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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年，清朝雍正帝驾崩，时年25岁的四子爱新觉罗·弘历继承大统，定年号为乾隆,与父亲雍正的严厉作风不同的是，他希望自己的统治是“执中之道”。在乾隆年初期，在老练重臣张廷玉（1672-1755）和鄂尔泰（1680-1745）的辅佐下，大清很快出现了海内升平，国泰民安的富足繁荣景象。  一.背景溯源：乾隆是一个怎样的皇帝？又过十年，张廷玉致仕，鄂尔泰去世，乾隆皇帝完全主政。在历史书简上，他是一位具有的矛盾色彩的帝王：既雄才大略精明仁慈又好大喜功。在开创了太平富庶的盛世后，他四次东游，五次西狩，六次南巡，所到之处必然大肆铺张，耗资逾亿计白银，激起民怨沸腾无数。 然而，乾隆皇帝为更多后世文史人士所议论的还有他独特的文化气质。他一生共写了4万余首诗歌，可以说相当高产。他还喜欢收藏古迹，在名家的字画上留下自己的题跋或印玺，譬如曾经过乾隆之手的《富春山居图》就在长卷空白处密密麻麻地题满了他的御笔。倘若这样一位帝王邂逅中国源远流长的瓷器艺术，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二．艰难的制造：最高水准的瓷器景德镇的珠山陶瓷厂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家御用瓷厂，在业界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乾隆十三年晚秋的一天，江西景德地界会风高悬，天气爽朗，时任掌陶总督唐英手里攥着宫里新来的陶器要求，心中暗暗叫苦不迭。 此时的唐英执掌御陶厂已多年，他曾著《陶成记事碑记》《陶冶图文》，是当时有名的陶瓷革新巨匠，然而面对乾隆的要求的瓷器样式，他仍然感到力不从心，原来乾隆希望他将青花，粉彩，珐琅等诸多元素揉为一体，集各家之长造一个十全十美的瓶子。 为宫里办事的匠人，做好了是包衣阿奴的本分，做不好就是落得龙颜震怒，举家流放宁古塔的下场。御陶厂工匠们从未面觑过圣上，但通过一道道朱批的旨意，厂里的工人渐渐明白，坐在紫禁城里的万岁爷不喜欢素雅简洁，反而喜好陶器花样繁多翻陈出新。这一次更是指明要一尊集各家特色的陶器。虽然匠人们觉得此事甚难，但圣意难违，也只能咬着嘴唇大家一起想法子。  第一步是构思定图样。 能容纳如此多种风格的陶器，绝不能是玲珑小巧供人把赏的掌上玩物，而只能是雍容广阔气镇一方的大瓶。匠人们构思了在大瓶瓶腹环绕的六个应景的吉祥图案，分别是“太平有象”“仙山琼阁”“三阳开泰”“博古九鼎”“丹凤朝阳”“吉庆有余”，在中国古典中，这些意象能够恰如其分地代表大清帝国福禄长存，江山恒久的希冀。 而为了让整个大瓶不显得拥促，工匠们在吉祥图案之间设计了精致古雅的锦地文字留白。锦地原指丝织物一种，在陶器中，指用漆填或者华美的纹样作衬底，再饰上各种图案，这是中国陶瓷的特色之一。而刚刚设计的图案所使用的工艺是霁蓝釉描金开光粉彩，也是一种复杂精美的中国工艺。 工匠们思至此处，觉得已经十分糅杂，制作难度颇大，于是撰了一稿，送入宫中禀请圣意，不料乾隆帝大笔一挥，朱批驳回反而责怪降旨：“无甚新意”。这可把工匠们吓得头冒冷汗，有连忙递奏折认错。 面对这样的万岁爷，这一次工匠们在设计的时候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最终定图为大瓶所用彩为珐琅彩，金彩，粉彩等，所用釉包括窑变釉，松绿石釉，仿哥釉，仿官釉，仿汝釉，粉青釉。这一构思出发点虽是为了迎合圣意，但笔者认为这种融合也体现出我国古代工匠非比一般的创造力。  第二步是烧制。制图不易，烧瓶尤难。这样一个含化了多种工艺的大瓶要怎样烧出理想的效果呢？在现代制造中，我们常常把不同工艺铸就的部件分开制造，再拼接于一处，而中国古代陶瓷则是讲求整瓶烧制，由此必须要用复杂有效的烧瓷技术。 了解陶瓷的朋友一定知道，在瓷器的烧制时要格外考虑胎体的干燥率和烧造前后的收缩率，如果一个部分收缩不当导致衔接不和谐，那么整个瓷身都会变形。一个部分的衔接不和谐会导致整体变形。 除此以外，不同的釉彩的烧制温度也大相径庭，如松绿石釉属低温釉彩，应入炭炉烘烧，而窑变釉，仿官釉，仿哥釉等属高温釉彩，必须高温烧制。譬如上文言及的窑变釉，在烧制过程中要求的温度是1250℃-1280℃。既要在烧不同釉彩时调整温度，又要精准地保证温度变化后落在这小小的30℃区间中，这一个细节无疑也透露出烧制整个陶瓶的恐怖难度。 种种大山都没有让中国的陶瓷工匠望而却步，督陶官唐英沉着冷静，先用把所涉及的彩、釉烧制大致温度区间列好，凭借观察火焰颜色大致推算温度的古法，确定每次变换后的火焰温度与所烧的部分需求温度是否相契，一个部分完全烧好，再烧制下一个釉彩，若是一个环节稍有差池，整个大瓶的工序就得重头来过。 在繁重的制陶过程中，御陶厂人将每一步都耐心透彻地做善做美，他们是华夏文明工匠精神的完整缩影。 就这样，在全面掌握各种釉、彩性能的基础上，景德镇珠山御陶厂历经困难挑战，终于做出了这一尊中国古代釉、彩用料最考究，装饰层次最多的瓷器——各种釉彩大瓶。不仅让乾隆皇帝大为惊叹，而且也成为了中国陶瓷史上一颗璀璨的星海明珠。  三．价值：盛世旗帜各种釉彩大瓶在北京的展出吸引了许多往来的游人观看品味，有人说它虽然做工精美，但题材繁多，内涵难以突出，愧受博物馆所标注中华“瓷母”之称，但笔者认为，这尊制于乾隆年间的大瓶不仅仅显示出当时我国技艺的巅峰，而且表现出从皇上到工匠都有一种含弘光大，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 清朝凭康熙入盛世，经雍正而砺大局，至乾隆而踏绝巅，如果海内安定，仓禀流盈的乾隆盛世需要一杆旗帜，那么各种釉彩大瓶无疑是那面激荡流风的大旗。 参考资料 1、田自秉，吴淑生编．《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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