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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黄龙祥 摘要 中医理论中的经验事实部分可以且必须进入实验室。实验研究的目的是更替旧的理论框架，而不是用实验数据证明旧框架的科学与伟大。实验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取得突破的关键在于实验室之外的“解读”、“分解”、“转换”、“发掘与表达”诸环节，即在“知其所以然”之前，首先要“知其然”。只有将中医理论中的经验事实准确、完整地分离出来，然后再准确地转换成实验室能够有效处理的符号系统，在此基础上进行实验研究才有意义,也才具备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针灸、经络问题的实验研究虽先后经过两次“攀登”，却依然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而且犹未知“柳暗花明”在何处。面对这久攻不下的困境，于是那些前赴后继的“登山队员”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有人甚至提出了“经络理论的研究究竟能不能进入实验室？”的疑问。 那么传统经络理论是否应当并且能够进入实验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何时并且以何种方式进入才有意义？要令人信服地回答上述疑问，必须首先剖析经络理论的基本构成。 一、珍珠与珍珠链——针灸理论的基本构成 科学理论或假说是对经验事实的解释，是由解释构成的逻辑体系。也就是说一种理论或假说包含两种成分：其一，经验事实——关于现象之间规律的知识；其二，对经验的解释——关于现象或规律的本质说明。如果把经验事实比作一颗颗珍珠，理论说明就好比***这些珍珠的链环。 经络学说作为构筑中医理论体系大厦的两块基石之一，同样由经验事实和理论说明两种成分构成，但经络学说的“珠链”就像该学说所描述的那样——“如环无端”，珍珠与链环紧密交织，难以分辨和分解，以至经络的研究已在实验室中研究了几十年，却从未有人明确阐述过“经络学说说什么”这一最基本问题。这好比拿着一幅完全不懂或自以为是的藏宝图去发掘宝藏，其结果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搞清古代经络学说的基本构成，提炼出其科学内涵，并用现代科学语言重新表达，是研究经络学说的第一步或者说关键的一步，而完成这一步的前提首先是对经络学说的正确理解。 科学发展的基本形式一般表现为一个不断更换“珍珠链”的过程，正如法国著名科学家及科学哲学家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所指出的那样：“在理论中有效的一切东西，可以在描述部分找到；另一方面，在理论中为假且与事实矛盾的无论什么东西，尤其可以在说明部分找到”（《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华夏出版社1999年）。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的进步主要表现为科学理论中“说明部分”的不断更新，而当旧理论中说明部分被淘汰时，其纯粹的“描述部分”几乎可以整体地进入新理论，从而使新理论继承旧理论全部有价值的部分。 分析针灸理论构成的目的在于：将古人发现的经验事实或总结的规律与古人对这些事实和规律的解释严格区分开来。可以这样说，针灸领域一些旷日持久的争论或者理论研究久攻不下的症结正是在于人们长期混淆了针灸理论中这两种不同的成分。例如，对于针灸理论的实验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以为研究的目的在于为针灸理论框架——“珍珠链”寻找科学证据，以证明该理论的科学性。其实恰恰相反，针灸理论实验研究的目的正是在于更换旧的“珠链”，否则我们的研究对于科学的进步而言便毫无意义——不可能实现理论创新的目标。这样说丝毫不影响经络学说在针灸学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也不影响它对现代研究在指导思想方面的启迪作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经络学说之“链”的捆绑，古人关于“人体特定部位间存在特定联系”这一伟大发现的“珍珠”恐怕早已散落殆尽了。然而经验永远是理论生长的根系，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事实不能被旧的理论框架盛装之时，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将经络之链打开，释放出其中宝贵的珍珠，并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为其配制更为适合的新“链环”，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 (摘自2004、8、20《中国中医药报》） 二、解“链”取“珠”——针灸理论进入实验室的先决条件 针灸理论可以进入实验室。