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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亲密的社会人际关系能让你保持快乐和健康。
英国华威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2014 年发现了一种与幸福密切相关的基因突变，名为5-HTTLPR，能够影响我们身体代谢血清素的方式。血清素是一种有助于调节我们的情绪、性欲和食欲的神经递质。这项研究探究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总是高居“幸福指数”榜首，例如丹麦。在控制了工作状态、宗教信仰、年龄、性别和收入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发现拥有“丹麦 DNA ”的人在幸福感方面具有明显的基因优势。换句话说，一个人拥有的丹麦 DNA 越多，他或她就越有可能感到幸福。这项研究并不是证明基因影响幸福感的唯一例证。一项研究表明，我们的基因预先设定了一个幸福“设定值”——生活满意度的水平，在没有新的刺激的情况下，我们的情绪最终都会回到原点。这个设定值 50% 是由出生时的基因决定的。而丹麦人的幸福设定值天生就比较高。神经科学家们也在研究一种基因变异，这种变异会导致大脑中一种叫做大麻素的化学物质含量升高，这种化学物质有助于产生一种平静的感觉。而有突变的个体更难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临床精神病学教授理查德·弗里德曼说：“基因是不公平的，我们天生携带着各种各样的基因突变，我们的幸福、焦虑、抑郁或容易吸毒的倾向或多或少地与这些基因有关。我们需要一种能够促进大麻素分泌的药物，为那些基因上处于劣势的人提供帮助。”“人与人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亲密的社会人际关系能让你保持快乐和健康。”有科学家预计，不远的一天，我们将揭开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等关键神经递质的基因因素，然后我们就能通过将精密纳米技术与机器人技术和传统药理学结合来操纵幸福基因。这些“情绪机器人”一旦被摄入，就会直接进入大脑的特定区域，激活基因，调节我们的快乐设定值，改变我们对周围环境的感受。随着纳米技术变得越来越精确，我们将能够以越来越准确的方式影响普通人的情绪。但研究幸福的科学家们表示，仅仅破译了幸福状态的一些潜在的生物学原理，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子孙将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许多试图量化幸福感的心理学家使用了一种叫做“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依赖于参与者来告诉研究者他们有多幸福。但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认为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当人们报告自己“感到快乐”时，他们真正的意思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你询问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他的快乐程度，他的答案很可能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例如自己手中有多少零花钱。而较为年长的人可能会从一个更广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幸福感。在过去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重新思考幸福的本质，并将幸福分为两种类型：“享乐型幸福”以及“自我实现型幸福”。2300 年前，亚里士多德解释了自我实现型幸福: “幸福是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是人类存在的全部目标和终点。” 医疗技术也许可以暂时摆脱恐惧或制造出瞬间的幸福感，但是要制造出自我实现型幸福感则困难得多。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表示，人类已经习惯于提高自己的享乐主义幸福感，而且很擅长这一点。吉尔伯特一直在研究我们该如何说服自己接受外部环境，并回归到一个较为平衡的状态。吉尔伯特曾证明了两种幸福状态的生活满意度实际上差不多。他在一次演讲中展示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男子，手里拿着刚赢得 3.149 亿美元的彩票。另一张照片是另一个年龄差不多的人，正坐在轮椅上。关于他们两人的快乐程度数据显示，彩票中奖者在中奖一年后与截瘫患者在失去双腿一年后的生活满意度相差不多。前者只比后者略高一点。然而，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两组人都同样快乐，吉尔伯特称这种现象为“影响偏差”——一种高估未来事件影响快乐的倾向。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例如恋爱的成败、高考失利、晋升失败等事件的影响“比人们预期的强度小得多，持续时间也短得多”。我们的幸福感最终都会回到那个最初的设定值。但是有些事物在长久的进化历史中始终如一地影响我们的幸福感。吉尔伯特说：“到 2045 年，当人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尝到巧克力、感到被爱、安全、享受美味食物时，他们仍然会很高兴。这些‘幸福的基本要素’太过普通，以至于人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它们。如果说：‘你是地球上最具社会性的动物，经营好你的社会关系，这将会给你带来幸福’，这个事实太过显而易见，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让人快乐的事情很简单。话虽老套，但却是事实’。”研究结果是明确的：网络联系减少抑郁和孤独，增加社会支持的感知水平。关于人际关系重要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于有史以来关于健康男性成年人发展的最全面的纵向研究之一：哈佛成人发展研究，也被称为格兰特社会调整研究。1938 年，研究人员开始进行测试，并从 1939 年、1940 年和1941 年哈佛大学所有男生班中挑选大学二年级学生进行面试。这些人被选中，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前途光明 （其中包括未来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和水门事件期间领导《华盛顿邮报》的本·布拉德利）。这项研究最初的目的是追踪这些人才的未来发展。75 年后的今天，这项研究仍在继续。最初参与研究的 268 人中有 30 人仍然在世。1967 年，这些档案与Glueck研究合并，后者是一项类似的研究项目，参与者是 456 名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在波士顿市中心长大的贫穷、没有犯罪记录的白人孩子。目前大约有 80 人在世。这项研究的前主任乔治·瓦兰特认为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你与他人的关系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他还提出了幸福领域的“十项要素”，其中列出了衡量晚年（60-80岁）成功的 10 项成就。包括：收入在前四分之一、名字被列入《美国名人录》、压力水平较低、享受工作、爱与玩耍、良好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拥有除家人以外的社会支持、满意的婚姻、与孩子的关系良好。