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杂文“我为什么要写作”中提到：“写作是个笼统的字眼，还要看写什么东西。写畅销小说、爱情小诗等等热门东西，应该列入熵增过程之列。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些。”因此，小波写作可以归为反熵一列。我亦如此，我个人文字所及之处是我精神食粮的仓库，而我不愿其被蛇虫鼠蚁入侵，因此要小心翼翼地将其保护好以确保留下来的全是营养丰富的物质。每当我打开仓库，我的精神会像享受过饕餮大餐一般满足。精神避难所 有人说, 九零后是既幸运又不幸的一代人；幸，是我们不曾有过父辈们食不果腹的经历，物质生活相对丰富；不幸，是我们大多数人作为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作用只能启下，而无法承上，与父母的思想格格不入。典型的喂养式教育，只管吃饱穿暖，精神供给几乎为零。我喜欢这段话因其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作为九零后，也作为家庭中第一代大学生，肉身沦为考学机器，精神营养全无的辛酸处境。我曾经是一个精神极度贫瘠的人。 小时候，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差强人意。于是听到最多的来自父母和老师的话就是：“你看某某某那么聪明，你怎么那么笨！”‘笨’这个字眼深深地刺痛着我的神经，乃至于现在只要我听到这个字，会自然而然的将其与我画上等号。父亲的严厉、母亲的托管、自身的笨拙、同龄人的出色都使我在精神几乎备受摧残的背景下长大。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寻不到任何精神财富，我将大部分的视线转移到课外读物上，只因在那里，我可以获得短暂而美妙的精神快乐。再者，当身边的人不愿意聆听我心之所向，神之所往，否定我能够释放出的能量，认定我所想所感乃天方夜谭，我于是闭口不言。但是由于长期压抑的心绪无法排解，必须要借助另一种途径舒解心结，那便是文字。在自我的精神小屋，我将所有的不满、辛酸、无奈一股脑地抛给白纸，写满宣泄的文字。写作久而久之便成为了我个人的避难所、精神食粮的供给站，因此我常常伏案桌前，不能自拔。 我思故我在 尽管我努力克制杂念，借上帝之笔，创造虚幻王国，我依旧不能完全摆脱桎梏。当我开始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之时，有一个问题总会第一时间跳出来问自己：“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这件事情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当今社会似乎非常流行一个概念——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高智商、老道、世俗、精于世故、善于表演，巧用政策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我有时也不能免俗，反问自己写作是否能为我带来的实质性好处。为了避免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在脑海里作祟，我不得不在书桌面前贴上一句：“活在当下！”
“于我而言，活在当下，不过度忧虑未来，是我对‘存在‘的理解，而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标准则是’我是否还在进行思考？” 思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存在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思辨能力。 苏格拉底也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 当我身处群体之中，惊觉地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理性的思考能力，而突然退化成智障。为了证明我自己还活着，并且活在当下，我需要不断的提醒大脑无时无刻地进行思考。失去了这一项能力，我肉体虽在，灵魂却已逝。写作是证明我还活着这一客观事实，因为大脑要为此奉献大量思索时间。 将发散思维串成线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说：“每个人的大脑每天要处理至少3000个思绪，而有些想法是不断重复的。”如果这一结论符合所有人的大脑，那么我们日常所承载的精神压力是巨大的。同样的概念在脑海里来回闪现很容易弱化我们的集中思考能力。而写作恰恰是要努力的克服这种千丝万缕的发散式、惯性式的思考方式，摘出其中一点将其完美的串联起来。无论是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还是一篇短文，作者在这中间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读者并不能知道下一个路口的风景是什么，但是无论作者如何引导，如果绕转，最终还是会带到原来制定好的终点。如果这种解释方式晦涩难懂，那么可以将这个过程想象成是一场乘车旅行。在旅行中，乘客尽管在一开始就知道终点在哪里，但却不能预测司机会走哪一条路、经过怎样的风景、是否会绕道而行、沿途是否有堵车等等。司机的角色和作者是一致的，最终要将乘客和读者走到目的地。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本书都应该有启示性作用。这个启示就是作者从头至尾、千回百转都要传达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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