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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明代万历二十四年，《金瓶梅》已经问世，开始以手抄本方式流播。 到了万历四十五年，在苏州出现了初刻本《金瓶梅》。当时一位既见到过手抄本《金瓶梅》，也见到这个初刻本《金瓶梅》的薛冈，对这初刻本《金瓶梅》作了如下的记载：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曰：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 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之病死。 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闵（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薛冈（1561—1641后）《天爵堂笔馀》卷二 而当时不仅手中拥有《金瓶梅》手抄本，而且了解《金瓶梅》刻印过程的沈德符，也见到了这个初刻本《金瓶梅》，他在《野获编》卷二十五中对这个初刻本《金瓶梅》作了如下的记叙：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 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 （明）沈德符 撰 由此我们已经可以准确地得知《金瓶梅》53—57回这个“病瘤”，在初刻本《金瓶梅》中已经存在了。 这个“病瘤”的特点就是：“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 崇祯年间，有人把这个带有“病瘤”的初刻本词话本《金瓶梅》，改编成了“说散本”《金瓶梅》，书名叫做《新刻繡像批評（原本）金瓶梅》。 在主要情节方面其改编的原则之一就是“瘦身”与“化疗”。 除此之外，就是请当时有名的刻工刻了200幅精美的插图。 改编後刊行於崇禎年間，故簡稱「崇禎本」。初刻詞話本與崇禎本之間的關係是「父子關係」。 这在学术界叫做“第一代崇祯本”（每半页10行，每行22字）。 《金瓶梅词话序》 到了崇祯末年，准确的说是在崇祯十四到十六年间，杭州书商鲁重民将这个崇祯本（每半页10行，每行22字），作了校勘等工作，变成了每半页11行，每行28字的第二代崇祯本，这就是以日本内阁文库本为代表第二代崇祯本，它完整地保全了第一代崇祯本中53——57回这个“病瘤”。 此外，还有两大改变：第一，图画由原来的200幅，变成了100幅。 第二，第二代崇祯本比第一代崇祯本多出了一篇廿公跋。 崇祯本第30回《蔡太师擅恩锡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有如下一段文字： 只见蔡老娘进门，望众人道 ：“那位是主家奶奶？”李娇儿指着月娘道：“这位大娘哩。”那蔡老娘倒身磕头。 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的这咱才来？请看这位娘子，敢待生养也？”蔡老 娘向床前摸了摸李瓶儿身上，说道：“是时候了。”问：“大娘预备下绷接、草纸 不曾？”月娘道：“有。”便叫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 且说玉楼见老娘进门，便向金莲说：“蔡老娘来了，咱不往屋里看看去？”那金莲一面不是一面，说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 有时运，人怎的不看他？头里我自不是，说了句话儿‘只怕是八月里的’，叫大姐 姐白抢白相。我想起来好没来由，倒恼了我这半日。”玉楼道：“我也只说他是六月里孩子。” 崇祯本插图 崇祯本在这段文字上方有一条眉批这样写道： “月娘好心，直根（？）烧香一脉来。后五十三回为俗笔改坏，可笑可恨。不得此元本，几失本来面目。” 黄霖先生在《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中，在引录了这段文字之后，说： 我曾在《金瓶梅成书三考》一文中将此“元本”与第四回的“原本”混同起来，因而觉得两条眉批所言“原本”有所矛盾。现在想来，“元本”与“原本”不能相混。“原本”当为据以评改的底本，即已刊印的词话本；而“元本”当为另一种据以参校的全抄本。 这种全抄本也只能是词话本系统的，而决不是崇祯本系统的。因为评改者将此“元本”（全抄本）与“原本”（已刻词话本）相较，只提到个别的回目如“五十三回为俗笔改坏”，而未提及全书的面目相异。（2） 崇祯本插图 《新刻金瓶梅词话》书影 清初有人把初刻本《金瓶梅》翻刻成《新刻金瓶梅词话》，翻刻时，对于初刻本《金瓶梅》做了一次大手术，把初刻本《金瓶梅》中的53——57回这个“病瘤”的53、54两回割掉了，用已经找到的53、54两回替换了初刻本中的这两回。 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大动作是，在卷端比内阁文库本又增加了一篇“欣欣子序”。（关于廿公跋我们下面再予以叙述） 《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之后，《金瓶梅》53—57回这个“病瘤”在刻本中便出现了三种存在状态： 初刻本《金瓶梅词话》第53回—57回是一位江浙一带的读书人补入的“赝作”。 