三方评价。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政府教育督导部门要建立健全课业负担定期调研通报制度,规范办学行为的“一票否决”制度,从严治理作业负担过重的教育行为,委托第三方实施专项督导评价,更有公信力和制约力。

新高考改革在即,中考也正“闻风而动”。尽快实现中小学生书面作业的根本性减负,才能保证基于核心素养和全面发展的实践性作业有充足的土壤和空间。不久前,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陶宏肯定了武汉市某小学寒暑假“零书面作业”的做法,值得效仿。小学取消课外书面作业,初高中严控课外作业科目和数量,一定会很快形成共鸣,未来可期。

作业减负,需群策群力,久久为功,更需要真抓真改,动真碰硬。

(本文已刊于1月22日《长江日报》网“长江时评”和《荆州新闻网》“荆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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