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实验室最适用于物理学、化学研究，因为物理学、化学大厦主要是由一条条定律支撑的。针灸理论在进入实验室之前的第一步也应当是将其中的“经验规律”成分先抽提出来，这一过程我称之为“解链取珠”；接下来自然是鉴别所提取的“珠子”的真伪与品质，去除混入的“鱼目”，再将确认的“珍珠”分成若干级别，看一看其中有没有迄今尚未被认识的新品种，若有便意味着源头创新的突破点。一句话，当我们将针灸理论送进实验室时，一定要确认输入的是赤裸裸的、纯真的“珍珠”，而不能连珠带链整体输入，更不能丢掉“珍珠”而送入“珍珠链”——否则便是“买椟还珠”！这一步骤主要应当在理论研究室和临床完成。 对于经络学说而言，现在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重大的判断：经络学说中的十二条经脉是“珍珠”还是连缀珍珠的“链环”呢？如果说是“链子”，按我前面说的，就不该进入实验室，尽管它已经在实验室呆了几十年了；如果说是“珠子”，那么相对应的“链子”又是什么呢？下面不惜笔墨重点讨论这个困扰我们几十年，再也不能回避的难题。为了能在有限的篇幅内讲清这个复杂的问题，试以十二经脉中史料较为完整的“厥阴脉”为例说明之： 我曾反复论证，传世的经络文献所记载的经脉病候——“是动”病原本是相应的脉诊病候，是一组有内在联系的症候群（见黄龙祥，经脉病候考源，《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4期）。例如，早期文献中足厥阴脉候，不论经脉病候还是络脉病候，记述的都是阴疝病症。古人又进一步从具体的阴疝诊疗经验事实中加以抽象，提取出其共有的本质属性，即阴疝发病部位的特征——前阴、少腹部，这已经上升到“经验规律”的层面。然后再根据总结出的规律指导针灸临床诊疗。这时无论什么病症，也不论男女，只要出现前阴、少腹部的症状（常伴有腰骶、舌部症状），就都被归属于“足厥阴”病候，其针灸远端一般取足背部“足厥阴”穴（或取足内踝上5寸处厥阴络穴）。由此可见，“足厥阴”经络图说的科学价值在于提示了足背-前阴-少腹-腰（舌）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相关联系的规律，而古人对这一规律的最初认识来源于对阴疝诊疗经验的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阴疝病所表现出的阴器、小腹、腰骶之间相关联系的发病特点，古人曾提出多种不同的假说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如果不是足背部诊脉部位——太冲脉与上述三个部位间诊疗对应规律的发现，那么“经脉”的概念永远不会被提出（见黄龙祥，从“厥阴脉”概念的形成过程看经络学说的意义与价值，《针刺研究》2003年第4期）！ 其他十一脉的构建方法基本与厥阴脉相同。换言之，每条经脉的“是动”病描述的都是某种病或证的典型症状，而所谓“经脉”原本是对一组病症发生机制及针灸诊疗经验的图解。 经络学说的成分分析表明：经络学说的“珍珠链”是十二条经脉线；“珍珠”是十四脉所指示的人体上下（体表-体表之间）、内外（体表-内脏之间）相关联系的规律。 基于这一分析，不难做出如下的判定——经络学说的科学价值并不在于那十二条“线”，而在于这些线所捆绑的经验事实以及对这些经验从特殊到一般的抽象表达。无论以现代医学水平衡量古人对于人体特定部位间相关联系经验事实的解释是否正确，只要相关的古今临床诊疗经验（比如古人用“足厥阴经脉”、“足厥阴络脉”所承载的关于下肢特定部位诊察、治疗小腹、前阴、腰骶、口舌部及相关脏腑病症的经验）是可靠的，那么将这些经验事实置于现代科学的背景下考察仍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并且极有可能成为人类探索生命本质未知领域的向导。基于这一判断，再通过认真严格的临床实验，去除古代文献记载的经验中因各种主观因素的“污染”所掺杂的虚假的经验描述，然后通过对古今文献的系统考察以及临床上的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观察，补充古人经验陈述中所欠缺的事实，使之上升为顽强、完整的科学事实。这时——也只有这时，才算完成针灸理论进入实验室之前的“解读”、“分解”、“转换”、“检验”等全部工序。也只有以这种形式进入，才能在实验室中被正确地识别并进行有效的处理。 以下简单解释一下“转换”、“检验”的含义。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大家都熟知这样一个现象：基于特定编码系统或特定样式形成的“文本”，只能在特定的编码环境下或阅读器中被读取，否则就出现令人烦恼的“乱码”现象——无法读懂！