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左顺孝】任四爷的故事

西岳文化 20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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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四爷的故事

——往事钩沉之二

文\左顺孝

很早很早的时候，听老人们说，我们村的最西头，住着一户人家，是兄弟两个，他们是从外乡逃难来的。他们才来时，在西头杨家的西边，置买了几亩地。就在地头先简陋的盖了两间茅草房，权做栖身之处，想等以后混好了，再好好盖上几间象样的房子。

谁知时运不济，兄弟俩百般努力，还是落了个和老舍笔下骆驼祥子一样的命运，奋斗了几十年，还是没能搬出此屋，非但没能重盖新居，而且兄弟二人一个也没娶上媳妇儿，都打了一辈子光棍。

他们初来的时候，都很年轻，一米七八多的个头，长得高大结实，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为了吃水方便，他们就在屋旁，自己动手打了一口井。我们这儿是顺阳河古道，当时水位较低，打下的这口井，水源不错，不但能供自己和附近村民的吃用，还能浇浇自己的二分菜地。

兄弟二人脾气都好，和村人们相处和睦，很快取得了大家的好感和信任，提起兄弟俩，都会竖起大拇指。他们两和我村聋爷一样，在村里辈分是最高的，一般没人直呼其名，过去是称娃他叔，后来称娃他爷，再后来就直称任大爷，任四爷，渐渐的谁也不知他们的名字了。本文说的主要是任四爷的故事。

听老人们言讲，任四爷老家原在陕西南边商县一带，家靠近湖北。老家原是一大户族。清朝末年，南方战乱不已，流民蜂起，再后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任家大户深受其害，作鸟兽散。任四爷兄弟二人随着逃难人流，一路往北，寻找安身之处，终于在我们这站住了脚，落了户。时间大约在1900年前后。当时我村人口不多，属创史者之一。他们来时身上还有余财，就先买了几亩地，盖了房，满希望凭自己的力气，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任家大爷有门手艺，做得一手好醪糟。常年推个叫蚂蚱车车，在方大圆几个集市上赶会卖醪糟。每天早出晚归的，很是辛苦。任四爷在家负责耕种几亩薄地。地少活不多，不够他伺弄，加上打的粮食不够吃！就经常出去给富人家打打短工。但由于饭量过大，在使用了几天之后，东家往往被吃得害了怕，说这可养不起，便会把他辞退了。

那么，他的饭量到底有多大呢？不是吹！有人亲眼见过，他一顿饭能咥八个杠子馍。两个馍连在一起，蒸熟后状如杠子，故叫杠子馍。一个杠子要四两以上，八个馍要三斤半左右，是养不起。人说，饭没有白吃的，饭量大，力气自然就大。

古时候有个薛仁贵，传说他顿吃斗米，力大无穷，十六个人抬一根木头，他一个人能夹起两根。这都是传说，可任四爷的力大是村人亲眼见的。一个强壮小伙子，一个人扛一袋粮都觉吃力，而任四爷夹起两袋子粮，箭步如飞，且气不喘心不跳。过去口袋是线织的长条状，一袋子也叫一装子，有百二三的分量。两装子有二百五六，但在任四爷眼里是小菜一碟。

人们都说他和底店的“大神”有一嗑（比），传说中的“大神”，双手能举起八百斤的碌碡，这样一来，任四爷力大的名声远播。一些富人家有了重体力活，便会把他雇去，干完了重活，又借机把他辞退。所以他一辈子没干过多少轻省活，干的多是重活。听说我五爷当年娶亲，五婆家在铜川，就曾雇他去迎亲。八九十里路，抬轿回来，任四爷出了大力。

兄弟二人奋斗了三十多年，没能翻身，家中无房，自然无法成亲，耽误了终身大事，成了两个老光棍。1935年左右，二人年过五旬，娶妻无望，便想收养个儿子。

有一苦命的母子俩，从湖北逃难到富平。孩子只有八岁多，硬是用一辆叫蚂蚱车子，把病母连走带推的，推到刘集张北村落户。母亲嫁给一光棍，一年后，母亲病亡，后父无力抚养，在男孩十岁多时，经人介绍，给任四爷做了养子。四爷给起名任吉善。养到十五岁，就开始到我村南边一带，去给人当长工。

