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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来得太突然 文 / 刘兰兰 与改革同龄的我是一名教师，忆改革之路关于学费的故事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1985年的9月，7岁多的我终于上小学了。因为家中有两个孩子读书，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父母为了我们姊妹能跳出龙门，开始为沉重的学费奔波。父亲长年在外跑车，母亲在家操持农活。为了不欠学费，身为长女的我也不得不在假期通过卖东西来赚学费。 当天空才泛着鱼肚白的时候，小小的我就挎着篮子疾步在公路上了。篮子里是母亲先天就洗净扎好的50指葱，每指七八根，可以当两面三碗菜的调料。卖一角一指，可以卖五元钱。到了菜市场，我把篮子放在卖鱼或豆腐的旁边，人家买鱼或豆腐后就会冲我喊道：“小孩，来一指葱！”我就高兴地选一指看上去粗点的葱递过去，然后接过一角钱喜滋滋地揣进母亲为我准备的小包里。有时候卖得快两个钟头就可以卖完，我数好钱就飞奔回家将钱交给母亲，心想：学费又多了五元，开学的时候就不用被老师赶回家拿钱了。 除了卖葱，我还卖过西瓜。那个时候新江口的西瓜多是外地运过来的，因为父亲是司机，他给别人拖时总是买两三袋放在驾驶室带回家。父亲将瓜放在家附近的公路边，在两棵树之间支起一个小篷，我坐在树荫下的小凳上望着过往的行人，有人买了，就用称称好，收好钱就又坐在那喝点水，有时也看看书。炙热的太阳照得人直冒汗，那西瓜是舍不得吃的，生怕少卖一个瓜就会少了学费似的，不过有裂了的也会一饱口福。 就这样，卖这卖那的，我顺利读完了初中。因为学费的来之不易，读书也算用功，父母也没操什么心。现在回想，我应该是有经商天赋的人吧！因为这些年，我从末算错过账，抑或是事关学费，所以格外慎重吧！ 中考成绩出来后，我选择了上师范。一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二是因为教师是我的梦想。 临近报名的倒数第五天，父亲将我叫道跟前严肃地说：“你上师范的地方在潜江，除了学费还要生活费、车费、床铺费。家里所有的钱加起来也不够！”我的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窖一般，在那个年代辍学的情况太普遍了。看着我快哭的样子，父亲接着说：“不过，家里还有一些欠款没收回来，如果在这五天里你能把它们讨回来就没问题了。”我脸上一下就阴转晴了，高兴地说：“行！这任务就交给我了。”拿过父亲的那个黄黄的账本，里面早已备注好了欠款人的地址和金额。 没有车，全靠一双腿和一张嘴。每天带着那个帐本和干粮起床就出发，晚上回家路上都没什么人了。每到一户，为了讨到钱，我都不忘说：“这是我上学的钱，您不给我就上不成学了。”也就因这句话，人家大多把钱给了我，有的找邻居借了给我，实在没钱的都承诺在我去学校前将钱送过来。这五天我将新江口的角角落落都跑了个遍，脚上不知磨破了多少个泡，也从末叫过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上学！ 师范三年转瞬即逝，1997年8月我来到了万家乡的新铺子小学上班。这是一所湘鄂交界的小学，吃的永远是那不变的冬瓜和南瓜，有时候冬瓜皮也会被切成丝和辣椒一起炒给我们吃。偶尔炖一回鱼，一上桌那叫秒杀，筷子去慢点就只能吮鱼刺了，鱼刺没了，就将一碗杂胡椒面放进去，煮熟了，一人一勺就着吃饭。老师的生活就这样，学生就好不到哪里去。我亲眼看到过大雪天穿凉拖的，我读书时穿的衣服大多给了班上的学生。和他们比起来我觉得自己卖东西攒学费那种苦不值一提，简直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条件如此艰苦的农村，因没钱读书的孩子太多了。有时候一个班开学初有五十多个孩子，到了期末就只有二十个左右了。因此讨学费成了下班之后的必修课，校长总在开学一个月后就将各班的欠费情况发到老师手中，每个老师都有任务，钱的数字跟你的工资差不多。摆明了就是抵你的工资，要不到工资也就黄了。欠多的都是家有两个孩子，且是几年的学费了。最终还清的家长多是卖了谷子或猪的，实在还不清的就只有辍学了。对于不来的学生，我们又要想办法让他来，尽可能的不让孩子辍学。那时候的我就有一个愿望：要是读书能不交钱或少交点就好了。每个因学费而辍学的孩子那双求知的双眼让我心痛。 三年后，我调到了中学任教。2006年的一天，我的那个愿望就这样忽然地实现了。不仅没有的集资费，还免了书本费，贫困学生还补生活费。幸福来得太忽然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班主任给学生家长发贫困生补助时，我班一名叫罗雅运孩子的爷爷从我手中接过钱时不住地说着：“谢谢……谢谢……国家政策好啊！”教室里学生人数稳定下来，老师也可以安心教学了。哪怕工资还是微薄的，我感觉这就是教育的春天！ 孩子们太幸福了！就像宋濂说的：“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孩子能珍惜大好时光，在这个不用为学费而烦恼的年代好好读书！ （作者系松滋市万家学校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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