同样，在特定符号系统下建立的理论如果置于另一符号系统中处理，必须首先做好符号系统的转换工作——在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间找寻准确的对应关系。不同符号语言系统所做的描述，标志着对事实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把握。以往有些人将这种“转换”工作理解为语言文字的转换。其实，这不单纯是语言问题，正如我们所知现行针灸学教材使用的都是现代语言，然而这些教材对于“经络”等基本概念的定义，具有现代医学背景的人很难读懂，当然也无法认同。 所谓“检验”包含三方面内容：首先是判定理论的经验内容，剔除经验内容很少甚至毫无经验内容的理论假说。针灸学术史的研究结果表明，针灸理论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还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用“珍珠”去牵就“珠链”，如果在建立理论或假说时，作为理论框架的“链圈”过长，往往会增添一些“人造珍珠”以填补空白；例如在《内经》时代，关于六腑与足阳经的联系已经有明确的认识，但为了构建手足十二经分别与五脏六腑一一对应的模式，便采取“削足适履”的做法，对经验事实进行剪裁，而将大肠、小肠、三焦配属于手三阳经，以维护理论体系形式上的完美。然而，医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为了弥补这一无法回避的矛盾，古人不得不另立“六腑下合输”之说。在这里，手三阳经脉与腑脏联系的假说可称作“形式理论”，而“六腑下合输”学说才是真正指导临床的“实用理论”。另一方面，如果从经验而得的“珍珠”超出了理论“珠链”的长度，则人为地截去，从而表现出以结构形式决定经验内容的特点。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严重阻碍了针灸基础理论向更高层次的提升。要做好这一工作，除了具备卓越的学术史研究水平，透彻了解该学说形成、演变的全过程外，还要有敢于指出“皇帝的新衣”真相的勇气。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医药发展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第二，对解析出的经验内容的科学价值加以检验。并非任何一个科学问题都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特别是从几千年前古人的假说中概括出的科学问题。因此在对上述命题进行实验之前，必须考察该命题以今天的科学水平衡量，是否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对于从经络学说中发掘出的“体表与体表、体表与内脏存在特定联系”的经验事实来说，人类已知的医学知识还不能很好的解释，从而对现代医学提出了新课题，意味着新学科的生长点，无疑是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原创性研究工作。第三，对经验内容的真伪及可靠程度加以检验。系统考察有多少“经验”在传承过程中被污染了，需要严格的清洁工作？有多少经验在传承过程中被丢失了，需要找回？还有多少必需的经验事实还一直处于空白，需要填补？谨防误将“鱼目”当“珍珠”送入实验室研究。总之，要搞清楚针灸宝库中究竟有多少宝藏？含金量是多少？从而为针灸实验研究提供坚实的支撑平台。通过这三方面的检验，完成“知其然”的全部处理程序，进而有效地进入“知其所以然”的阶段。 (摘自2004、8、30《中国中医药报》） 三、强化理论研究 ——瓶颈的突破 任何实验都必须与推理相结合，才能去伪存真，最好、最严密的推理工具是逻辑。一种假说的逻辑分析与实验检验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逻辑证明伴随实验检验的全过程。在实验尚不能达到的地方，逻辑证明就成为实验检验的一个有效而必不可少的补充，“理想实验”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关于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的关系，从杨振宁、李政道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这一典型事例可以得到启示。杨、李二人于1956年提出“宇称不守恒假说”后，吴健雄很快便用实验证明了这一假说，但是在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奖名单中却没有吴健雄的名字。我一直在想，假设诺贝尔奖在中国评选，获奖者的名单会不会相同，又或者完全相反呢？中医的实验研究很少让人感受到逻辑的力量和理论的深度。在实验检验之前很少进行逻辑分析及论证。