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军后勤体系 后勤体制 鸦片战争后，清国朝廷开始关注军队改革的重要性。但是近代军事科学理念，难以撼动二百年的陈腐观念，军队后勤体制的思维仍然停留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初级阶段。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主力湘、淮两军的后勤体制开始有些改革，专设有饷械粮台的部门。粮台内设有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等八所。粮台总理事一人，都统全军粮草，下属各所督办，分管本辖内筹粮筹饷、输送粮草军械等事务。战役中，又增设前敌粮台、后敌粮台和转运局，明确各部职责提高作业效率。清军的粮台机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13年内战中，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 1854年，曾国藩在湘军首创“长夫制”，在军营中设置担任杂务的后勤兵，规定营官及帮办配给长夫48人，军需搬运配备长夫30人，五百人一营的编制配备各种职能的长夫总数180人，相当每百人兵勇拥有长夫36人。长夫是临时雇用的随军人员，不属于军队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战斗力与后勤保障的效率。曾国藩创设的军内长夫制，合理运用了民间的人力、物力资源，成为近代战争的一项典范。 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胜利后，清国陆军进行了大规模裁军。在李鸿章洋务运动风潮中，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推动了军制的部分改革。陆军改革重点侧重于武器装备的增设配给，相对轻视了后勤支援在军队体制中的鼎足作用。清国的军制改革，没有统一规划，各地总督各行其是，没有引进外国近代军制中后勤学的理论，来改造自身落后的军事体系。直至清日战争爆发，清国的陆军实际上已经变成东西南北聚合的大杂烩，后勤体系各自为政，无法适应一场近代化的战争。 1885年，清法战争落幕，海战的失败加速了清国的海防建设。同年清国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确定优先发展北洋水师的国家战略。北洋水师号称是一支新型的近代化海军部队，舰船投资与物资消耗量惊人，舰队运行及保养需要注入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及附属工厂才能维持。李鸿章主持北洋舰队的原则是：“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天线，以及储备械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是以地方设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款、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设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建立水师、武备学堂及医院、煤厂，均专职专责以免贻误。”李鸿章的近代军事后勤思想，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称雄亚洲的北洋舰队。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进一步明确了水师各部门的职责。