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瓜伊文化公元前200—650年雷瓜伊文化分布于秘鲁北部安卡什省沿海和山地。尽管进行了多年研究，考古学家们对雷瓜伊人的生活情况仍然知之甚少。通过考古挖掘发现雷瓜伊文化最突出的成就是制陶、石雕和建筑，图案内容主要分为日常生活场景与祭祀仪式两种。 在雷瓜伊文化以人物为主的陶器中男性的身材都比女性高大，男性头饰与服饰也要比女性更复杂、更华丽，并且有鸟兽等图案作为陪衬。陶器中的男性占有主要位置，女性则侍奉在侧。有考古学家推测，雷瓜伊文化崇尚男性威武阳刚之气。 武士肖像陶瓶 雷瓜伊文化 公元前200—650年 秘鲁国家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博物馆藏 雷瓜伊文化创作了许多描绘武士肖像的雕塑陶器。这件武士肖像陶瓶以红、黑、浅黄三色绘制纹饰，在武士头部装饰了手的模型。武士的双手持有盾牌和武器。 院落形陶罐 雷瓜伊文化 公元前200—650年 秘鲁中央准备银行附属博物馆藏 此陶罐描绘了一座两层楼的住宅院落，包括内部庭院和家庭成员。这可能是一个大家族的住宅，与之相类似的住宅建筑已在考古挖掘中被发现。 见到这座雷瓜伊文化时期的院落形陶罐，使我联想到西欧中世纪的城堡与中国汉至魏晋时期的坞堡。建筑是一种文化，是构成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它反映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社会状况的丰富文化内涵，承载着当时社会的历史现实和见证。建筑是一个“存储器”，不单单具有自身的物质性，更是人和时间的载体。与建筑直接的触摸，容易铭记和唤醒过往痕迹，而这种痕迹激发出一种对人类文明历程的凝视。当代国际知名建筑师阿尔多·罗西在其类型学研究中认为：
祭拜祖先场景的陶器 雷瓜伊文化 公元前200—650年 秘鲁中央准备银行附属博物馆藏 此陶器描绘了一个重大节日或祭祀仪式的场景。中间最大的人物佩戴精致的兽形头饰和耳饰，裙子似乎是编织而成。左手持棍棒，右手持杯子；周围较小的人物有着相同的外观和装饰，每人手持一个小杯，仿佛是在敬酒。 加伊纳索文化公元前200—800年加伊纳索文化群遗址位于秘鲁北部沿海的维鲁河谷，它与莫切文化关系紧密，虽然比莫切文化出现时间更早，但它们在数百年间拥有着共同的领土和定居点。 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先生开创了定居模式研究的革命性理论和方法论方法，成为考古学文化功能分析的战略性起点。而他的方法论就起始于六十六年前在秘鲁北部的维鲁河谷田野进行的聚落形态考古研究。维鲁河谷项目通过对不同时期建筑和遗迹变迁的分析、史前遗址的断代和功能类型的划分、聚落形态变迁的研究等，推导出维鲁河谷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的历时过程。其中维鲁河谷的加伊纳索文化群遗址，很可能就是秘鲁沿海地区第一代早期区域国家的首都。考古学家福格尔根据在维鲁河谷出土陶器类型的排列法断代，证明维鲁河谷在加伊纳索文化时期的政体已经建立起早期区域国家的许多典型机构，包括一个全河谷的复杂管理系统，以及一个都城。
维鲁河谷 维鲁河谷北侧的一批集中土墩，是由数百年间加伊纳索人栖居材料堆积和之后的侵蚀所形成。考古学家通过绘制高精度差分GPS的土墩分布图，制作了一个精确的古代废墟和周围景观3D模型。重点发掘了该遗址中最大的一个土墩瓦卡·加伊纳索，通过使用梯度计使得埋在地表之下几厘米的建筑被识别，并通过铲子进行清理，得以知道这片地方以密集的居住环境为特点，被许多建筑复合体所占居。其中每个复合体都有一个紧凑的多间住宅单元，以聚集的方式挤在一起。这类住宅既有起居室，也有储藏室，还有露台。考古发掘揭示了存在各种不同的建筑式样和房屋质量，其范围从普通住宅到带有庭院的豪宅。
土墩瓦卡·加伊纳索 其中有些土墩是非住宅建筑，用于稳固权力祭仪用途的大型纪念性工程。这类大型建筑的设计涉及大量工作，其采用的建筑技术都表明维鲁河谷存在一个清晰的公共建筑规划。其中最大的公共建筑位于加伊纳索群遗址的中心位置，虽然它被盗掘者破坏严重，但是该建筑在一层薄薄的泥砖土层下保存良好。这座壮观的建筑是由无数的房间和成百上千块堆砌泥砖垒成的柱子组建而成。高台和一条毗邻的台阶，面对一个宽阔的广场，可能是用于大型的公众集会和宗教祭祀仪式活动。 考古学家推测加伊纳索文化群遗址中心的都城规模很大，约有600公顷。都城内人口规模从14400—28800不等，人口的增减取决于数百年间每个时段所居住的总空间多少而有所不同。众多人口选择居住在城市的主要原因，是当城邦之间的战争频繁时，城市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 在维鲁河谷底部中心一个小丘的侧面考古发掘了一个加伊纳索文化中型聚落遗址，发现了一批壮观的储存设施系统，以及坐落在山顶和较低山脊上的中型公共建筑。这些都表明这里是加伊纳索时期整个维鲁河谷行政网络中一处重要的枢纽，它包括其他中型聚落，其中四个在河谷的颈部形成了一个统一防御工事系统——是高地唯一入口，也是主要灌溉入口。