其第55回——57三回，在《新刻金瓶梅词话》中原样保存了下来； 其第53回、54回的主要情节内容保存在崇祯本的第53回、54回之中，但由崇祯本的改写者经过与其他各回大致相同的方式改写过了； 《新刻金瓶梅词话》将初刻本中的53、54两回割掉了，用已经找到的53、54两回替换了初刻本中的这两回。 《新刻金瓶梅词话》书影 崇祯本53-54回这二回与《新刻金瓶梅词话》这二回文字数量差别很大，小说技艺水平优劣也明显不同，它肯定不是根据《新刻金瓶梅词话》中这两回改写的。 这一点我们从崇祯本55—57三回与《新刻金瓶梅词话》这三回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得出来。 至此，《金瓶梅》53—57回这个大“病瘤”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各种不同版本的不同表现，已经昭然若揭，它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初刻本。 《金瓶梅》53—57回这个大“病瘤”对于判定《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初刻本虽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但人们仍然感到不满足，以为这是孤证，“孤证不立”。 因此我主张把对53—57回大“病瘤”的考察与与其他“症状”考察联系起来诊断，我在拙作《〈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的铁证》（3载《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1期）一文中，又举出了《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另外一个铁证，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日本内阁文库本的崇祯本又增加了的“廿公跋”。 影松轩本 关于日本内阁文库本的崇祯本，日本学者荒木猛先生写过一篇《关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内阁文库藏本)的出版书肆》，原载1983年6月《东方》。 黄霖与王安国先生把它编译在《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10月版，第130——138页）中了。 因为在齐鲁书社出版，所以该书出版后不久，我就买到了。我认真拜读了荒木猛先生的这篇论文。 当时我觉得荒木猛先生只是进一步证明了内阁文库本《金瓶梅》刻于崇祯年间，没有太在意。 直到1997年大同国际《金瓶梅》会议之后，我开始检讨总结反思三十年来整个金学界以及我自己关于《金瓶梅》作者考证的全程（详见拙作《〈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途径——》）时，我决定采用老子的静观玄览的方法，把以往的过程做一个总结，划一个句号，将脑子“清空”，一切从头再来。 于是开始重新翻检我以往收集到的关于《金瓶梅》研究的全部材料，包括专著、公开出版的论文，油印的论文等等。 叶桂桐 主编 当为再一次拜读荒木猛先生的这篇论文，看到日本内阁文库本的出版书肆是鲁重民时，我真的惊喜若狂。 根据我所掌握的关于《金瓶梅》版本研究的知识积累，很快意识到廿公跋可能是鲁重民加上去的，于是我开始对鲁重民进行研究。 1998年，我完成了《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刊载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 4期。 这与黄霖与王安国先生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在齐鲁书社出版，整整晚了十年。 1999年我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因为论文过长，很多刊物拒绝发表，直到2002年才刊登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上。 黄霖与王安国先生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出版后，其中所收录的荒木猛先生的这篇论文，在海内外金学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到我的《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发表之后， 特别是我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大闹剧》发表之后，不少人开始重视起来，这我们从2015年出版的两种《金瓶梅》研究著作（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金学丛书》第二辑，其中有黄霖先生的一本《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另一部是王汝梅先生的新著《这个版本史》，齐鲁书社）中就可以看出些端倪。 黄霖 王国安 编 译 王汝梅先生在其新著《金瓶梅版本史》中比他以往关于内阁文库本的叙述，增加了一项内容;“荒木猛在《关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内阁文库藏本）的出版书肆》一文中认为，内阁文库藏本是杭州书贾鲁重民刊刻，在崇祯十三年后的不远时间。