船械局专管维修舰船的船坞和兵船一切器具的添置购买；天津海防支应局专管海军的军俸饷；天津军械局专管水陆各军军火的收发；威海卫水师养病院专管海军将兵战伤救治。清日战争开战前的近十年中，北洋水师实现了较为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 运输机能 十九世纪末，当全世界文明国都在广泛运用蒸汽机带来的福利时，东方大国却堂堂登场了在铁轨上奔驰的“铁路马车”，用马匹做动力取代蒸汽机车牵引的闹剧。愚昧观念严重制约了清国铁路的发展。1881年11月，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竣工，通车运行；1887年，唐胥铁路延长35公里至芦台；1888年，唐胥铁路延长130公里，展筑至天津，更名“津唐铁路”；1894年，天津至山海关间的津榆铁路通车，全长127公里。从1881—1894年的十三年间，清国本土仅修建铁路300多公里。清日战争中，天津以及山海关一线的清军调动，曾经利用了这段铁路作为运兵工具。而其他各地的大部分部队，只能依靠畜力牵引、人力步行方式行军。 大清王朝的康熙年间（1662—1722）奠定了国家的基本疆域，用于交通的工具、设施、动力、管理技术，比前朝在量上有所增加，质上没有大的跃进。作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清朝对全国道路布局经过多次改造，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道路网。清国的道路有“官马大路”、“大路”、“小路”之分。官马大路是国家级官道，由北京向各方向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大路从省城通往地方主要城市；小路则连接各地主要城市与边远市镇。“官马大路”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分北路、东路、西路和中路四大干线，共长4,000余华里，总驿站设在京城东华门外的皇华驿。其中的干线通往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是清日战争中最重要的道路系统。此路从北京经山海关、盛京，一支延伸到雅克萨、庙屯与俄国接壤；另一支通往朝鲜半岛。隶属官马北路网的还有呼伦、恰克图干线，这一道路在开发清代北疆、打击蒙古叛乱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清代漫长的官马大路，其实是靠马蹄、车轮和人类足迹，经过千百年碾压出来的自然轨迹。这些轨迹通往四面八方，连接有人烟和部落的地方，形成所谓的道路网络。大多数官马大路是沙石路或泥土路，没有人工筑路的痕迹，没有路基填筑和排水构造，晴朗干燥日尚可以支承骡马载荷通过，雨水日在辎重车辆重压下，道路极易变形，泥泞中车马行进艰难。1894年清日战争爆发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连年涝灾，路状极差，完全不能满足清军辎重运输的需要。7月28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令丰升阿的奉天盛字练军，从陆路出发赶赴朝鲜，增援牙山叶志超军。丰升阿部沿官马北路昼夜兼程，历尽艰辛，8月9日才疲惫不堪地赶到平壤，此时牙山、成欢的清军已经败战多日。 侵入满洲的日军面对清国泥泞的道路也经常陷入困境，幸运的是战争中日军的辎重运输采用的是驮马搬运方式，可解体组装的山炮发挥了能适应恶劣天气和地貌作战的特点。而清军拖拽式炮械经常举步艰难，大炮一旦进入阵地就失去了进退机动性，在敌军进攻的状况下，炮兵只能丢弃炮械等辎重逃命。 清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和给养，最初的投送方式是海上运输。