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嗣雪
我的父亲陈之佛先生，本名杰，号雪翁，西历1896年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浒山镇，西历1962年卒于南京，享年六十七岁。
艺术界谈论中国近代的图案画发展，或研究中国近代美术史时，几乎没有人不提到父亲的贡献与成就。
父亲是近代工艺美术的先驱，工笔花鸟画大师，艺术教育家，终生为现代艺术教育而贡献心力。
身为父亲的长女，同时也是他执教中央大学时的学生，将二十余年来随待身旁所领受的言传身教的回忆写出来，以帮助大家认识这位艺术家。
他生长在一个农商社会的旧式大家庭中，他们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天资最为聪慧，小时候读书年年名列前茅。
可是，家里对于子弟读书一事并不重视，甚至还觉得读书浪费金钱与时间，年轻人嘛，能学得一技之长乃是上策。在这种环境之中，父亲自然格外珍惜读书求学的机会，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常常喜欢提及他能继续求学的故事。他说：“我最最感激我的二伯父，他曾是清朝进士，有一天他和我父亲说：‘这孩子如此聪慧过人，是读书的上材，应该让他继续求学，他不读书，何人才配读书呢？’就是二伯父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前途。”
实用美术的播种者，提倡取其形求其神
因而，我父亲长大后才能远离家乡，进入杭州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现浙江大学的前身）纺织工程科求学，纺织工程内因为有纺织图案的课程，引发了他酷爱美术的兴趣。
从杭州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后，他以公费到日本留学，进入日本东京国立美术学校深造，成为国人专修工艺图案第一人。
染织图案必须有严格的写生基础，通过写生、观察、体验、分析，描绘出自然界花卉禽鸟的形态特征，寻找本质的美，然后依据图案的造型法则，加以取舍变化，取其形求其神。
他对写生功夫非常认真，成绩斐然，留学日本时跟同时留日的丰子恺经常一起做花鸟画写生，因此他早期的工笔画是从图案与写生着眼。
他从日本学成归国后，一面教学一面创业，专门绘制纺织品图案，对于我国纺织图案的改进与发展，贡献很多，堪称我国早期实用美术的播种者，因而享有“图案画大师”的尊称。
父亲毕生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四十年如一日，诚诚恳恳，谆谆教导，诲人不倦。生前曾先后任教于上海艺大、上海美专、广州美专、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并且在抗战最艰苦之时受命出任国立艺专校长。
除教书之外，他从二十七岁开始，先后将研究心得出版，他的著作有《图案法ABC》、《图案构成法》、《图案第一集》、《中国陶瓷器图案概观》、《艺用人体解剖学》、《中国佛教美术与印度美术之关系》等，并撰文介绍西洋美术史、透视学及色彩学。
他不仅教学认真，人缘与道德修养更好，深得学生爱戴，记得他三十余岁时，因为接受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的聘请，不得不离开广州美术学校而回南京，竟然有二十多位学生因为舍不得离开这位好老师，便跟随他来到南京继续他们的学业。
父亲时常对学生说：“大凡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感情比较真挚，感觉比较敏锐，观察比较深刻，想象比较丰富，以这几个条件来创作，自然会产生优美的艺术品。有人以为艺术家是最浪漫，不拘世俗，甚至以为非放荡生活，不足以显示其为艺术家的身份，我可不同意这种借口，试看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一笔一画，一字一句，都要苦心思索，甚至废寝忘食，非达完美境界决不终止。这种严肃的态度，是艺术家创作时应有的良知，如果失去了这些良知，也就不成其为艺术家了。”
父亲对自己的要求极严，终日里除研究教学外，非看即写，非写即画。学生们常说：见其画如见其人，使人肃然起敬，也感到无比亲切。
父亲艺术的卓然成就，在于他继承了民族传统的精华，使之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他的创作艺术性很高，同时更为大众喜爱，我们欣赏他的作品，充分地体会到他的艺术思想和表现手法是深入生活的，是以自然为师的。
父亲的修养和他的幽默风趣，在日常生活中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当他从日本留学回国执教于杏坛时，动了蓄须留发的念头，从此一副圆圆的眼镜，一袭布长衫，成了父亲永久的特征，也流露出艺术家独特的韵味。父亲相貌温文尔雅，身材矮小，但由于举止言行十分厚重，令人尊敬和爱戴。
我的母亲是个不识字的乡间闺秀，当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后，许多留学生都放弃了糟糠之妻，从日本带回娇艳的日本姑娘，而我父亲并没有因为教育程度的悬殊而遗弃家乡发妻，反而恩爱专属，永生不渝。