在这些因素中，只有四个因素与成功高度相关，而另外的都与人际关系有关。然而，也有反对者认为: “幸福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拘泥于‘幸福’这个词。” 我们现在常说的“幸福”只是一种享乐，例如“我刚刚吃了一个巨无霸，现在很快乐。” 幸福的秘诀是体验积极情绪，而体验这种情绪的秘诀就是——爱。研究数据证明：人际关系是影响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能够获得“爱”这类感情的支持，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目前领导有关“幸福”研究的哈佛医学院教授、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瓦尔丁格指出，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与事业成功和心理幸福感有关，也与身体健康有关。瓦尔丁说:“我们从研究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人际关系的质量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不仅对心理健康，对身体健康也是如此。” 与 50 岁时的胆固醇水平相比，50 岁时的婚姻幸福程度更能预示 80 岁时的身体健康。亲密的人际关系能让你保持快乐和健康。强大的人际关系还能影响大脑的结构。那些感到社会孤立的人更容易生病，大脑衰退得更早，记忆力更差。大脑扫描技术发现，那些对生活最满意的人，大脑的连通性更强。当他们看到视觉图像时，他们的大脑比那些不太满意的人更加活跃。越是投入的人越是快乐。这些事可以是养育孩子、种花、经营公司。如果你真的在乎某件事，这件事对你又有意义，当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能和其他人有意义地接触，你就会开心起来。耶鲁大学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也认为，幸福的关键因素是社交。他进行的一项关于双胞胎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双胞胎之间生活满意度中33%的差异可以归因于 5-HTTLPR 基因。5-HTTLPR 这样的基因对幸福感的影响是较为间接的，但是，它们对我们行为和关系的影响可能是关键的。这不仅关乎基因在我们体内的作用，例如它们如何改变我们的神经生理学或神经递质；还关乎基因在体外的作用，它们影响你交多少朋友，影响你交什么样的朋友，这些也会影响快乐。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网络化的社会，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人们围坐在一起吃饭，却盯着各自的手机；人与人之间的眼神交流越来越困难。我们曾试图用科技来理清人际关系。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实在联系可能会变少。最早的一些关于互联网和技术使用的研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网络时代正驱使我们走向一个悲伤、孤独的未来。在 1998 年的一项研究中，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罗伯特·E·克劳特招募了家中有正在上高中孩子的家庭，让他们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然后跟踪他们的使用情况。他发现，参与者使用互联网越多，他们的抑郁感就越强，社会支持和其他心理健康指标也就越差。犹他谷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2012 年对 425 名本科生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他们使用 Facebook 的次数越多，就越觉得别人比他们更快乐，生活也比他们好。2011 年，教皇本笃十六世在给世界的一条信息中警告说，“虚拟接触不能取代人类的直接接触。” 但近年来，有观点表明，科技对人际关系并不是一件坏事。最近的研究发现，如果人们在网上与熟悉的人进行联系，那么这种情况能减少抑郁，减少孤独感，增加感知的社会支持水平。对认识的人来说，线上交流有助于巩固线下关系，线上交流能带来更多的成就感。而如果对方是陌生人，这种作用就小得多。使用技术与我们认识的人交流，有助于人际关系更加牢固。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认为，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正在拉近我们在线上和线下的距离。人们不仅仅是在上网，他们是在已经存在的关系中加入了数字交流模式。研究发现，人们使用的媒体种类越多，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密。那些通过四五种不同的媒介进行交流的人，往往比那些通过较少媒介进行交流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更牢固。研究人员认为 Facebook 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际关系。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人们如果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寻找新机会，就会与一起长大的人失去了联系。而现在有了社交媒体，这些关系才得以持续下去。当然，Facebook 和科技本身不足以抵御孤独感，但如果与其他互动模式结合起来，它们可以巩固现有的关系，促进多样化的关系，并使停滞的关系保持活力。科技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可以随时分享胜利的喜悦，及时提供安慰。我们不再那么孤单。汉普顿对“科技扼杀传统的互动方式”的观点也进行了研究。他合作研究了过去 30 年在公共场所拍摄的四部影片。他们分析了 143593 人的行为和特征来观察人们是否在人群中也是孤独一人。而汉普顿的发现正好相反：人们在大群体中互动的数量显著增加，尽管手机无处不在，但在公共场合使用手机的比例相对较小，尤其是当人们与他人同行时。人们独自一人时，更可能使用手机。这表明，将手机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使用，可以减少人们在公共场所的孤立感。世界未来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艾米·扎尔曼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她每天都在组织会议、进行研究，并与那些试图预测未来几十年社会面貌的人进行交流。她认为，人际关系的技术工具将继续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进化。但她不希望它们改变人性。人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种高度依赖中介的活动——甚至语言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工具，就像社会媒体或手机等技术一样，是一种我们用来与他人交流的工具。技术会越来越具侵入性，也许某一天它会进入我们体内，我们甚至不会注意到它。一些未来主义者认为，未来的人们或许可以通过蜂巢思维进行交流；或者远程使用与我们相似的机器人来进行交流；也许我们的大脑会被上传到电脑上。但无论发生什么，最终，幸福的真谛依旧是：出去玩、交朋友、做爱、对社会产生影响……参考文献（点击滑动查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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