十九世纪末，清国海上大型运输业几乎被外国洋行垄断，经海路运送兵员只能依赖租借外国汽船公司的船队。丰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击沉清国租借的英国籍商船“高升”号，就隶属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1894年9月17日，清国租用英国和美国的多艘商船向朝鲜运兵，北洋水师主力护送船队时，在大东沟与日本联合舰队发生了黄海海战，结果北洋水师败战，制海权丧失。此后，清军运兵和一切后方支援，只能依靠奉天至平壤间约千里的泥土官道。 战时后勤 战争胜负乃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清日战争中清军与日军作战于本土，战略上占有“地利”的优势。可是清国连年的自然灾害和严重饥荒，使清军仅有的“地利”优势陷入“天时”的厄运之中。 清日战争爆发前十年，顺天府、直隶地区连续发生旱灾水害。甲午年夏秋，又遭洪水侵袭。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本年顺、直各属，自春徂夏阳雨应时，麦秋尚称中稔。”“自五月下旬起，至七月底止，节次大雨淫霖。加上上游边外山水及西南邻省诸水同时汇注，汹涌奔腾来源骤旺，下游宣泄不及，以致南北运河、大清、子牙、滏阳、潴龙、潮白、蓟、滦各河纷纷漫决，平地水深数尺至丈余不等，汪洋一片，民田庐舍多被冲塌。计秋禾灾歉者一百二州县，内有被潮、被雹之处。”后任直隶总督王文韶也上奏顺直地区灾情：“永平、遵化两府州属，雨水连绵，冰雹频降，滦、青各河同时涨发，漫决横溢，庐舍民田尽成泽国”；“收成不及十分之一，小民无以为食，专恃糠粃。入春以来不但糠粃全无，并草根树皮剥掘已尽。无力春耕，秋成无望，较寻常之青黄不接更形危机”；“访查该处情形，一村之中举火者不过数家，有并一家而无之者。死亡枕藉，转徙流离，闻有一家七八口无从觅食，服毒自尽者。” 辽东半岛是清日战争的主战场，1894年夏季连降暴雨，河水泛滥、灾害不断。12月15日，盛京将军裕禄上奏：“奉省自本年夏间大雨连绵、河水涨发，所有沿河之承德及省城西南之新民、广宁、锦县、辽阳、海城、盖平、复州、岫岩等处各厅、州、县均被淹涝。”翌年2月18日又奏：“去岁奉天夏雨过多，沿河州县所属低洼地方田亩被水淹涝。受灾各区以锦县、广宁、新民、牛庄为最重，辽阳、海城、承德、岫岩次之，盖平、复州、熊岳又次之。”陵寝总管联瑞给军机处电报中称：“本年夏间，南路之辽、复、海、盖，西路之新民、锦县、广宁各城，以及省城附近地方，农田多被淹潦，灾歉甚广，数十万饥馁之民嗷嗷待哺。瞬届天气严寒，无衣无食，更难免不乘间滋事。兵荒交困，万分危迫。”时任锦州转运局知府的周冕，电致盛宣怀称：“查自锦至辽，沿途大水为灾，类多颗粒无获，极好者不过一二分收成。”翌年初夏再电：“锦州、广宁一带，上年秋灾既重，今年春荒尤甚，现在麦秋无望，节逾小满，尚是赤野千里，拆屋卖人，道馑相望。”战前从朝鲜秘密潜回清国的袁世凯，被降职协助直隶臬司办理东征粮秣转运事宜，为清军作战部队提供后勤支援。他在给上官奏报函中写道：“辽沈自遭兵祸，四民失业，饥馑流离。关外居民本极困苦，近遭灾荒，营勇骚扰太甚，哭声载道，惨不忍闻。”刘坤一之弟刘侃在《从征别记》中，记录了他在唐山的见闻：“既至，见饥民数千，疲困道旁，日毙数十人，幼稚十六七；盖壮者或他适，妇女惜廉耻，忍死不出，风俗良厚。而地方多巨富，无赈济者。军中倡义赈款钱三十余万贯，施放三十余州县，地广事繁，筹措须日。余彷徨庭户，虑迟则创，命帐前差官、兵目人等多备饼饵、米粥，日就道旁给之。许队伍中收养小儿，由是收养以百数。余拟资二千贯，用二百五十串合众人所施至八百串，而义赈事大集矣，斯民庶几少苏。然乐亭、滦州有一村人口仅存十三四者，盖三年水患，播种无收，官吏贪征粮税，隐匿不报，致奇穷无补救也。” 