经过父子三人努力，家中略有积蓄，孩子也二十多了，四爷就准备盖院新房，给孩子娶妻，不能让娃和自己一样，再打光棍。谁知正在这时，出了一件大事，打乱了计划。

大事发生在任大爷身上。那是1946年左右了。任大爷由于常年在外奔波，早出晚归的，患上了哮喘病。六十几的人，像七八十岁一样苍老，佝偻着身子，病发作时要死要活的，喘不过气来。而且还老犯糊涂。

有一天，他在家为父子三做饭，擀了一案子面，饭已下到锅里，正煮呢，没柴了。家穷买不起炭，烧的是麦糠。就提上笼到距家不远的麦场里去揽麦糠。提了多半笼，回到家着急忙慌的，没把柴草往灶洞里塞，提起来把半笼麦糠全倒进了饭锅里。多半锅到口的饭全吃不成了。

别人还没说什么，他自己先气得不行，脚在地上直剁，说自己没用了。到了晚上，不见人了，任四爷到处找也找不着。第二天，村人在他家南边的一个井台子上发现了老汉的一只鞋。当捞上大爷的尸首，一辈子不落泪的强壮汉子任四爷，哭成了泪人。他哭他苦命的哥哥，还没享过一天福，咋就为这点小事，寻了短见。但村里人认为，他哥的死，不仅仅是为了这点小事，哮喘病的折磨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哥哥寻了短见，对任四爷打击很大。兄弟俩拼死拼活的干，就是为了给养子娶房媳妇，不能让孩子再像自己一样打光棍。现在哥死了，只丢下自己，担子更重了。好在他还有一个亲姐姐，嫁给了本队，姐姐就帮他在自家西连墙，盖了三间新草房。父子俩终于从破草房里搬进了新居。

有了新房，很快就给孩子说了房媳妇。大约1949年左右，给孩子完了婚。父子两终于吃上了生受饭，再不用挖锅撩灶的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农历十一月，儿媳在产下一个男孩后，大出血死了。任四爷又重新进了厨房，父子二人又过上了没有女人的生活。

好在是新社会，不再受人剥削，分得了土地，只要肯下苦，不愁过不上好日子的。没出三五年，又攒了一笔钱，任四爷又四处张罗，给孩子又说了一门亲，媳妇是南山人，为在平川落户，要求也不高，就二次给养子结了婚，时间是1955年前后，还是互助组时期的事。

到此，任四爷的心才算歇下了。养子这种情况，放在旧中国，是无力再娶的。所以，任四爷对新社会是很有感情的。他为此编了很多赞扬新中国的快板，只可惜年代久远，没有留传下来。只记得有这样几句，“过去的票子讲万万，现在的票子讲块块。”“国民党，害人精，村里到处抓壮丁。那时候，不太平，穷人遭罪过不成。”就没有下文了。

任四爷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清朝、民国、新中国。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清朝度过的，青壮年时，一心想奋斗发家的蹉跎岁月，是在民国消磨的，幸福的晚年是生活在新中国时代。他一辈子娶妻生子的愿望在旧中国没有实现，在新社会，在儿子身上实现了。他的前半生的奋斗发家史，是旧中国众多劳苦大众的一个缩影。

任四爷在村里的威望，随着岁月的变迁越来越高，孩子们爱他，他能用泥揑好多小玩意，给孩子们玩。其中一种小鸟状的泥哨子最受孩子们喜欢。哨子不但小巧逼真，发出的声音还很好听，往往弄得满村都是一片“啾啾啾啾”的鸟叫声。

他还有很多手艺，能箍盆钉碗。他有一套傢俱，钻子、竹篾、金属条等。过去的人，家都贫，瓦盆、面瓮瓮烂个缝，木桶漏水，甚至吃饭碗打成两半，都来找任四爷修理，而这些事都是妇女经手，所以村里的妇女们也都喜欢他。而且他修理东西是不要钱的，义务的。村里的妇女们过意不去，知道他饭量大，往往会偷偷拿几个馍放在老汉家里。