秘鲁维鲁河谷下游 放射性碳年代数据的研究更好的帮助加伊纳索文化群进行遗址功能的分类和数量统计，这追溯了加伊纳索文化时期人口、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历时变迁。并且该遗址的建立，河谷北部边缘耕地面积的扩大，以及灌溉系统的扩充，都与巨大的公共劳作密切相关，证明加伊纳索文化时期整个河谷建设已经是在一个独裁领导者的统治之下。大部分考古学家都认可，早期国家在政治上具有的独立组织、专职领袖拥有控制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活动以及使用武力的权力。 城市生活和功能国家的起源是人类考古学中最引人入胜的两个研究课题。加伊纳索文化群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观察秘鲁北部沿海早期区域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更为探究同一个区域相似条件平行出现的多中心早期区域国家起源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依据。因为在这之前，考古学家普遍认为秘鲁北部沿海的文明起源是莫切文化的单一中心国家。
双联陶瓶 加依纳索文化 高22.2厘米，宽23.2厘米 公元前200—800年 秘鲁国家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博物馆藏 双联陶瓶经过了精细的抛光处理，且其表面有低浮雕设计。加伊纳索文化艺术风格简洁，更专注于表达情感或现实世界的群体身份。如这件陶瓶上正在演奏排箫的人物脸部并没有得到逼真地呈现，只是表现了其脸颊鼓胀。 -安第斯排箫- 排箫这个古老的编管乐器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在安第斯地区的民间传统乐器中它历史悠久，十分具有代表性。
安第斯排箫 排箫的高音区非常优美，音程包括欧洲音乐中的半音，以及比半音低一点和高一点的音，通常采用不同尺寸的排箫组合在一起来演奏。安第斯人的排箫演奏技术十分高超，演出形式多样。有全部由排箫组成的合奏，也有排箫与鼓或其他乐器组成的乐队。如在全部由排箫组成的合奏中每人只发一个音，一个旋律是由第一个人演奏的一个音组织起来的；其中一根发低音，再一根发高音演奏，水平令人叹服。  排箫独奏《孤独的牧羊人》 安第斯地区的排箫整体来说分为单排管和双排管两类，偶尔也能见到三排管。主要由发音管、固定横板和编扎线绳等三部分材料组成。法国专门研究秘鲁音乐的国际资深学者德阿尔库德夫妇二人的经典巨著《印卡音乐及其遗存》中对排箫的定义：
安第斯地区的排箫制作材料多样，包括骨、陶土、石、木、植物茎杆等。 根据秘鲁考古学家福雷德里卡·安德雷·恩赫尔1988年在其文章《史前安第斯社会生态：居民和安第斯环境》中记录，秘鲁首都利马以南的奇日卡考古发掘出土的排箫是安第斯地区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排箫，距今6000年左右。其型制是单排六音管，制作材料为禽类胫骨。 秘鲁南部沿海地区公元前100—公元700年纳斯卡文化墓葬与祭祀场所考古出土的排箫型制主要是单排构造，音管数量从2管至14管不等，音域可达八度。从制作水平上看，陶制排箫的声学技术运用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并且从遗存的陶器绘画上可知，纳斯卡排箫在演奏方式上为两支排箫的对吹组合。 公元650—1000年的瓦里文化时期排箫的制作材料开始转为以植物茎杆为主，并且开始出现双管结构。其中的一排为发音管，另一排为共鸣管。从发音原理和技术上看，这个时期的排箫可以称为双排音效排箫，因为这些排箫由发音的音管排列组，和共鸣的辅助音管排列组构成。辅助音管的功能是当吹奏者向发音管送气时其余气流同时进入其中而引起并产生共鸣效果。在其后各个文化时期出土的排箫都延续了瓦里文化时期的风格。 公元13世纪前期——公元1572年的印加文化时期，排箫的制作材料主要采用苇竹茎管。演奏方式上有独奏、合奏等形式。秘鲁殖民时期历史学家印卡·西拉索德拉维加在《印卡王室述评》中对印加人的排箫乐器这样描述:
排箫在当代安第斯地区的民间音乐生活中同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秘鲁中南部的普诺省中几乎所有的男性公民人人都会吹秘鲁排箫。秘鲁国家考古人类学博物馆的米南诺·德勒赫先生感慨：
排箫与传统节庆活动的融合不但丰富了当地的民间习俗语境，更重要的是紧随历史轨迹前行，它作为重要的民间音乐文化活动形式显现出了不可替代的人文情怀，成为安第斯地区音乐中的象征性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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