清军在这种情形下作战，粮食短缺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征粮官在饿莩遍野的州县催征、筹集兵粮，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加剧了官民矛盾。在自然灾害沉重打击下的民众无力支援战争，甚至出现部分清军匀出有限的军资军粮，拯救垂死挣扎中的百姓的事情。清日开战后，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斗志昂扬，主动请缨参战，被任命为帮办东征军务。而当他在灾区筹赈军粮时，所见所闻惨不忍睹。于是，他向朝廷上奏，向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以及广东、浙江、湖北等地督抚发电报请求支援，强调奉天各地“水灾甚重”、“饥民遍野”、“道馑相望”、“幸存百姓甚或有十余日不得食者”、“灾民之悲惨，目击伤心，不忍漠视。如若不迅速抚辑饥黎收拾人心，战争将很难进行”。 面对尸横遍野的饥民，吴大澂完全丧失了战争必胜的信心。 清军粮食供给问题在战争初期的朝鲜战场就已经露出破绽，驻防部队上奏折报告：“朝鲜地瘠民贫，大军云集之时，一切米粮及日用所需无从购觅，皆需由奉天省城及凤凰城转运而往，饷馈艰难，繁费尤属不赀。”赴朝作战清军的一切军需均由满洲境内负责供给，增加了奉天衙门的负担。严重的自然灾害，使集市上粮少价高，军粮采购十分困难。盛京将军裕禄抱怨：“现在奉天大军云集，需粮甚多，虽经各军设法购运，而去岁本省秋收甚歉，存粮无多，办运过远，脚费又复太昂，军食攸关，亟须预为筹备。”将军依克唐阿亦奏：“粮米价昂，运脚耗费，若在各兵口分内扣留银两，预为办运粮食，窃恐大敌当前，军心解体，难期得力。”清军战时供给状况，如翰林院蒯光典所云：“兵事一兴，偶有灾歉，采办艰难，归之于公，则此项无著；扣之于兵勇，有不哗溃者哉。” 自然灾害直接影响到后方对前线作战部队的支援。清军在仓促出兵上阵的背景下，粮秣辎重大部分随军而行，木轮马车在朝鲜及满洲官马土石道上行进困难重重，降低了部队的推进速度和机动性。然而，清军在后勤保障严重不足的被动状况下，没有全力保护有限的粮秣辎重，在数次重要战斗中都轻易丢弃大量粮秣辎重，不战而逃。溃退清军的粮食状况陷入严重困难境地，造成部队士气低下、战斗力丧失，强抢朝鲜百姓食粮家财的事件频发。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日清作战记录记载，朝鲜的“成欢”、“平壤”及清国鸭绿江的“九连城”战斗，清军都丢弃了大量军粮和炮械。仅平壤一战，清军丢弃的军粮，粮米2,900石、杂谷2,500石，其量是15,000清兵一个月的口粮。当时赴朝作战的山县第一军，因海军尚未取得制海权，海路军需物资运输尚没有开通，前线部队也出现军需补给的困难局面。清军丢弃的大量军粮，及时缓解了日军食粮短缺的困境，确保了第一、二两方面军同时向清国侵入的计划。失去食粮的清军，在朝鲜境内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沿途的民众成为抢掠的牺牲品。日清战争结束后，日军参谋本部统计，战争中共缴获清军粮秣，精米7,000石、玄米2,000石、杂谷6,000石。这些战利品被分配给战地部队、充作马粮、供给俘虏及雇用的民工，也用于救助当地百姓的粮荒。 清国军事后勤体制的诸多缺陷是导致其在清日战争中全面失败的致命要素。和平时期，后勤部门成为许多官人梦寐的肥缺，他们是执掌部队生存的衙门，高高在上。可是一旦大规模战事爆发，就用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客观因素搪塞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此等军事后勤体制，显然不能战胜拥有近代兵站理念的日本军队。 