甚至很少独立提出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当今中医针灸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已所剩无几？甚至连自称研究方向为“理论研究”的专家也难得一见。由于缺少理论研究的强大支撑，那些常年在实验室攻关的研究人员犹如在沙滩上盖高楼，一次次地无功而返之后，一些知名实验研究专家最终走出了实验室，甚至一去不返地走上了理论研究之路。我认为当前中医针灸理论研究亟待认清以下问题： 第一，观念问题。当前有一种倾向：一提针灸现代化，就认为这个现代化的全过程都可以在实验室完成，并且认为实验的目的在于证明中医针灸理论的科学性。于是乎如果不实验，研究生不能毕业，科研课题不能中标。实验室成了针灸理论现代化的主战场，实验员成了主力军！其实，实验只是一个环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针灸理论研究久攻不破的关键不在实验这个环节，而在于进入实验室之前的“解读”、“分解”、“提炼”、“转换”诸环节！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加强实验室之前的史学研究和理论分析，必须有一流的史学家和理论家的介入，最好是实验研究者本身同时具备较高的史学、理论素养——以便于当研究的轨道越过自己领域的边界渗透到其他领域时，能够准确地辨认。也只有凭借全面的知识体系，我们才有资格在必要的时候在不同理论体系间转换出入。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作保障，针灸理论的现代化研究难免会出现“弃珠取链”、“买椟还珠”的可悲结局——现代化“化”掉了珍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学术界已经普遍认识到针灸理论结构中包裹有哲学成分的事实，然而对于这种成分的处理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且可以去除这些成分，用更先进的理论框架来替代；第二种意见认为，“哲学文化”成分是中医的特色，应当继续保留。众所周知，医学与哲学的分离是科学进步的标志，岂可倒退？科学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更新“珍珠链”，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再者，针灸理论本身的发展也表现出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科发展的需要而不断突破旧有理论框架限制的特点。例如在针灸理论形成时期在不少方面明显地受到“天六地五”天之大数框架的影响，经脉数之“阴五阳六”、四肢五输穴之“阴五阳六”、脏腑数之“阴五阳六”等等。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新的理念的引入，逐渐突破了旧理论框架的羁绊，尽管这种突围显得非常的艰难和不彻底。 第二，中医宝库中宝藏的发掘与科学表达的问题。一种学说，无论有多大的价值，在没有被“重新发现”之前，将长期保持默默无闻的状态。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在没有被发现之前，它无法改变自己是“石头”的命运。实验检验的是命题的真理性，理论研究考察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理论研究对科学概念的明确意义的说明，并不亚于实验对于实际真理的发现。而中医界对于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似乎还没有起码的认识，一个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严重性的事实是：迄今为止被中医界津津乐道视为中医瑰宝的“整体观”、“辨证论治”、“体表-内脏相关”都是由行业外甚至是国外学者发掘并加以表达的！然而，业外学者对于中医宝库的了解毕竟不如本领域内的专家，因而在发掘的完整性与表达的准确性上难免存在欠缺。 困则思变，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理论研究，特别是传统理论科学内涵的发掘与科学表达的重要性，“中医理论的现代语言阐释”的全国专题研讨会、香山会议、973针灸项目论证会上不时传出这样的声音——尽管音量不够大，回应也不够多。一些知名专家、院士乃至“两会”代表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这一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行业内外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实际情况是喊了多年之后，实际动作却少之又少，整个学术界和相关主管部门似乎还没有真正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现状：至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资助领域，更不用说专项资助。