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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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ILY ESFAHANI SMITH
这个月，全国各地最优秀和最聪明的高中毕业生们将会收到一个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60%的人将进入他们的首选学校。
对许多人来说,离开家上大学就像背水一战。他们将离开家人，也许很多年都不会再回来。
记者罗德·德雷尔的道路就是如此。德雷尔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Starhil市、巴吞鲁日向西北35英里一个小社区长大。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五代人都生活在那儿。父亲是一个公共卫生工作者，业余时间也干些农活。母亲开校车，妹妹露丝从小就喜欢打猎和钓鱼。
但德雷尔却不同。作为一个书生气的少年,他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这个在他看来偏僻和狭隘的小镇。在这个地方他常受欺负，自己的父亲和妹妹也总是误解他。而在家里和两个偏心世俗的姑奶奶在一起时就更糟,其实她们是住在附近。其中一个姑奶是自学成才的手相算命师。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有一天姑奶看着他的手说：“看到这条线了么，你这一生是要远行的。”德雷尔希望她说的是对的。16岁时,他决定离开家，带着永不回头的决心去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所寄宿学校。
这个决定成了他和坚守小镇的妹妹露丝的生活道路中的分叉点。德雷尔在他的新书《露丝--一个南方小镇女孩的幸福密码》中说“离开家去寄宿学校，是我们的岔路口，从那一刻起，我们各自的生活开始不同。
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自己如何离开家去探索自己的新闻职业生涯。他辗转去过许多城市，比如巴吞鲁日,华盛顿特区,劳德代尔堡、达拉斯、纽约和费城。每一次搬家都是为了让事业有更大更好的发展，在一次采访中德雷尔这样对我说：“那时候，我被雄心壮志裹挟了”
当德雷尔追逐梦想的时候，露丝则满足于她所拥有的一切。当德雷尔在大城市里定居以撰写电影评论为生，出入高档餐厅、与各类媒体开怀畅饮、并时而去欧洲旅行的时候，露丝则回到路易斯安那的家中，沿着父母的足迹安顿下来，成立了自己的家庭，作为做一名小学教师，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自己的学生身上。露丝无法理解德雷尔的生活方式。他为什么想要离开家去追求他的新闻事业？Starhill难道还不够好吗？罗德认为他比他们都更好么？
这些“无形的墙”横亘在露丝和德雷尔之间。直到2010年的狂欢节,露丝出人意料地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这一毁灭性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席卷了整个社区。而当时德雷尔住在费城。她是一个健康的女子，从不抽烟，她的学生、邻居、三个女儿,以及她的丈夫都是那么地爱她。现在,她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了。事实上她活了十九个月。2011年9月15日,露丝去世了。
看着她与晚期癌症斗争的19个月,看到她所在的小镇的社区倾尽所能来支持她,对德雷尔而言是一种别样的经验。“有些事情,我们真的不能靠自己,“德雷尔说。“露丝生病以后,有些事她的家人做不了——没有他人的帮助他们无法送孩子们去上学,没有大家的帮助饭桌上就没有饭菜,很多账单也没办法支付。真的是整个村子的人都在照顾病中的妹妹。自力更生的想法是美国神话的核心。”
得知露丝患癌症的消息后，朋友们安排了一场募捐音乐会为她筹集医疗费。数百人聚集到一起共筹集到了43000美元。“朋友就应该是这样互相帮助的“那天晚上有个人这样说道。
野心和情感之间的冲突是当前许多文化辩论的核心,包括女强人们比如谢莉尔·桑德伯格和安妮玛丽引发的争论。野心驱使人们向前，而人情和我们生活的社区则通过强加限制,让人们向后。哪个更重要?几周前,斯拉特举办了一个以此为命题的研讨会：“过早结婚是否会湮没你的报复和野心?
”。正如耶鲁大学的威廉凯西在他的《野心的历史---恶习还是美德？》 一书中所写的那样，野心已深深扎根在美国人的人格之中,但它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令人惊奇的是在心理学中竟几乎没有关于野心的研究,更别说对人类幸福影响的研究了。但在即将出版的《应用心理学杂志》上,一项最新研究阐明了野心和美好生活之间的联系。该研究对1922年以来一组天才儿童的生活和事业进行了跟踪，引用了特曼生命周期研究的9个十年的纵向数据,研究人员圣母大学的提摩西和佛罗里达大学的约翰开米.米勒博士分析了他们当中最具雄心的一些人的性格。他们的生活究竟如何?
