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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曾断言，“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实际上，虽然中国传统哲学未能发展出knowing that 一类求真的知识论，但很早就生长出“知行合一”的knowing how类型的道德知识论。笔者将从对哲学的理解入手，试求融合中西的视野，解读知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问题与方法。 对一个问题的争论，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需要提出理由。比如征收房产税，直接的理由涉及控制房价，深层的理由则关乎公平正义。后者恰是一个哲学的价值论问题。这表明“哲学”与人们的寻常生活相关。然而，对“什么是哲学”这样的问题，却又没有共同的答案。几乎每个大哲学家对此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而哲学的每一次转向也正源于其研究对象的转变，如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的“语言转向”等。 虽然哲学研究的对象变化多样，但有个根本点是不变的，即寻求事物最终的根据。 哲学的这种理据作用，可以举“事实”（是）与“价值”（应当）的关系来说明。现实社会显示的是各种事实，如社会上有多少富人，他们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他们所占有的财富的比例又是多少，等等。这样的数据虽然能反映贫富差距的不公平，但其本身却不会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办，即从“事实”如何中，得不出“应当”怎么做的结论。人们总是依据某种“公平正义”的原则来判断类似的事实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应当借助一定手段对其加以调节。在这样做的时候，人们依据的不是单纯的事实本身，而是某种主观的理念；这种主观的设计一旦被接受，就会成为“客观的”依据。 与可见的“事实”不同，“价值”是不可见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形象而又精确地刻画了两者之间的区别。除了用“形而上”概念来刻画哲学所探究的事物之“道”的性质以外，中国古代给了哲学一个很贴切的名称——“理学”。哲学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正在于它对事物之“理”的追问超越了可见的“形而下”之物的界限。这种追问使得哲学在本质上是“说理”之学，追问万物根本之理，即它们的终极根据。 由于这种理据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如人性的善恶、“心”是否即是“理”等，属于无法观察、不可验证的命题。因此哲学命题大都属于“信念”而非“知识”的范畴。此两者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包含有“真”的因素，而信念则主要依靠主观的论证，或者说是一种主观的“认其为真”。人是否生而自由，显然不是一个真假问题，亦即不是一个与事实相关的问题，而只是一个信念，但仍需要给出理由来加以论证。这类信念虽然是超验的，但构成社会的认识与价值根据，也正体现了哲学探寻事物根据的意义之所在。 20世纪上半叶，哲学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曾经经历了迷惘的时期。“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哲学的治疗”（维特根斯坦）的呼声此起彼伏，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逻辑经验主义。它要以“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为剃刀，来拒斥被视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但吊诡的是，逻辑经验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哲学，它的“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也是无法由经验来证实的。毕竟科学不是一切，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东西，例如“应当”之类的价值命题，需要由哲学来提供。因此科学取代不了哲学。哲学的迷茫与困惑应当去除，并且也正在被去除。甚至原本只见语言不见人的英美分析哲学，也早已转向欧洲大陆的康德哲学乃至黑格尔哲学那里寻求灵感。曾经一度被拒斥的“形而上学”重又进入了哲学家的话语。不过，哲学依然显得“贫困”，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并不多见。斯特劳森在谈及自己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时说，“形而上学有着漫长的辉煌历史，因而不大可能在描述的形而上学中发现任何新的真理”。哲学果真“江郎才尽”，抑或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无奈之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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