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具体的论证，特别是没有提出研究该问题明确的技术路线并基于此做出成功的示范。为此，近年来笔者在多次论证的基础上，选择了两个最有说服力的关键难题开展了试验性研究：一是“针灸诊疗理论体系的重建”（现行针灸教材中针灸诊疗体系是60年代初直接移植方药的模式，没有反映出针灸自身的诊疗规律，这也是造成现今针灸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经络学说的理论结构与科学内涵”（“珍珠”与“珍珠链”关系最复杂的例子）。如果这两个例子都成功了，就非常有说服力。后者在国家科技部基金的支持下完成得较好，其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实验研究者的越来越多的理解与认同。前一项工作的阶段性成果不久也将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发表，广泛接受学术界的批评。 第三，人才培养战略问题。看到中医临床的优势在下降，中医界感受到了提高临床疗效的迫切性。这就迫使决策层将临床型人才的培养放在首位。而在我看来，“妙手回春”的临床大家固然需要，而最缺的是具有科学哲学素养并兼通自然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中医理论家及科学群体的学科带头人。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的制约，中医理论研究无论是在建制上、学科建设上，还是在人才培养等诸环节上都非常薄弱。这一现状如不能尽快改观，势必极大地影响中医现代化的方向与进程。对于这一点早在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且认为提高的途径在于“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书信选集》。又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而如今，人们大都只记得毛主席的前一句话，后一句话则很少有人提及。 第四，方法学研究问题。这需要考察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中有哪些东西用现有的方法不能解决，需要改进或建立新方法？近年来针灸的临床实验逐渐采用国际公认的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 (RCT)方法。但是针灸对照组如何设立、刺激如何量化等基本问题在实践中至今没有很好解决，针灸专家开始认识到RCT这双“鞋”并不十分合适针灸临床研究这双“脚”，那么就有必要改鞋或重做一双新鞋，总不能永远做“赤脚医生”！因此，针灸实验研究方法，有些可以直接采用现代经典的实验方法，有些需要在原有方法上加以“修建”，可能有些方面还需要“重建”新方法。总之，当鞋子不合脚时，需要改变的永远是鞋子而不是脚！ 第五，前瞻性研究问题。前文中提到，没有经验内容的假说或理论不能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研究，但是如果能以前瞻性眼光在这类缺乏经验内容的假说或理论中捕捉到前瞻性的科学思想火花，然后加以科学的表达，并基于这一科学思想不断发现、积累相关的经验事实，则往往能促成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时间医学的建立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医针灸的“子午流注”已经蕴涵了现代时间医学的思想，但是缺乏相应的经验事实的支撑，在临床上缺乏实际的应用。待到现代时间医学建立时，中国人才猛然醒悟，欲用“子午流注”去争发现的“专利”权，可是这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安慰，毕竟“子午流注”与现代时间医学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不能总是当事后诸葛亮！(摘自2004、9、6《中国中医药报》） 四、人体奥秘的第三张图谱——前景的构描 当新的事实用旧的理论不能合理解释时，一个新的理论就已经在孕育之中了，一扇通向生命科学新领域的大门便开启了。四百多年前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的第一套系统人体解剖图（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1543）解开了许多人体奥秘，奠定了近代医学大厦的基础。