发展职业生涯是野心的根源,这一点很清楚。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尽责的(有组织,有纪律,有目标感)、外向的、来自强大的社会经济背景孩子们往往也是最雄心勃勃的。这些有雄心的孩子较之那些没太有雄心的孩子后来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并进入了一些更为有名望的体系。从长远来看他们也赚到了更多的钱，获得了更高一些的职位。
但说到幸福与否，结果就喜忧参半了。研究人员发现野心和幸福没有太大的关系，并且野心和长寿是呈负相关的。
商学院教授米勒告诉我“野心对人们对生活的满足感真的没有很大的影响,“同时,雄心勃勃的人也不是悲惨的。“有野心的人是快乐的,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取得了更多的成就。”
当我问到野心和人际关系的关系时，米勒说：虽然有雄心的人似乎更快乐,但他们的快乐可能是以牺牲个人的人际关系为代价的。“雄心勃勃的人人际关系都很糟糕吗?他们对周围的人和蔼友善吗？他们该怎么做才能成功?这些都是今后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物质主义者的代价》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蒂姆.卡瑟尔的研究可以帮助回答这个问题。追求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比如金钱、财产、社会地位、职场的成功将会降低幸福感，带来更多的个人的痛苦。同样它也损害人际关系:“我和我的同事发现,当一个人将物质看得很重要时,他们的人际关系差往往很差，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很小。这样的人也更可能把他人物质化,将他人作为达成自己目标的工具。”
所以如果追求事业成功是以牺牲社会关系为代价,那么个人的幸福可能也会遭受破坏。这是因为幸福感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在2004年的一项研究中，《独自打保龄球》一书的作者，社会科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和约翰·赫利维尔通过对加拿大、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49个国家的研究样本进行调查后发现,
以婚姻、家庭、朋友、邻居关系,公民参与,职场关系,和社会信任等形式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都直接地强烈地通过对健康的影响而影响到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在加拿大和美国,邻里间的频繁往来带来一种真正的群体归属感，从而使人们产生更强的幸福感。书中写道：“如果社区里的每个人都能够保持沟通，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水平就会增加”。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根据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拉丁美洲人感觉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世界里，但是却有着紧密的社会关系。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09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针对130万的美国人的大型调查中，德雷尔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是全国最幸福的州。那时这个调查结果令许多人感到惊讶,但考虑到社会关系在Starhill之类的社区的意义，也就讲得通了。与此同时,那些富有的州，像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和加州等则位列最不快乐的州,尽管他们的居民肯定是有雄心壮志的,他们年复一年地把为数最多的学生送到常春藤盟校。
在另一项研究中，普特南和他的同事发现：那些定期参加宗教服务的人较之不参加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更为满意，这同样是由于社会元素。
他们的幸福并非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膜拜活动相关,而是与他们在教堂的朋友的数量相关。有十个或以上宗教服务朋友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是没有朋友的人的两倍。
考虑到人际关系和社区给我们假设的关于美好的生活造成一些挑战，这些结果是有趣的。毕竟,社会关系和社区限制了自由,把人固化在比他强大的得多的东西中。在我们的文化中对自由的限制是不利于幸福的。从某种程度来说，确是如此。斯沃斯莫尔学院心理研究员巴里.史华兹,通过大量研究表明过多的自由---或缺乏约束----对人的幸福是不利的。
“人际关系注定了这种限制,”施瓦茨告诉我,“但如果你一直在寻找更好的,这种约束将会伴随着痛苦和不满。”
德艾尔已经看到约束的好处。反思露丝生病期间他所经历的事情，他告诉我美好生活的秘密就是“设定限制并对你所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这正是露丝所做的，这也正是为什么露丝能够一直很快乐，直到生命的终点。
与此同时，他的许多生活在美国东海岸的朋友们则一直在追逐金钱和好工作，当然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却始终感到孤独和空虚。当德艾尔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他：“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事业的更好发展…我们做得也很不错。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却如此孤独，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这样”
多年来露丝和她的妈妈都有一个传统，她们会在平安夜去Starhill的公墓，在许许多多的墓碑前点起蜡烛。露丝死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她妈妈无法再一个人去保持这个传统，但平安夜傍晚当德雷尔开车经过墓地的时候却看到有烛光照亮了墓地。那是谁呢？原来是一个叫苏珊的社区成员，默默承担起了祭拜逝者--也包括露丝--的任务。
在小说《米德镇的春天》最后一段中，乔治.艾略特则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向逝者致敬。他写道：“世上不断增长的善，部分地是由不具历史意义的行为决定着；而你我周围的恶之所以没有像它们原本那样坏，一半也要归功于那些曾忠实地过着隐秘的生活，而如今安息在无人拜祭的坟茔中的人们。”
换句话说,正是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在“无人祭拜的坟墓”里的人, 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保持了世界的和平，尽管他们可能不被记得或者不为人所知。对于德雷尔来说,露丝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告诉我说,“她是那样的平和、普通,友善,就像一个近邻，在人群中从来不会引起注意,但其深处的善良、秩序感以及同情心却以一当十。”
德雷尔这样讲述他的妹妹,“在她与癌症斗争最后19个月里，我看到了对爱深信不疑的宁静的生活态度以及服务他人的信念所产生的力量。“作为一个平凡的人,露丝虽然从未过过我们向往的这种生活,但“她深深融入到了她周围的人的生活之中，而不是活在表面。”
而意义非凡的是，就这一点而言她并不是十分特别。Starhill社区的大多数人都像她一样善良而具有同情心，德雷尔说。
露丝去世后，路德和他的妻儿决定放弃东海岸的生活搬回路易斯安娜的家。他们已经在那住了一年半，并且他们很爱那里。他说“社区的意义比我们很多人所意识到的更多”“它肯定比你的工作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