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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五百年前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去世了，有上万件礼器、乐器、金玉器、兵器等等埋进了他的墓中。直到1978年，这座墓葬才重见天光，有七件小小的漆木器随之出土。 相对曾侯乙那些华丽精美的青铜器和金玉器，这几件木器看起来比较简陋寒碜，是曾侯乙墓丰富宝藏中最不起眼的一小部分。如今我们可以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展厅中看到它。这一类型的漆木器，器表髹红漆并有纹饰，椭圆形口，伸出的把柄呈薄片、扇形状，它应当是一件酒器，博物馆叫它“彩漆木瓒”。  彩漆木瓒，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何谓“瓒”？郑玄是汉代的大儒，以“遍注群经”著称。他说，“瓒形如盤，容五斗，以大圭为柄，是为圭瓒。”在注《诗·大雅·旱麓》时，郑玄进一步解释道：“圭瓒之状，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朱中央矣。”意思是，瓒是能容五斗酒的圆盘状金属容器，以玉质的圭为柄——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些木器，很显然和郑玄说的根本是两码事。 那么，湖北省博物馆展出的这件，真的是“瓒”吗？是湖北省博物馆标错了，还是郑玄搞错了？ （一）被郑玄带偏了：瓒是什么郑玄生活在公元二世纪，离曾侯乙下葬已经有大约六百年，大致相当于今天和明朝初年的距离。他离春秋战国已经太遥远了，以至于他对《周礼》的注释充满臆测的成分。由于记录“瓒”的形制的文献记载实在有限，后世的经注家就大多认同了郑玄的阐释，聂崇义在《三礼图集注》中按照郑玄所描述的“瓒”的模样摹画了假想图，他认为瓒应该是这样的：  《三礼图》绘制的圭瓒、璋瓒 但是郑玄的解释如今越来越不被认可。首先，瓒是商周时期天子、诸侯常用的礼器，按说存量不少，早就应该发现了，但至今未发现一例这种以玉为柄、金属为勺的器物；其次，臧振教授曾谈到，倘若以金属为勺、玉为柄，玉就处于陪衬地位，但是在上古祭祀活动中，玉的地位远在金属之上，只有以金属为衬托的古玉器，没有以玉为衬托的青铜器；再次，勺把部位易折，在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达的商周时期，不会用宝贵但韧性不足的玉去充作易折部位的材料。在考古发掘和金石学著录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实物。臧振教授认为郑玄之说可能来自称圭瓒“以圭为柄，黄金为勺”的《白虎通德论》，完全不可靠。 研究包括“瓒”在内的周代礼器时，可以参考郑玄的意见，但并不需要以他的说法为准。那些想到郑玄“去周未远”而不假思索就承认郑玄意见的人，往往会被郑玄引入歧途。  郑玄塑像 在对先秦器物进行解读时，我们首先要立足于先秦文献和考古材料。郑玄很显然没有见过瓒的实物，但周人对瓒非常熟悉，《周礼》《礼记》《诗经》等各种古代文献中，瓒频频出现。比如《诗经·大雅·江汉》有云“釐尔圭瓒，秬鬯一卣”；《诗经·大雅·旱麓》说“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周礼·春官》说“祼圭有瓒，以祀先王”，《周礼·考工记》谈到圭时说，“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继子男执皮帛。”又说，“祼圭尺有二寸，有瓒，以祀庙。” 至于金文中出现的“瓒”就更多了。多友鼎铭文说“赐女圭瓒一，汤钟一肆”；宜侯夨簋说“赐鬯一卣、商瓒一”；师询簋说“易女秬鬯一卣、圭瓒”；卯簋盖有铭文“赐女瓒璋四、宗彝一肆宝”；荣簋也有关于瓒的铭文。  荣簋，西周早期，拍摄于故宫博物院  荣簋铭文 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出，“瓒”用于祼礼之中，郑玄也说“祼器，谓彝及舟与瓒”，这一点他倒没说错。祼（音灌，不是裸）礼在周代时比较常见，是一种以郁鬯（一种香酒）灌地来表达礼敬的仪式，可以分为祼祭和祼飨。用郁鬯礼敬祖先神灵，称之为“祼祭”，就是《礼记·郊特牲》中说的“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用郁鬯礼敬宾客时，称之为“祼飨”。《礼记·郊特牲》说“诸侯为宾，灌用郁鬯，灌用臭也。”祼飨实近于祭祀，在西周和春秋的诸侯燕饮时，是相当重要的待宾之礼。 但这些文献对瓒的外形和使用方法只是一笔带过，通过这寥寥数语，并不足以解决瓒的形制问题。文献不足，导致祭祀重器“瓒”的具体形制成为一桩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在郑玄以后大约两千年的时间里，没人知道它真正的模样。 （二）关于瓒的两种观点目前学界关于瓒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受到了郑玄的影响，认为瓒为带柄勺状物，这也是一种流传最广、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古代自不必说，《孔疏》等著作都以为瓒以玉圭为柄，到了现代，王慎行以瓒为镶有玉柄的铜勺，钱玄认为圭瓒由盛酒之瓒和圭柄组成，都以郑玄之说为蓝本。这种观点有两个强有力的证据，一是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另一个是西周青铜器伯公父勺。 万红丽曾经在《“瓒”的定名、形制及相关问题》一文中国对瓒进行系统研究，她认为应该考察“瓒”字在甲骨文等早期文字中的原始形态，借此了解瓒的实物造型：  甲骨与金文中的“瓒”、“祼”字摹本 万红丽认为，这些文字表现出瓒的用途是祼祭时从盛酒器中挹取鬯酒，也就是说，瓒是一种类似于勺的挹酒器。不考虑材质的话，她其实附和了郑玄的说法，这也是过去学界对“瓒”的认识。 因为青铜器的自名能够对学界定名提供参照，每个“瓒”的研究者都会讨论到1976年陕西扶风县黄堆公社云塘生产队铜器窖藏出土的两件西周晚期伯公父勺（也称为伯公父瓒）。这两件青铜器上有铭文“白（伯）公父乍（作）金瓒，用献、用酌、用享、用孝□于朕皇考，用祈眉寿，子孙永宝用耇”。发掘者将这个金文释为“爵”，贾连敏等人考证“爵”应为“瓒”，日本著名学者林巳奈夫也附和此说称其为瓒，这被认为是“目前已知唯一自名为‘瓒’的青铜器”。  伯公父勺  伯公父勺铭文  铭文中的“瓒” 这两件青铜器形如有柄的大勺，勺首椭圆形，柄部呈圭形，除了材质通体为青铜以外，与郑玄的说法颇为相合，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郑玄的解释。不过直到现在，这个字究竟是“爵”还是“瓒”，或者是别的什么字，都还在争论之中。比如严志斌就认为，郑玄说瓒“其柄用圭，有流前注”，而伯公父瓒没有流（供倾倒液体的嘴部），应该称为伯公父勺或伯公父爵。但学界主流意见确实将这种勺状物视为青铜瓒，贾连敏甚至建议将考古中过去定名为勺或斗的器物都改称为瓒。  青铜瓒，江西博物馆藏，商代，高16.5厘米，柄长22.5厘米 第二种观点同样从字形考察出发，同样结合了考古出土的文物。瓒并不是周代才出现的器物，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出现了这样一条卜辞：“壬辰卜：向癸巳梦丁祼子用瓒，亡至艰”，可见商代就已经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瓒了。严志斌仔细研究了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商代青玉乙亥柄形器，认为这就是瓒。  这件玉柄形器据传出土于安阳殷墟，属于商代晚期，这没有多少异议。柄形器上有两行十一字铭文，“乙亥，王赐小臣□□，在太室。”严志斌从字形上将其中一个字释读为瓒，进而说“柄形器有的自名为‘瓒’，便有学者以此认为考古所见的玉柄形器都可称为瓒。这大体是可以的。”他得出的结论是，瓒是裸礼中所用之玉，外形并不固定，有圭、璋、璜、珙以及璧、琅、珥诸种品类。 严志斌完全推翻了郑玄的说法，郑玄说“瓒形如盤”把瓒理解为盛酒器，这件玉柄形器显然没有盛酒功能。郑玄认为瓒有固定的形制，而严志斌认为瓒的形态千变万化。 此外，还需要注意臧振教授对瓒的分析。一方面，他视金文“瓒”为象形字，通过对毛公鼎、多友鼎等铭文中的“瓒”字进行字形分析，认为该字形是以待灌的玉件或圭、璋植于鬲中之象；另一方面，他通过详尽的文献考察，指出在上古时，先民们以玉为神灵食品。两相结合，他推导出瓒是“以郁鬯灌注盛于器中之玉”的结论。臧振教授注意到玉为神灵之食，眼光不可谓不锐利。严志斌比臧振教授的论点更前进一步，他找到了玉柄形器这个突破口。 瓒是勺状物还是形状不定的玉器，这两种观点看起来互相冲突，各不相容。从湖北省博物馆的态度来看，他们认可了前者，把曾侯乙墓发掘出土的七件带柄勺形漆木器视为“瓒”的一种。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瓒 （三）瓒始为玉：讨论应有的出发点说这样一个漆木器是祼祭所用的“瓒”，恐怕湖北省博物馆曾经考虑再三，毕竟学界对瓒还没有形成普遍认识。从外形上看，这件漆木器并不像伯公父瓒便于从盛酒器中把酒舀出来，而是底部有座、前端有鋬，结构上要复杂一些。如果说它和伯公父瓒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只能说，其一，二者都能盛少量的酒；其二，二者都用在重要的祭祀之中。这样的木器，真的是“瓒”吗？ 就材料而言，“瓒”刚开始出现在祭祀活动中时，它应当是玉质的。《诗·大雅·旱麓》说“瑟彼玉瓒”，《左传·昭公十七年》说“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明明白白地点出了瓒的材质。金文中圭瓒常常连用，而圭很显然是玉器。毛公鼎说“裸圭瓒宝”，师询簋铭文记录说赐下的是“秬鬯一卣、圭瓒”，也是瓒为玉质的佐证。 毛公鼎铭文 臧振教授对“玉为神灵之食”的判断相当令人信服，这帮助我们理解了“瓒”为什么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多为玉质。