而人类基因组计划全部研究成果将最终绘出人体的“第二张解剖图”——分别由遗传图（连锁图）、物理图、序列图和转录图4张分图构成，从基因水平上揭示出人体奥秘，进而奠定21世纪医学和生物学发展的基础。 那么人体的第三张图画什么？怎么画？回答这一问题前，首先来看一看能否借助已有的这两张“解剖图”读懂复杂的生命现象？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即便我们对构成物质世界的元素的物理化学特性有非常精细的了解，可是如果对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及元素变化的规律——“元素周期律”不了解，我们能够读懂物质世界吗？ 在从宏观与微观不同层次上基本探明人体的结构之后，我们对于这些结构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整体中的位置了解多少呢？请看下面一组镜头回放： 镜头一：1974年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正在进行一台在针刺麻醉下颞颌关节成形术。当在合谷穴行针刺麻醉时，奇妙的现象发生了——病人的嘴可以张开了。于是手术临时取消，后病人经几次针灸治疗后痊愈出院（《新医药杂志》，1974年第12期）。 镜头二：***某医院一位老妇人因不明原因不能张口、无法进食，多种治疗无效。尝试针刺右合谷穴，治疗一次后病人口开（《医道の***》，1986年第4期）。 镜头三：一位右基底节区出血的70岁男性，于发病2月后接受针灸治疗。在治疗中，每次针刺合谷穴，患者都能感觉到左侧面颊部有强烈的酸胀感和麻木感，这种现象在以后的针灸治疗中能重复出现（《中国针灸》1998年第10期）。 镜头四：张某某，男，40岁。1979年6月14日起右上牙痛，近8天来加重，于1979年7月17日开始接受针灸治疗。针右手合谷穴，深4cm，进针后未捻转，留针14分种。留针期间病人有麻热感从进针处开始，沿上肢外上缘向上，一直到右上牙，这时牙痛已变成麻木感。在右上肢外上缘测痛，从进针处起，至右面颊部颊车穴处有宽约1～1.5cm的障碍带，用测痛计给500g压力刺激无痛感。再持续6分钟后，右侧牙痛完全消失（《针灸原理与临床实践》，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 图1-1手-口齿相关的古代图示 中外学者在大规模的针刺麻醉研究中发现，针刺合谷穴，其远端效应主要特异性地反应在颜面部，因此合谷穴被用作齿科及耳鼻科手术针麻必选穴。大量的针灸临床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治疗牙痛时针刺合谷穴，牙齿可出现酸胀感；治疗三叉神经痛、偏头痛针刺合谷穴时，常可引起面肌抽动等现象。 如果把以上病案中患者的刺激点与反应点之间用线连接，相关的古代“手阳明”脉——“齿脉”图就会隐约闪现，此时无需过多阐释，任何具有生物背景知识的人——不论是中医、西医，还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者，都能敏锐地捕捉到镜头中或镜头背后的重要信息，都会顿悟中国古代“经脉图”的谜底（见图1-1、1-2）。 图1-2手-口齿相关的现代图示 从以上事例中也不难看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医学工作者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观察到人体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表现出的特定部位间的关联现象，而且所发现的相关联部位（拇指、食指间与口齿部）以及相关联现象呈现的基本条件（口齿病），与经脉学说的“齿脉”（手阳明脉）完全相同。 在经络学说提出两千多年后的1994年，美国科学家在研究猴大脑皮层去感觉传入后功能重组的实验中观察到：大拇指侧合谷穴区传入信息与同侧的口面部的传入信息竟然重合在同一皮层相互毗邻的神经元上，即颌面部与拇指在感觉皮层定位是相互重叠的。（Science， 1994年265，5期）这似乎已经从高级中枢的联系上为中国的古代经络学说给出了现代科学的证据，同时也为今后的“经络”问题的研究提示了非常有价值的新思路。 “观察渗透着理论”，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西方医生对于上述现象大多会视而不见，很难捕捉到并记录下这类现象，更不可能有意识地观察、收集这类病案。因此本文所举之实例仅仅是实际发生过的这类现象中的极小一部分，而绝大部分的实例从没有准备的观察者眼前略过。只有把握了中医经络学说的精髓并具备一定西医学知识的人才能发现捕捉到这类镜头，并加以正确地连接，使之成为通向探索生命奥秘的向导。 这些不同国家、不同医生的发现均提示：中国针灸经脉学说“齿脉”起止点——合谷穴与口齿部上下之间存在特定的联系。刺激合谷穴竟然能立竿见影地调节下颌关节运动障碍，难道手部藏有控制远端颌面部的开关？