此一说可供参考。” 黄霖先生比王汝梅先生进了一步，他在《再论《〈金瓶梅〉》崇祯本系统各本之间的关系》（精选集165）中，认可了日本内阁文库本是杭州书商鲁重民所刻：“内阁文库本为杭州鲁重民所刻。”（《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166页） 王汝梅、黄霖先生对于廿公跋是否为鲁重民所撰写与添加不置一词，但是他们却都不得不面临这个关键性问题。 黄霖先生与王汝梅先生都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初刻本《金瓶梅》，并且认为崇祯本是根据《新刻金瓶梅词话》改写的。 众所周知，《新刻金瓶梅词话》上有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而所有的第一代崇祯本（每半页10行，每行22字,暂以北大本为代表）都只有东吴弄珠客序，这被认为这是崇祯本改写者删去了《金瓶梅》初刻本上的欣欣子序、廿公跋。 而所有的第二代崇祯本（每半页11行，每行28字，以内阁文库本为代表），都有廿公跋。他们二人又都承认第二代崇祯本晚于第一代崇祯本，是根据第一代崇祯本翻刻的，那么关于第二代崇祯本比第一代崇祯本多出来的廿公跋，他们就只有如下的两个选项： A:第二代崇祯本的廿公跋是从《新刻金瓶梅词话》中选择而来的；B：是第二代崇祯本的刻印者——鲁重民添加上去的。 很显然，如果选择了A项，那么这种选择马上就面临着如下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1、为什么第一代崇祯本的刻印者，只选择东吴弄珠客序，而不选择欣欣子序、廿公跋？ 众所周知，欣欣子序对于《金瓶梅》的评价，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比东吴弄珠客序更精彩，这是连王汝梅、黄霖二位先生都承认的。 2、为什么第二代崇祯本的刻印者——鲁重民，只选择了仅有95个字的廿公跋，而不选择内容比廿公跋更为丰富多彩的欣欣子序？ 黄霖先生说： 关于《金瓶梅》的序跋问题。今见崇祯本卷首只有东吴弄珠客序，而词话本前还有欣欣子序与廿公跋。但当初薛冈谈及的仅是东吴弄珠客序，基本看到全书的沈德符谈到作者时也未及欣欣子序中提到的笑笑生这都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不知有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这似可证明他们看到的抄本只是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而非词话本系统的《金瓶梅词话》； 今见《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的序跋也不统一，欣欣子序文字讹误甚多，而东吴弄珠客序及廿公跋却「正确无误」，显得「非常特殊」，而这一序一跋所刊刻的字体与欣欣子序也不同，一用宋体，一用写体，且东吴弄珠客序称书名为《金瓶梅》，而不称「词话」，与欣欣子序称「词话」相扞格；如此等等，无非说明先有东吴弄珠客的序而欣欣子序是后出的。 其实，假如换一个思路来考虑这些现象的话，正可窥见《金瓶梅词话》及其序经辗转传抄而错误百出。 薛冈所见东吴弄珠客序并不是在早年「往在都门」时，而是「后二十年」看到「刻本全书」时。这个序言及跋是在刊印《新刻金瓶梅词话》时加上去的。写序的人很可能就是冯梦龙14。 中国民间历来有「龙戏珠」或「二龙戏珠」等传说。出身于苏州的名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的冯梦龙用「东吴弄珠客」为号不是顺理成章吗？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冯梦龙见到《金瓶梅》抄本后十分「惊喜」，并「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沈德符当时不愿将自己的书拿出去付刊，但书坊还是从别处购到了一部抄本《金瓶梅词话》。 在付刊前，请曾经为之「惊喜」并怂恿书坊刊刻的冯梦龙作序，也在情理之中。于是，这篇东吴弄珠客序及同时请人作的廿公跋明显与欣欣子序有所不同。 当《新刻金瓶梅词话》出版后，书坊主觉得书中问题多多，很可能即商之于冯梦龙，将词话本进行修改与评点，于是就有了「崇祯本」。 这从崇祯本卷首仅收东吴弄珠客序与同时所写的廿公跋而删去了欣欣子序，以及东吴弄珠客序后删去已不合时宜的题署时间、地点来看，也清楚地表明了词话本中的东吴弄珠客序是原序，崇祯本中的东吴弄珠客序是后印的。 反之，假如崇祯本中的东吴弄珠客序先有，则词话本在此序后再增加「万历丁巳季冬」「漫书于金阊道中」云云，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从《金瓶梅》的序跋来看，也只能证明崇祯本及东吴弄珠客序是后出的。（4） 叶按：第一，黄霖先生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第一代崇祯本上并没有廿公跋，只有第二代崇祯本（内阁文库本）上才有廿公跋。 第二，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欣欣子序与廿公跋之间是有矛盾： 欣欣子序中明确地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吾友兰陵笑笑生”，而廿公跋却说《金瓶梅》的作者是“世庙时一钜公”。