《礼记·郊特牲》说得很清楚，“灌以圭璋，用玉气也”，裘锡圭先生说，“古人十分重视玉，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为玉含有的精多”，又说：“玉经常被用作祭品，或制成各种礼器以用于祭祀等仪式，就是由于它是精物。”既然祼祭是为了向祖先神灵进行祭献，那么作为神灵食物、提供精气的玉在祼祭中必然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礼记·明堂位》才说“祼用玉瓒大圭”，《礼记·王制》说“（诸侯）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言外之意，如果没有圭瓒，即使有郁鬯，祼祭也举行不了。因此金文中的“瓒”常常与贝、鬯共同赐下。 如果把“瓒始为玉”作为讨论的出发点，那么，从汉代郑玄到当代万红丽的“瓒必然为带柄勺状器”的判断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商周时期的玉勺只有三件，一件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的西周早期墓葬，两件收藏于震旦艺术博物馆，为战国时期遗物。如此稀少，与瓒在商周时期的流行程度不符。 震旦博物馆，战国早期玉瓒 （四）作为柄形器的玉瓒此时，我们该回头重新审视严志斌把玉柄形器都归为瓒的观点。商周时期，玉柄形器是最常见的玉器种类之一。在二里头遗址出土有非常精美的玉柄形器，器身分饰兽面与凸线装饰，精细的雕琢手法可以看出当时对这一类器物的重视程度。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柄形器 严志斌从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商代青玉乙亥柄形器铭文中释读出了“瓒”字，认为从商代开始，瓒就成为这一类玉柄形器的自名。令人奇怪的是，严志斌在释读出“瓒”之后，肯定了“玉柄形器都可称为瓒”。却又把瓒的形态泛化到圭、璋、璜等各类，使他得出了一个不够准确的结论。就本文的观点，瓒是且只是玉柄形器。 将瓒确定为玉柄形器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分析来看，万红丽把“瓒”的字形看作上部为首、下部为柄，臧振教授认为“瓒”是以待灌的玉件或圭璋植于鬲中，方稚松先生则指出“瓒字的字形是象将玉件置于‘同’中，并非置于鬲中。”“同”是什么呢？严志斌根据自名为“同”的西周内史亳觚指出，今日所称为“觚”的青铜器，在商周时被称为同。 很巧的是，在洛阳北窑西周墓发掘出了“置于‘同’中”的玉件，这个被放置于漆觚中的玉件正是玉柄形器。不但证明了方稚松先生对于“瓒”的字形的判断是正确的，也证明西周时的“瓒”就是玉柄形器。 北窑出土玉柄形器1．M1742．M155 第二，在出现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瓒应为玉质，玉柄形器的材质符合祼祭对玉的需求。除了严志斌以外，李学勤先生也谈到过玉柄形器和瓒之间的联系。西周中期的鲜簋铭文说，“王赏祼玉三品、贝廿朋”，李学勤认为，“祼玉”就是瓒的玉制部分，也就是玉柄形器。实际上玉柄形器是一种独立使用的器物，它不是瓒的某一部分，它应该就是瓒本身。 鲜簋与铭文 第三，商代前期的玉柄形器广泛出土于辉县琉璃阁、郑州商城、黄陂盘龙城等遗址，商代后期的玉柄形器集中出于安阳殷墟，殷墟妇好墓就出土了33件。西周时期玉柄形器更加兴盛，仅目前所发现的西周早中期的玉柄形器已超过360件，与金文和古代典籍所见的瓒的流行程度相符合。 第四，从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来看，玉柄形器通常出土于王都或重要城市里的王公贵族墓葬中，墓葬的级别越高，随葬的玉柄形器数量就越多。玉柄形器具备表示身份等级的功能，与文献记载中瓒为诸侯等上层人物的祼器相合。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柄形器 作为祼礼的重器，瓒应该有严格的形制要求，不会与圭、璋、璜等相混淆。综上所述，当瓒还是某种玉器时，玉柄形器实际就是瓒，瓒实际就是玉柄形器。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湖北省博物馆对曾侯乙墓漆木瓒的命名是错误的。玉柄形器在东周及之后突然衰落，而祼祭在东周时期仍然继续，很显然祼祭所用的礼器在春秋战国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考虑到伯公父勺也之自名为瓒，瓒是否从西周晚期开始就从玉柄形器演化为另外的某些形态，会不会从玉器转变成青铜器乃至漆木器，如今尚不可知。此外，关于瓒的研究还有很多疑问有待解决，比如在《周礼》中所谈到的圭瓒、璋瓒有什么差别，瓒这种形制具有怎样的文化内涵，还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和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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