日军兵站体系 兵站概念成立 明治十八年（1885），日本陆军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梅克鲁少佐担任陆军大学教官，当时的陆军大学是培养陆军各级参谋的最高军事院校。梅克鲁的教学，推动了日本陆军的改革——由过去的法式师团建制向德式建制转变。梅克鲁讲述近代兵站基础学，强调日本内陆多山、耕种水田、道路桥梁脆弱，不适合像欧洲军队那样运搬野炮的方式。建议日本陆军以山炮为主，组建驮马队输送辎重及行李。梅克鲁教学的成果，改变了日本陆军近代辎重作战的方式，为后来日军在战争中的军事优势奠定了基础。 梅克鲁的教学引入“兵站”和“行李”的概念。“兵站”是军队后勤补给系统，是负责向前线作战部队投送物资的组织体系。“行李”是为前线输送战斗、宿营必要资材的部队，有“大行李”“小行李”区分。大行李是对宿营地所需物品和运输人员的通称，小行李是战斗中必须携带的物品和运输人员的通称。各师团均配备一个“兵站纵列”，担任后方仓库和师团间粮秣输送任务。其中配备三个“辎重监视队”，由将校以下50名骑兵编成，负责辎重纵列的统括、管理、护卫。兵站的职能是负责物资的调度、管理、运送、配送，以及协调搬运工具与押运部队的合理运作。基于梅克鲁的理论，日军在兵站和作战单元之间的比例关系上，进行了多次重要调整。1886年，一个步兵大队（相当清军营建制）的行李编制是：“小行李”卫生驮马3匹、弹药驮马16匹。“大行李”将校物品驮马7匹、炊具驮马8匹、粮秣驮马12匹。1891年，陆军实施《野外要务令适用规则》，步兵大队大行李编制改成，物品驮马9匹、炊具驮马8匹、粮秣驮马13匹。 陆军兵站体系中担任向作战部队投送粮秣的部门，称作“陆军粮秣本厂”。粮秣本厂由“兵站基地”、“积集基地”、“积集主地”、“兵站主地”、“兵站地”、“海运地”等机构负责向战地输送军需，形成一个特有的物流系统。“兵站基地”是出征师团在本土辖区的机关，为本师团出征部队组织、收集、管理必要的军需物资，同时担任从前线回归的兵马物品管理。“积集基地”是在内陆主要口岸设置的送往战地的军需品集散地，接收前方回归人员、物品，并向各地疏散的机构，相当于“兵站基地”和“积集主地”之间的配送中心。“积集主地”是在战地设置的人员输送、物资积集的机构。“兵站主地”设置在作战地域内，是为司令部、补给厂、卫生机构提供临时驻地的场所。“兵站地”是兵站司令部、出张所（派出所）的人马宿营、给养、诊疗、警备、交通、通信保障的营地。“海运地”是负责连接战地和内陆之间，可影响全局作战的重要机构，下设“海运基地”、“海运主地”、“海运补助地”，归大本营直辖，由陆军运输部统一管理。 日清战争，日军海外后勤补给线的开设，第一次尝试了兵站运用近代船舶、铁道、通讯网络、设备器材的统合指挥系统。兵站除了部队物资补给、辎重调运外，还承担部队的营地建设、战斗人员的维持增补，伤病员和各种物类的收容、诊疗、运送、宿营、交通、战场清理、遗弃军需品收集、战地诸资材调查、战地民生等繁杂事项。 铁路运输 日清战争开战前，日本国内铁道线全长3,200公里，铁道网延伸到全国各主要城市。拥有火车头417辆，客车1,550辆、货车5,583辆。本岛的日本铁道、东海铁道、山阳铁道线贯通东北青森至广岛的大半个日本，国铁、私铁的支线与各道县连接。日清宣战后，国铁东海道线、横须贺线、北陆线；私铁日本铁道、九州铁道、北海道炭矿铁道、总武铁道都投入了军队的运输业务。只有新发田和金泽的铁道尚未竣工，出征兵联队只能徒步行军至最近的敦贺车站乘车。 1894年7月下旬，大本营制定了战时铁道运行时刻表，命令铁道局昼夜通行军用列车，从最初的3列增加到10列。7月23日，运输通信长官根据各师团的出征计划，向铁道局和私铁道会社发出“运兵注意书”。7月30日，政府作战方针决定，各地铁道全线开动，输送各地驻屯部队和军需物资，前往广岛诸沿岸的港口集结。战时出征兵员的调运，每日军列满10列负荷。停战凯旋归国时，因船舶时刻变动及检疫延迟等原因所致，以每日军列6列向各地疏散。1894年6月—1896年3月，铁路共发送出征人员24万人，马3.6万匹；送还回归人员15.1万人，马2.1万匹。