任四爷头上还有一根和妇女一样的长辫子，是清朝的遗留物。民国时，人们都把头上的长辫子剪掉了，他却没有，可能是当年剪辫子之风没刮到乡下之故吧。在当年没剪还可以理解，谁知他一直留着，从民国留到了新中国。

据他孙女给人说，他每天起床，先要梳理辫子，先解散开，用梳子梳顺，再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天天如此，从不嫌麻烦。后来年纪大了，八十多了，手举不起来了，就让他孙子女给他梳。

他这个孙女，是养子二房媳妇的第一个孩子，生于1956年，自小长得聪明伶俐，圆圆脸蛋，红扑扑的，很是可爱。老汉喜欢极了，很是疼爱。起名叫玉梅。别看老汉没文化，起名还很有艺术性的。

他儿子的第一房媳妇，给他生了一个孙子后死了，这个孩子父子俩无法养育，自小由王姓人奶着，他起名叫“任王保”，孙女底下又是一男孩，他又起名叫“任玉生”，后来人叫转音子了，成了任生娃。

孙女会爬了，任四爷把她放在自己炕头上照看，逗孩子玩。孩子能走了，任四爷又把她扛在肩头，满村里转。孩子看着他头上的辫子好玩，抓住又揪又扯的，他也不嫌疼，还乐得直笑。儿媳孩子稠，孙女才一岁，弟弟又出生了。所以，孙女小时是在爷的炕上长大的，和爷爷感情深。

孙女给他梳头的时侯，已经十一二了。他对孙女说:“爷老了，不知还能不能吃上我娃的油角角。”孙女边梳头边说:“爷，你身体好着哩，能吃上，肯定能吃上！”结果还真吃上了。这是后话。

孙女又问他:“爷吔！你一辈子了，咋都没给我寻哈一个婆呢？”任四爷笑了，说:“娃呀，爷不是寻不哈，爷是嫌女人的脚臭！”过去女人都缠脚，懒婆娘的话，裹脚布会很臭。其实这是老汉哄娃的话。

当村里小伙子问他年轻时咋不找个媳妇儿，他是这样回答的:“我是候那九女等一男哩！”也就是说，女人多的没人要了，我才会娶一个。这实际上是从侧面告诉人们，我是没钱娶妻子的。

任四爷孙女小我六岁，和我在一个村。阴差阳错的，没想到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我家弟兄多，找对象难度大。过去人给女儿找对象，先找独子，其次是弟兄少的。我岳母主动向我家提亲，把女儿嫁给我，我感到意外。

听说我岳父就极力反对，人都能看上，主要弹嫌我弟兄们多。但拗不过我岳母，她一心看上我这个有点文化的女婿，坚持要把许多人都抢着要的女儿许配给我。

我这桩婚事的成功，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和我一块在梅七线当民工的刘忠智的妈妈，牛秀英大姐，她也是本村姑娘嫁本村。她和我岳母关系好，我和妻子这桩婚事，她是牵线者，是红娘。

这年5月，我俩订了婚。我虚岁21，妻子虚岁15。1971年春节，我首次去丈人家拜年，由于在外工作，有点积蓄，制办了一身洋制服，挺有派的。按乡间习俗，女婿给丈拜年，是要拿油角角馍的。村里和我妻子相好的姑娘们，都来闹女婿。

我见任四爷在他房子门前坐着，低头在石头上磨刀，见姑娘们闹，知道他最爱的孙女的女婿来了，还抬头看了我一眼，从脸上表情看，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小时候我经常围着老汉，听他说快板，估计他还能认识我。

我也产生了整理整理老汉快板的念头，心想，现在不是时候，以后还有机会，谁知这次见面竟成了永诀。这年5月份，老汉就去世了。我在三百里外的工地，不能回来，还是四弟顺忠代我去吊的孝，我再也没能见老汉一面，十分遗憾。

后来我问妻子，你爷吃上你油角角没有？妻说，吃上了，多亏我订婚早。你送的油角角，我妈给我爷在笼里托软，给我爷吃了。听后，我很高兴，老汉走时是没留下遗憾的。

任四爷和瞎婆一样，在我村也算一个传奇人物。他没上过学，是大老粗一个。但他编的快板，连文化高深的人也佩服。我们村五六十年代的孩子，都是听着他的快板长大的。老汉好脾性，平易近人，孩子们都很爱他。一见到他，一大群孩子便把老汉围住了，拉他坐下:“四爷！给我们谝一个快板！”

