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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53年前写回家的信稿 今年的父亲节，外甥在怀念其父母的时候，翻出了他们收藏的照片和生前的记事本等。他选了几张拍下来发在了朋友圈，我看了也引起了诸多回忆。下图是其中一页他妈妈（即我二姐）写回家的信稿。（图片被禁） 这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二姐写回家的信。 二姐只在番禺农村读过三年小学，1957年回广州后就没上过学，十多岁的女孩就跟着妈妈一起找工作做。所以，信写得很短且有点难看，但在我看来，信息量不少。我先整理一下用规整的字体打出来，然后写写我的感想。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 想念你们！近日各人身体好吗？工作生活一切顺利吧！ 妈妈，您寄来的五元我收到了，我现在一切平安，请勿挂念。现在是农闲，主要是除草。因为下雨，比起以前我都很少开工。 妈妈，现在广州这么乱，国生有没有上班呢？亚爸有没有开工呢？家姐有没有上班、国辉有没有上学校呢？ 就写到这里吧。 祝你们身体健康、生活顺利、心情愉快！ 细女 1967/8/17 为什么二姐只在番禺农村读了三年书呢？那是因为建国初期，城市经济缺乏活力，1951年开始渐渐无法支撑越来越膨胀的城市人口，于是国家号召城市居民回乡生产、支持土改运动，回乡的可以领到一笔补助。1952年我大家姐其实还没有到成年人的年纪，她失业了，而我父亲是补鞋匠，国运萧条，能有多少人穿皮鞋呢？生活越来越困难，他们就响应政府号召，领补贴回乡生产。全家六口人，每人80元，共领了480元。回乡后没地方住，是寄居在汉溪三伯娘的家里。大家姐天天去农会开会参加土改运动，运动完后农会分给我们家一幢房子和部分土地，就算是安下家了。其实他们根本不会种地，回乡不久，我爸和大家姐就先后回广州找生计了。那时我还是婴儿，我哥和二姐是孩儿，我妈就带着三个小孩待在农村，地就找人代耕。1954年村里有了小学，二姐有幸读了3年书。 1957年回城后，妈和二姐母女俩最先找到的工是在西湖工地、大北路工地等工地“担泥”。后来园林局招临时工，她们就去了，后面几年都是在公园打工。先后待过越秀公园、荔湾湖公园、石牌苗圃等。 上世纪60年代，战后出生的婴儿开始逐渐长大成人，而广州高中以上院校又极少，远远达不到需求。大量青年要出社会参加工作了，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天津的邢燕子等人的事迹得到广泛宣传，初级阶段的“知识青年下乡务农运动”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始了。 就业压力下，相对愚笨一点的我妈和二姐被园林局解雇。二姐被街道干部盯上，不断地来我家动员，不巧我哥又刚好小学毕业后不愿意读中学，家中两个“知识青年”，街道干部说必须去一个，二姐就大义凛然“自愿”支农而去了。 信的内容几乎全都是套话，主要就是告诉妈妈：“五元收到了”。为什么区区五元这么隆重其事？五元是个什么概念？当时农民是按工分计算报酬。重劳动做足一天是10个工分，轻劳动略减。每个工分，不同的生产队不同的年景不一样，但都不过是几分钱。可以想象，一个强壮农民一个月干下来能有多少个5元？当然农民家里还可以养些猪啊鸡啊、种种自留地卖个菜什么的，农闲还可以外出打打工赚些外快，知青是没有的了，也干不来。当时城市大米每斤1毛4分6，五元大约可以买33斤大米，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粮。也就是说有5元至少不会挨饿。那时我妈被解雇后就以保姆为业，月收入30多元。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伺候不周被炒了，又得重新寻找雇主，收入是不稳定的。我妈就那样的境况下每个月交给我五元，吩咐我寄给东莞的二姐。我拿着这沉重的纸币，在邮局办好手续，回家就焦急地等着二姐的回信。 生活就那样磕磕碰碰走过来，改革开放了，到如今生活好了，爸、妈、二姐却仙逝了！…… 2020.0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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