插图本书影 将欣欣子序与廿公跋 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欣欣子序后出，而廿公跋早出。 不然欣欣子序中明确地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吾友兰陵笑笑生”，而廿公跋却说《金瓶梅》的作者是“世庙时一钜公”，那样的不确定是不应该的。 因此，《廿公跋》作于前，《欣欣子序》写于其后，这同样也是不争的铁一般的事实。 弄清楚了“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三者之间的前因后果，则《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金瓶梅》就比较好理解了。 结语：关于《金瓶梅》的三个序跋在《金瓶梅》主要版本中存在方式，我已经做出过这样的叙述： 刻印于上述四种《金瓶梅》刻本上的序跋共有三篇，为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 这三篇序跋的写作时间为：东吴弄珠客序作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廿公跋作于明崇祯十四----十六年（1641--1643），欣欣子序作于清初。 这三篇序跋在上述四种《金瓶梅》刻本中的刻印情况为： 初刻本《金瓶梅词话》开端有东吴弄珠客序，这有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为证； 崇祯本《金瓶梅》甲系也在卷端收录了东吴弄珠客序；崇祯本《金瓶梅》乙系不仅收录了弄珠客序，又在其前加了廿公跋； 《新刻金瓶梅词话》不仅沿袭了崇祯本乙系，收录了廿公跋、弄珠客序，又加上了欣欣子序（这是台湾藏本的顺序，日本栖息堂藏本顺序不同）。
崇祯本全本 上述四种《金瓶梅》刻本的序跋出现的顺序、分布以及四种刻本刻印之先后顺序昭然若揭，除了初刻本《金瓶梅词话》有薛冈的记述之外，其余都有版本上的依据。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弄清楚了“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三者之间的前因后果，则《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金瓶梅》就比较好理解了。 结语： 《金瓶梅》53——57回这个“病理切片”在初刻本《金瓶梅》、崇祯本《金瓶梅》与《新刻金瓶梅词话》三种《金瓶梅》主要刻本中的三种不同存在形态与《金瓶梅》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三个序跋在《金瓶梅》初刻本（即《金瓶梅词话》）、 第一代崇祯本（每行22字）、第二代崇祯本（每行28字）、《新刻金瓶梅词话》等四种《金瓶梅》主要刻本中出现的顺序、分布，相互结合，《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金瓶梅》初刻本，以及与之相关的崇祯本《金瓶梅》与《新刻金瓶梅词话》之间的关系等等，也就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来了。 （一）弄清楚版本出现与演变的真相。 （二）从新的起点出发，探讨新的问题一旦跨过《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刻本这个坎，您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你就会却思考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既然《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那么是它与崇祯本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要复杂多了。
文章作者 叶桂桐教授（左）与吴敢教授（右）  注释： （1）朱传誉《明清传播媒介研究——以〈金瓶梅〉为例》，载中国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研究》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版. （2）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6月版，第177页。 （3）载《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1期。 （4）《〈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6月版，第197页。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外事翻译学院 本文选自2018（开封）国际《金瓶梅》研讨会论文汇编，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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