战时繁忙的铁路运输，军需输送几乎没有间断过，即使天气不佳或出现机械故障，都能按时完成原定的运送计划，保障了战时兵员和军需品的调达。战争末期，日本国内铁路运输发生过一起重大事故，1895年7月25日夜，丝崎和尾道间的铁道因海浪冲垮路基，造成一列运送伤病员的军列脱轨，坠入海中。全车323名伤患者和26名医护者，当场死亡8人，重轻伤93人；列车机组人员当场死亡3人，负伤1人。 海上运输 日清战争是日本近代大规模越海作战的第一次尝试，海上运输成为渡海战争的最大课题。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决定征用民间船只运兵，从日本邮船会社征得汽船12艘，从大阪商船会社征得汽船2艘，其中军需物资及通信物资用船4艘，计24,487吨。当时日本拥有日籍汽船378艘191,491吨；外国造汽船64艘109,817吨。国产内航船106艘52,817吨；近海航船208艘28,786吨。船队航线，北路到海参崴；南路到夏威夷、南洋诸岛；西路到朝鲜、上海、香港、孟买等地。由于船只征用难以适应作战需要，陆军大臣决定增购1,500—3,000吨位的汽船10艘，计18,099吨。7月12日至9月17日，汽船陆续交货，全部贷与日本邮船会社，投入军需运输。 8月下旬，日军赴朝兵力输送量激增，陆军征用船只数达到40艘73,726吨，海军拥有的6艘汽船全部配与巡洋舰补给使用。10月，海军另外追购6艘汽船29,036吨，其中5艘归属海军，1艘归属陆军，全部贷与民间会社运行。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民间航运业者纷纷求购汽船，业界出现相互竞争的局面。10月，第二军花园口登陆作战，民间提供征用船63艘113,372吨；1895年7月，海外部队回归及台湾作战，民间增加提供征用船38艘，民间船只合计101艘195,197吨。日清战争军内外征用汽船总数为，陆军112艘212,636吨；海军24艘45,750吨；另外征用帆船7艘4,619吨，专门用于向国内运送缴获的兵器、弹药等战利品。战时军事运输结果显示，日军渡海作战的船舶吨数明显不足。在兵力、物资运输缓慢的情况下，日军仍然取得花园口、荣城湾登陆作战的成功，主要应归结于联合舰队取得制海权，确保了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 运输通信支部 战地输送任务，由兵站开设的运输通信支部担任，负责将战斗兵力和物资送至指定作战地域。1894年6月8日，宇品开设运输通信支部，输送先头部队混成第九旅团。6月15日下关的兵站兼停泊场，接受运输通信支部的任务。第九旅团在朝鲜登陆后，兵站监部开设“现地临时运输通信支部”，运送部队前往朝鲜京城，临时运输通信支部的任务一直持续到第一军登陆。10月4日，第一军开设现地运输通信支部，掌管向大同江方面的输送业务。27日，南部兵站监部在渔隐洞开设运输通信支部，负责耳湖浦、大东沟、大孤山方面军用物资的登陆运输。11月13日，第二军兵站监部在花园口柳树屯设立运输通信支部，负责人马、军需品的登陆及患者的送还业务。1895年，运输通信支部在旅顺口设立出张所（派出所），执行旅顺半岛作战军前往山东的运送任务，并随军在登陆地龙睡澳设置出张所。3月1日运输通信支部从威海卫返回旅顺口，会同柳树屯运输通信支部筹备直隶决战。4月初，旅顺口运输通信支部分别在耳湖浦、大孤山、营口设出张所，为辽河平原作战提供支援。近卫师团台湾作战时，在基隆设立运输通信支部，逐次在淡水、澎湖岛、安平、打狗等处设置出张所。1896年3月31日，运输通信长官部宣布关闭这一支部，剩余业务移交台湾临时陆军运输通信部继续完成。 日清战争期间，运输通信诸机关从1894年6月至1896年3月31日，从内陆发出的人员约360,100人，马约35,900匹；向内陆回送的人员271,500人，马约20,200匹；以及发送、回送大量军需用品。 战时炊事供给 宣战前夜的1894年7月31日，日军颁布第33号敕令，规定战时人员、马匹的供给条例——《出征人马粮秣定量》。