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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古称“琴”、“瑶琴”、“七弦琴”，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长河中，最为古老的弹拨乐器。数千年来，它一直是文人士雅士，借以修养身心、体悟大道、提升自我的载道之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琴棋书画”，而琴居其首，古琴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东方哲学、美学思想，是无限雅韵的美的化身。 遥望历史的长河，30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的岁月里，古琴，是文人手中“弦歌”的工具。古人对琴的评价极高，西汉时期，便被文人们公认为“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魏晋名士嵇康，在其《琴赋》中称：“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唐人顾况甚至说“众乐，琴之臣妾也。”古琴与文人雅士的不解之缘，几乎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 宋 夏圭《临流抚琴图》 在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古代乐器中，为什么惟独“琴”，能够居众乐器中的“王者”地位，并被受历代文人青睐和推崇，从而成为他们常备不离的雅器呢？中国文人在古琴这件乐器中，又寄寓了什么样的精神呢？ 这还得从中国文人的思维定势形成说起。我们知道，以孔子为祖师的儒家学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后来，秦始皇运用法家的学说，统一天下，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但秦朝很快灭亡，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懦术，从此，懦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 到了魏晋，政治黑暗和社会动乱，集中体现了文人失意、不幸的命运。此时玄学盛行，遂使老庄之学，得以广泛、深入地进入文士的精神世界。也因有了这种契机，使中国古代文人的儒、道互补的思维定势，及心理模式结构，开始正式成型。儒道两家思想，在文人身上得到协调，“达者兼济天下”，与“隐者独善其身”，成为文人的共识。 正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定势，和人格模式一样，“正中平和”和“静淡远虚”，分别代表着儒、道两家的音乐观，共同构成了文人音乐的审美基础。这种代表著文人音乐的审美精神，与美学取向，又在古琴艺术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古琴的音量不大，但古琴主要是古代文人，在书房中自娱，或在三、五好友间欣赏交流。在古人眼中，“琴之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人善心。”古琴的声音，大小正好适中，体现了儒家的“中和”之美。 而在实际操琴中，所取的“静淡远虚”的审美情趣，则无疑是属于道家的。古琴的“静”，是指操琴者心无杂念。“淡”是指“乐声淡，则听心平”。“远”是指“求之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则有余”。因为古琴的演奏，演奏者必须自我联想，演释乐曲的内涵，天马行空，全凭个人对音乐的理解和造诣。而“虚”是指其音有尽，而意无穷，声有竭，而情无限。演奏者进入的是与自然浑然一体、广阔深邃的审美境界。 宋《深堂琴趣图页》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一般说来，奔放热烈，虽非易事，毕竟容易取胜。而淡而有味，似乎容易，其实难度更大。若无一定功力，往往流于平庸粗疏。若要随心所至，臻至妙境，完全取决于琴家的情操气质、艺术修养，及其对艺术的理解。所以说，琴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高雅音乐代表，与中国文人的直接参与，是分不开的。 吹箫抚琴、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是古代文人生活的生动写照。他们平和冲淡，超然脱俗，不拘形迹，不羡富贵，不重荣辱，随遇而安，也赋予古琴人格的内涵，并给后世留下一段段千古佳话。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图源：《新刻出像司马相如琴心记》 汉朝的大辞赋家司马相如，不仅文章盖世，而且是一个击剑、弹琴无不精通的翩翩佳公子，临邛县首富卓王孙大宴宾朋，县令王吉，稍带着司马相如出席。