这对于西医学而言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发现，但用已知的医学知识还不能解释。对于这一新发现的生物学意义，也许今天还不能充分认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将成为引领人类探索生命科学空白区的路标——更多的人体特定部位间相关联系的事实或规律将被发现。 由此可以大胆地预言：揭示生命奥秘的第三张图将是人体特定部位间相关联系的“联络图”，它由三张分图组成：第一张分图——人体体表与体表、体表与内脏“关联图”；第二张分图——控制相关联部位的“开关图”（这种联系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第三张分图——相关联部位间的“线路图”。而本文所举的“拇指、口齿相关”现象的发现与研究结果仅仅是关联图中一个很小的局部画面。等到全套三幅分图被精确、完整地绘出时，也只有这时，构成人体各部件的意义才能被真正理解。无疑，这第三图的意义丝毫不亚于第二张图——“人类基因组计划”。 人类第一张解剖图与中国无关，第二张“解剖图”仅有1%的相关性，第三张“联络图”能不能最终由中国人，或者以中国人为主绘出，会不会出现与“时间医学”相同的情形——待到有一天外国人绘出第三张图——“联络图”时，中国人再举出几千年前“经络学说”给自己寻找心理平衡？如果真的出现这一镜头，作为中国人，你能平衡吗？ 下面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外科手术麻醉学一百多年走过的路程： 1846年波士顿牙科医师莫顿(W. Morton)首次成功使用乙醚麻醉行拔牙手术之后，极大地推动了外科手术的发展，而1958年中国医生采用针刺麻醉完成了第一例甲状腺手术则震惊了整个医学界。然而，随着针刺麻醉手术普及，人们发现了针麻镇痛不全的问题，于是中国医学工作者又在探索一种针药复合麻醉法——采用针刺麻醉配合少量或微量麻醉药，从而既避免了药物麻醉的副作用，又克服了单纯针刺麻醉镇痛不全的不足之处。应当说这是一种极有发展前途的麻醉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走向低潮，没能最后掌握针药配合镇痛效应的基本规律，从而使得这一先进的麻醉法没能真正普及应用。这会不会成为日后中国人将要吞下的又一颗后悔药呢？——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在见到某一新学科的大树已经长成时，才会说在中医这片广袤的森林里早有这一学科的种子或幼芽呢？这样做不仅不能挽回任何面子，反而更令人悲伤。 麻醉法的这一发展轨迹给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哪些启示呢？ 西医学治疗方法基于纠正单一致病因素，尽管对有些疾病取得了好的疗效，但在多数情况下，难免引起复杂系统其他因素的改变，这些改变或者影响疗效，或者产生严重的毒副作用。未来医学的发展能否有效地抑制化学合成药物对机体自稳机制的破坏所引发的毒副作用，使医疗技术更符合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真正形成“绿色医疗”？ 针灸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疗效的安全性，其明显的不足是疗效的局限性。针灸的这一突出特点和弱点是由针灸作用的总机制所决定的。针刺通过激发和强化机体固有的调整系统的良性调节作用，发挥防病治病、增强免疫机能、消除亚健康状态等功用。它是一种生理性调节作用，不会出现“调节过度”的现象，因而表现出作用的安全性；同时它的调节范畴不会超过人体自身的调节系统的极限因而表现出作用的局限性。 针灸与当今主流医学通过不同作用方式治疗疾病，能否兼取二者之长而补其不足？ 近年来多次参加国内和国际中西医结合的学术论坛的经历，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中医、西医好像在攀登生命科学这同一座高峰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南坡的人看到是一片山花烂漫，而北坡的人看到的是冰天雪地，同一座山两边的人看到的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大自然中珠穆朗玛的南坡、北坡在越接近山顶的时候，差异就越小，由此我设想，如果中西医结合的论坛设在“山顶”，这种“高峰会议”上的巅峰对话无疑会碰撞出更多相互理解的火花，而少见针锋相对的对峙，这时候中西医的融合便到了殊途同归的境界。由此看来，如果两支登山队在山脚下或半山坡上，要实现结合的愿望恐怕困难很大，只有双方——至少有一方已经接近山顶时，结合才有意义；当双方都到山顶，则融合便成为必然的结局。 (摘自2004、9、13《中国中医药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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