其中野战粮秣规定，战时供给分“寻常粮秣”和“携带粮秣”两种。“寻常粮秣”是战时粮秣的总称，包括后方安全地域的供给标准“完全定量”和前线供给标准“携行定量”。“携带粮秣”指战场作战单元携带的口粮。步兵大队携行粮食中，各兵员随身携带两天的定量，主食为精米6合或干面包（约900克），副食有盐或咸梅干、鱼菜干等。“大行李”携带1日定量、兵站纵列携带3日定量，兵员“携带粮秣”合计总量为6日定量。 各大队的大行李编制内设有“炊事班”，使用野战炊具随队携行。主要炊具包括：铜平锅、铁竈、担桶、担棒、米扬笊、杂器袋、菜刀差、洗米桶、洗米棒、汤桶、七岛表、饭运垫、饭运笼棒、饭运雨披、砧板、切鱼刀、切菜刀、开罐器、大小杓子、大柄杓、五合柄杓、饭量面桶、雨披、薪割器、炉搔、焦起、竹簓、竹网杓子、钓瓶、饭团用白布、麻绳、爪钩、斗、升、合、秤、木制碗筷、三升焚锅、铁叶锅、大锅、铁中锅、铜中锅、二斗焚锅、铜小锅、煮扬笊、饭扬笊、饭焚笊、龟甲笊、杂器笊、铜网杓子、金网杓子、藤网杓子、汁杓、角面桶、筛子、饭骨柳、菜骨柳、饭菜包布、饭包纸、饭包蓙、汁桶、茶桶、手桶、饭柜、饭蒸器、茶碗、皿器、菜台、水桝、水漉、漉水布、杂具包布、桐油纸、防寒纸、标旗、标灯、提灯、烛竿、篝台、灯笼、手镰、钓瓶绳、磨刀石、木槌、四斗樽。马匹用炊具：手入袋、根栉、铁栉、毛栉、木栉、杂巾、马粮囊、水与器、麦袋。 战地的饮食由炊事班集中制作，然后再分配到各作战单位。集团配餐方式便于统一管理，也暴露出战时难以应对突发事态的缺陷。7月29日大岛旅团进攻牙山成欢时，还遇到了这样一起不测事件。当时，前线共有4,000名战斗人员，三餐共计12,000份。送粮队输送8,000份的咸菜饭团时，途中遇到险恶湍流，道路阻断无法逾越。炎热天气下，饭团闷在食器内发生变质，部队面临断炊的危机。情急之下，送粮队幸运地找到一口水井，在战地赶制饼米蒸饭团4,000份配送各部队，才暂时解决了大部队饭食供应的紧急事态。 民间对战争的支援 战争后援包括来自后方民众的支援。战争初始，日本政府收到民间团体和个人自愿捐出的大量金钱和财物。1894年7月14日，陆军大臣设置陆军恤兵部，专门处理捐献金和寄赠物品的事务。恤兵部发布接受捐献金和寄赠物品的告示，对捐赠形式进行了具体指导。例如，捐献金不满1圆者不予受理，对多人联合捐赠不足1圆者例外。同时规定寄赠品的种类和体积，确保不会妨碍运输机构和兵站勤务，要求民众按指导规则有的放矢地捐纳。各地接到的金钱类捐献立即交纳中央金库，物品类由官衙统一发送至指定的地点。全国范围的捐赠活动，从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日清和谈为止。1895年5月31日，陆军大臣发布了停止对清国作战捐赠活动的公告。《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军大举向台湾增兵，8月19日陆军大臣发出向台湾战场捐赠活动的布告。11月中旬台湾平定，陆军恤兵部发布通告，于12月10日关闭恤兵部，停止受理一切捐赠。 捐献金和寄赠物作为明治二十七八年度临时岁入交纳国库，恤兵部接受的献金总额2,209,770圆70钱5厘，献纳人数2,164,686人，寄赠物品的估价为708,634圆33钱6厘，寄赠人数949,128人。另有外国人34人捐赠，金额879圆62钱5厘。日本动员全体国民的力量支援了战争，作为一个尚不富裕的国度，国民的国家意识却惊人的进步。国民对战争的态度虽曾各执己见，但是在国家战争意识统领下，民众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战争。日清战争中，大和民族内在的凝聚力震惊了西方社会，欧美人在赞美声中开始警觉这一崛起的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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