四爷饭量大，肚里老害饥。就说:“爷肚子饿，以后再说吧！” 孩子们便飞回家，你一个，他半个的，拿来些馍馍往老汉怀里塞。四爷吃好了，便会给我们说起快板来，说了一个我们让再说一个，往往我们听的入了迷。

任四爷说快板是触景生情，出口成章。五十年代陕西出了一个农民诗人王老九，我们村的人就说，任四爷和王老九有一比哩！

因为王老九到我们流曲来过，所以我们这的人都知道王老九。那还是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各处举办赛诗会，我大哥顺才正在流曲高小读书。他给我说，他们校长陈永福，还专门把王老九请到了学校，和学生们见了面。

王老九个不高，他往台中间一站，底下一片欢呼声，让他来一首快板，老汉眨巴眨巴眼睛，随口就吟出一首诗来:“富平是个诗窝窝，诗歌还比牛毛多；唱了三年六个月，还没唱完一个牛耳朵。”学生们都赞叹不已。我大哥说，我们村有一个任四爷，说的快板和王老九有一嗑（比）哩。同学们都让他说两首，我大哥一说，大家都佩服得不行，还想来见见四爷。

任四爷的快板，流传下来的确实太少了，真如王老九说的，剩下的没有“一个牛耳朵”了。听说当年还有人釆访过他，但不见其内容流传开来。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国家到处都在大炼钢铁。我们村的青壮劳力都进了北山，开釆铁矿石。一部分人住在山里，安营扎寨，负责打眼放炮，一些人负责把炸下的矿石往出运。秋收时节到了，玉米成熟，棉花盛开，加上又下了几场雨，秋收秋种任务更重了。但村里人手不够，怎么办？

队长急得团团转。后来学校里来好了多学生帮忙，才解决了大问题。任四爷即景生情，很快一首快板，就随着小娃娃们的口流传开来:

“中国人民搞建设，号召大家去炼铁。村里人，没走净，为（磨）面蒸馍山里送。秋风吹，庄稼熟，没有人手怎么行。队长急得生了病，组长心里不高兴。政府里，有拿法（办法），学校里，叫娃娃，一哈来了百七八，走到地里红旗插。嘻嘻嘻，哈哈哈，不到一时扳完啦。队长也给没病了，组长也给高兴啦，天上也给晴净啦，地皮也给晒硬了，牲口也给出动啦，豌豆也给能种啦。……”

这首快板当时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部分农村都没装上电，抗灾能力差，三年不下雨，就是下也是洒湿地皮。俗语云:“雨洒尘，饿死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靠天吃饭，要抗旱救灾。毛主席号召人民打井浇灌，用水车抽水浇地。任四爷即景生情，又编了这样几句快板：

“毛主席，生意见（提出办法），他叫人民把井钻，高处起，低处垫，天不下了焖（浇）一遍。”水井打好后，安装上水车，水车再安上轮子，装一长杠子，用牛拉或人推，把水从井底抽上来浇地，这种原始工具现在已没有了。

任四爷又编了快板，内容大多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有这样几句:“牛拉水车就是慢，一晌才浇一分半。人推水车是个窍，又省水来又省料。人推水车浇地多，就是累得没法说。……”

任四爷的有些快板，还含有讽劝提醒意味。他的儿媳，因家里娃多事稠，冬季到了忘了给他做棉鞋，他编了这样几句快板，让孩子们到处传唱:“我的脚，生的丑，不穿窝窝还能走；我的脚，生的怪，不穿窝窝它还在；我的脚，生的恶，一辈子不爱穿窝窝。”

儿媳听到后，又气又好笑，忙给他做双棉鞋穿上。

任四爷已经走了快半个世纪了，但他的故事还在流传，他说的一些快板，还被后人们不停的念说。有人感叹，说如果现在任四爷还在，针对2020年的疫情，老汉会编出好多快板来的。

左顺孝

二0二0年农历正月二十六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