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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秋，在重庆谈判过程中，我方主动提出新四军北撤，给蒋氏让出了8个根据地。当然，新四军北撤也有一些特殊原因，那就是山东部队调到东北后，部分地区出现了兵力缺口，因而就近从华中调部队过去，有利于今后我军的发展壮大。蒋氏深知，新四军北撤后一旦完成集结部署，对其可能产生新的威胁。新四军北撤过程中，屡屡遭到蒋军部队的阻截，叶飞率领的北移部队从金华出发，在杭州湾被围，突围后造成了几百人伤亡，后来北渡长江，商船沉没，又有700多人被江水吞没。此时，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到达淮安。被誉为“南北咽喉，江浙要冲”的两淮，是新四军所在地。在这里，38岁的军事天才粟裕在战争中经受洗礼。战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的印迹，留下满身的伤疤，体内还留有令他晚年经常无法入睡的弹片。当然，上天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从最初的班长到此时的军区司令员，经过多年战争的锤炼，这名青年战将的指挥造诣愈加炉火纯青。更重要的是，他已具备成熟指挥员的战略眼光。就是在这里，粟裕对未来战争有了惊人的预见，那就是我军即将面临大兵团作战。要适应这一形势，就要在华中组织一支强大的野战军，来统一指挥编制零散的部队。随后成立的华中野战军，正是起到了捏指成拳的作用。华中野战军下辖4个纵队，归粟裕、谭震林指挥。令粟裕困扰的是，机动部队只有6万人，而蒋军已基本完成了调动部署，一方面完成了对华中解放区的包围，另一方面切断了山东解放区和华中解放区的联系。粟裕自参加南昌起义以来，以其独特的个性品质和出色的指挥才能脱颖而出。在决定前途命运的屡次战略决策中，粟裕多次直言，改变总指挥部的决策。历史也多次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粟裕将军当初的判断和建议往往是正确的，对赢得战争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粟裕认为，蒋军重兵集结于徐州，蚌埠地区，高邮和邵伯必打一战，夺取高邮，可解除蒋军“分割华中之威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间已过去几个月，高邮和邵伯仍然在日伪军的控制之下。此时，我军战斗力已不再是抗战初期，拿下这两个城池对我军来说是探囊取物。但粟裕认为，更有必要打巧仗，必须做到伤亡最小。粟裕决定先打邵伯。邵伯为运河上的军事要点，他就在邵伯附近设指挥部，七纵主攻，包围三面，留一面，战斗打响后，日军果然中计，突围中夺路而逃。可笑的是，日军几乎就从我军指挥部门口而过，逃到开阔地时，早有部队在那里等着，围歼命令下达后，日伪军计2000多人被歼。几天后的高邮战役，更是打得从容而高明，如同一件艺术品。日军自1939年6月占领高邮城以来，将其作为重要的军事要地。经过数年的经营，日军把城防工事修得十分坚固，高9米、厚7米的城墙上，分布着数十个火力点。驻守高邮的是日军独立第90混成旅团，626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还有伪军部队。敌人占据有利条件，要是几年前，这仗会很难打，而毕竟此一时，彼一时，不可同日期而语。日军的对手已是粟裕将军指挥的华中野战军。为减小伤亡，我军一边挖交通壕，不断抵近城墙，在城下构筑了机枪掩体，弱化了敌人防城工事的作用。另一边，向城内不断喊话，请来会说日语的翻译，用日本话告知日军，天皇已宣布投降，并用弓箭向城内射入传单，极大地削弱了日军的士气。然而敌人接到了固守待援的命令，知道从扬州方向增援而来的蒋军和一个团的日军已经出发，由于有这样的资本，日军拒绝投降。更嚣张的是，他们竟然把放回去劝降的日伪军脑袋砍下，挂在城墙上。不肯投降，这仗就必须打了，粟裕的攻击命令下达，八纵的64、66、68三个团从三个方向发起猛烈攻击，官兵冒着大雨通过云梯，登上城墙后与日军肉搏，进展顺利。城南、城西迅速打开突破口，部队奋力攻城。攻入城内的部队逐街逐巷，与顽敌激战。面对新四军凌厉攻势，守城日军指挥官岩崎大佐终于表示愿意投降。起初，此人还固守几年前的观念，没把我军放在眼里。和八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见面时，岩崎说，他只能把重武器和战略物资交给我军，轻武器则要带去南京投降。韩念龙以命令的语气说，你们只有无条件投降一条路，全体日军必须按俘虏来处理，否则接着打，直到全部消灭为止。新四军如此硬气，日军不得不屈服。 1945年12月26日，韩念龙代表新四军在高邮的公园礼堂，接受日军驻高邮司令官岩崎大佐投降。在这场被称为“抗战最后一役”的战争中，我军共毙俘日军1100多人，伪军4000多人，缴获大量火炮枪支，而我军伤亡仅6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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