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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说：“任何新的看法，只要我没有得到非常可靠的证明，总是不予置信，任何意见，只要有可能对人家不利，总是不肯下笔。”“我的性格却总是使我厌恶以著书为业”这恐怕就是像笛卡尔这样智者的智慧之一——慎言慎行，所言必有所证，这“证”是实证与推理，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也不是别人书本上得来的，更为难得的是，即便是自己找到了可靠的证明，也没有出书的必要，这在今天是多么的不容易！哪个稍有成就的不是急猴猴地想发表想出书的？“如果容许每一个人都像奉天承运、治理万民的君主那样，都像得天独厚、满腔热忱地先知那样，从事移风易俗的工作，那就会人人动手，个个争先，都成为社会改革家了”；但是我们谁也不会这样去想“我的想法固然令我自己十分满意，我相信别人也有想法，他们的想法大概更能使他们满意”。笛卡尔的智慧就是尊重他者的智慧，就是不强加于人的智慧。 一个智者的智慧更在于他“已经打定主意要把毕生精力用来寻求一门非常必要的学问，并且已经摸到了一条途径，觉得非常可靠，只要照着走，必定可以万无一失地把它找到”。一个人想要在某些方面有所造就，是要穷尽余生的，而不是在短期内就可以走进殿堂，著作等生的，可现实的情形是，我们许多教师总是著作等生说作为其追求的目标或者说是某种乐趣——自娱自乐的乐趣？我们很少意识到一个人的认识往往是与他的经验成正相关的，“认识越进步越需要经验”。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审视一下，在今天这个印刷术相当发达的时代，我们的所谓著作到底能流传多久呢？ 当下的普遍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目光短浅、只顾眼前”，于是我们干什么多没有长久的考量，急功近利，捞到手为狠，谁还会去考虑子孙万代呢？然而我们就是不明白“越是希望好好利用今后的时间，就越应当精打细算，好好安排”的道理。我们尽管认为自己发现的“真理”是正确的，但一旦发表出来，遭遇的议论必定是五花八门的，别人的意见可能是我们不容易接受的，但别人的意见的价值往往就在这里，这些意见多少是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或许我们在这些意见里发现我们的偏颇，我们的不周全。所以我总是这样提醒自己一篇文字如果想要周密完善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请几个同行，甚至是非同行看看，这样，自己的文字才可能给读者带来相对少一点的误导。 我们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压不住地想与人论辩，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或者“不可动摇”，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争辩时人人都想取胜，尽量用貌似真实的理由吹嘘，很少权衡双方的道理，那些长期充当律师的人并不因此后来就是更好的法官”理性往往就在争辩中这样丧失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告诫自己尽可能不要在线上于线下与人争辩的道理，尽管不回应会让挑逗者觉得你没有底气，“底气”难道只有在争辩中才能体现出来吗？恐怕恰恰相反。与其将时间浪费在争辩上，倒不如用争辩的时间读点经典，发发呆，想想问题，做点有用的事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警惕道听途说的“真理”，因为许多道理“一复述就窜改得面目全非”了，事实上“有许多荒诞不经的说法被加到没有著作传下来的古代哲学家头上”，这在笛卡尔看来是“毫不作怪”的。比如广为流传的据说是雅思贝尔斯所说的那句，“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就没有找到。为什么我总是强调读经典读原著，就是担心那些二手甚至三手的“著作”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误导，“一个下子，为了跟看得见的人打架不吃亏，就把人家拉到很黑很黑的地窖地下去”的事情在当下毕竟是常有的事。有些人是深知“放言高论，无所不谈”，是很容易“赢得博学的名声”的。回过头来说，即便是经典和原著，我们更要做的则是“找出祖师爷没有说的，又想出根本没有想到的解答”。“真理是只能在某些对象里一点一点发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教学的话，“尚待发现的东西自然比已经找到的东西更困难、更深奥，他们自己去发现它一定比跟我学更痛快”。我的观点是，尤其是低年级的教学是更不应当交给学生现成的知识的，“别人花二十年工夫想出来的东西只要告诉他们两三个字，他们就立刻一位自己在一天之内全都知道了；这种人越聪明、越机灵，就越容易犯错误，越不能发现真理”。 在这里我们是不是有必要记住笛卡尔的提醒，“藤萝是绝不能爬得比自己依附的树更高的”，我们一个劲地攀龙附凤，难道早晚也会成为龙凤吗？反过来，如果我们咬定一个目标坚持下去，或许说不定我们也会成为一棵树，但不是揠苗助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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