至今，我仍珍藏着父亲和母亲小别所写的一封老情书，不仅是父亲挚情流露的墨宝，也是遗留给子孙伟大的榜样，让我们知道夫妻之间永恒的爱是无形的，是伟大的。
淡泊名利菩萨心肠，非看即写，非写即画
父亲的人生观，如同他的名字，淡泊名利，一生为众生服务，并有着一副菩萨心肠。父亲礼佛，但不迷信，对佛教的真理相当有研究，求学时代，他单名为“杰”，后来他自己改名为“之佛”，可见他对佛有颇深的缘分。记得父亲曾对我们说“心即是佛”的名言，也就是勉励我们要由心底发出菩萨心肠，做好人，做好事，不虚伪，要真诚。当年我们的家，父亲取名为“养真庐”，而现在我把自己的家取名“养真楼”，以示遵奉教诲。
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父亲特别疼我，小时候走到哪儿玩都带我去，学生来家里画画，最喜欢画我。等我懂事后，由于弟弟妹妹年纪小，家里环境并不宽裕，我就帮母亲照顾父亲。譬如父亲生平最怕上理发店，又不愿长发披到肩头，于是在我读初中，会对镜自己修剪头发开始，我便成了父亲专有的理发师，直到离别大陆。
七七抗战爆发，江南一带相继沦陷，父亲担心曾经留学日本，会被日本人利用，终于带着重病初愈的身子，和一家大小七八口踏上渺茫的旅程，千辛万苦奔向四川，追随已迁校到重庆的中央大学。
当时四川虽是天府之国，但物资缺乏，尤其绘画材料不易觅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放弃图案制作，从事工笔国画。
因父亲是由西洋画而中国画，所以他的画特别重于写实与色彩的运用。他的工笔花鸟画有与众不同的风格，独树一帜。布局美，线条匀细而有劲，设色更是艳丽而不落俗，使人产生“清”、“香”、“幽”之情怀。他继承了我国传统的技法，并重视自然界的观察和写生，而且把自己多年来在图案上的造型、色彩的研究，运用到工笔画上，赋予我国绘画新的生命，表现绘画的动态意境，丰富了绘画的思想与内容，创造自己独特的清新典雅的艺术风格。
继承我国传统技法，重视自然观察写生
他反对在艺术上浮华取巧，主张在传统基础上痛下功夫，认为观、写、摹、读是学习花鸟画四个重要环节，缺一不可。首要“夺造化之妙”、“师法造化”，观察写生是也；二要“师法于人”，是读书临摹，两者不可偏废。作画要和古人所云“感物而动”、“情即生焉”，达到情与景融合的境地。
在构图上，他也认为必须掌握对比调和、节奏均衡，所谓“跗萼相衔”，前尾一体，疏密虚实，位置得宜，则多不嫌满，少不嫌疏，仍为构图处理上之名言。色彩上做到“艳而不失之俗”、“淡而不失之枯”，用艳色时红装素裹，鲜明热烈，和谐而不俗，用素色时清新潇洒，雅而不薄，淡而弥永，强调对比调和的原则，是花鸟画设色必须掌握的问题。
每一位画家都期望自己的创作能够得到大众的共鸣，并贡献给所有爱好艺术者。民国廿一年到廿五年（1932—1936年）之间，父亲费尽心血筹备举行一个别开生面的纯图案画展。我们看他日以继夜地努力，创作出一幅幅庞大的作品，正为他高兴之际，无情的战火毁灭了他一切希望。当时父亲内心的失望与痛苦，不是少不更事的我们所能了解的，也不是悉心爱顾的母亲所能了解的。至今父亲筹备那次个展的许多杰作，不知散失何方。
抗战举迁到重庆后，父亲终于以沉痛的心情，化悲愤为力量，再接再励有了创新的工笔花鸟画作品，绘画上造诣更深。“皇天不负苦心人”、“有志者事竟成”，父亲终于在民国廿九年（1940年），以工笔花鸟山水画展出于重庆励志社。
我还记得上下二层的会场，作品挂得满满的。那时的新闻传播没有现在的进步，但会场里每天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观众的那股喜悦之情，狂热的爱好，使人久久不能忘怀，也使父亲痛苦的心灵里填上了无限的安慰，他的心血得到大众的共鸣。画展结束的时间已到，爱好者迟迟不忍离去，直到天色已暗，预备收卷画作时，一群素昧平生的观众匆匆赶到，恳求务必将作品再展示出来，让他们观赏购藏，父亲不忍令他们失望，于是重新展画供赏。
那是一次非常成功、非常轰动的花鸟画展，父亲以往“图案画大师”的美誉，又多了一项“工笔花鸟画大师”的盛名。名利兼收之后，父亲个人并没有享受到，他后来把画展卖画所得的血汗钱完全奉献给重庆国立艺专了，这种为教育牺牲的事，他从不跟人提起，也鲜为人知。
父亲一辈子不愿做官，也不善行政工作，完全是一介艺术家、画家、学者、老师。当时教育部长慕名敦请父亲出任艺专校长，在三顾茅庐之下，父亲无法推却人情包围，只能接受几乎没有人肯承担的艰苦任务。
那时正是抗战末期，学校经费拮据，校舍难觅，好不容易在重庆沙坪坝对岸磐溪两公里外的一个大宅院设校，交通非常不方便，全校的事务费，还不够购买画模特儿时生火取暖用的木炭。若干名教授不肯吃苦相助，父亲不但自己掏腰包，赔上金钱，辛苦得几乎连老命都赔上了。那时我已进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念书，父亲对我说：“办艺专让我真正体会到‘患难见真情’这句古训。”
抗战胜利还未带给我们多久的欢乐，就将我们分隔在两个世界里。虽探听到父亲生前的一些生活情形，却无法消减我对父亲的怀念。
如今阴阳两隔，子欲养而亲不在，时光易逝，他离开人世迄今已匆匆数十载，迎思怀念之情，填塞胸怀，提笔记下二三往事，以为感念。（和谐中视 马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