卓王孙有女卓文君，文君当时仅十七岁，在家守望门寡，书上形容文君的美貌：“眉色远望如山，脸际常若芙蓉，皮肤柔滑如脂”，这文君不仅长得美，而且文采、琴艺出众，寻常女子皆难望其项背。 席间，众人请相如弹琴作歌，相如也不客气，边弹边唱：“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就是有名的古琴曲《凤求凰》，除非文君呆傻，才听不出爱慕求偶之意。奈何卓王孙，哪把一个穷书生放在眼里，文君先前许配的夫婿，可是堂堂一个皇孙啊。这就有了后来文君相如的私奔。琴声的杀伤力，可见一斑！ 蔡邕（133年－192年），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时期名臣，文学家、书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 汉灵帝时，蔡邕因正直不阿，被流放甚至追杀，只好“亡命江海，远迹吴会”，一天他听到吴人烧饭时，一块木材爆裂的声音不同寻常，当即把它抢救出来，制作成琴，其音色果然不同凡响。因为琴的尾部，还留有炊火烧焦的痕迹，所以就被人称作“焦尾琴”。 又有传说，说蔡邕早年在陈留老家时，曾有邻居请他去饮酒，并且邀人在屏风后弹琴助兴。蔡邕到主人家门外时，发现琴声中，充满杀气，惊疑主人要杀人，急忙回家了。主人去追问原因，又问屏风后弹琴的人，原来那人弹琴时，正看见一只螳螂，扑向一只鸣蝉，这小昆虫的捕杀情景，令他的演奏中不知不觉就夹带了杀气。这个故事，实在让人既叹服琴与心相通的表现力，也让人叹服，蔡邕对琴的听力和理解力。 魏晋名士嵇康，所生活的时代是乱世，又是一个“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为有一批既是文学家，又是音乐家的人们，活跃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 《世说新语》中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弹琴，咏诗是嵇康的两大爱好，他沉醉于“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认为“琴诗可乐，远游可珍”而情愿“守道独往，弃智遗身”。 嵇康最擅长弹奏的曲子，是《广陵散》，传说这是一位神人夜半而至，传授给他的。嵇康的恃才傲世，得罪了当时得势的司马氏集团，被借故处死。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他求情请命，到底也没能挽救他。临刑前，嵇康顾视日影，索琴而弹奏他平生最后一次的《广陵散》，并长叹说：“《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这哪是弹琴，是用琴声表达对权势的蔑视。 “竹林七贤”另一个代表人物阮籍，史书上说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他的诗作中，有不少弹琴的描述，“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平生少年时，轻薄好琴歌”，“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等等。阮籍每每独自驾车，在野外毫无目的地漫游，每逢穷途末路，便大哭而返，诗人音乐家心中，对时代、对生命的绝望可以想见。 嗜酒如命，是阮籍逃避现实的一个手段，尤其当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派人向阮籍的女儿提亲，阮籍不想答应又难以拒绝，干脆大醉六十天，司马昭也只好作罢。司马昭常常派亲信，到阮籍家暗查，每每此时，阮籍都是喝得醉醺醺，借酒佯狂，在这种状态下，这位文人音乐家创造出古琴曲《酒狂》就不奇怪了。《酒狂》用了古琴音乐中罕见的三拍子节奏，节拍轻重颠倒，刻画出饮酒者醉意朦胧、步履蹒跚的神态。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融会吸收外来文化最开放的朝代。风靡整个社会的，是经由丝绸之路传来的，“铿锵铛沓”的胡部新声和外来异调，唐玄宗热衷的是“头如青山点，手如白云飞”的羯鼓，而唐代宫廷的《霓裳羽衣》，则是融会中外音乐风格的新形大乐。但古琴，在隋唐之际的那些素养较高的文人中间，仍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 元和六年秋，长安来了一位擅奏七弦琴的和尚，人称颖师。他与文人学士广交朋友，为他们弹奏，希望寻求到知音。颖师是出家僧人，不是想借琴艺博取一官半职，而是要诗人为其写诗，以求留名后世。 明 仇英《高士抚琴图》局部 一天，颖师挟琴拜访韩愈，坐定以后，为韩愈弹奏七弦琴，颖师的琴声轻柔而起，缠绵婉转，犹如青年男女在窃窃私语，卿卿我我，亲昵嗔怪，轻声细语中，蕴含着似水柔情。忽然，柔情蜜意的琴声变得高昂激越，就像勇士挥戈跃马奔赴战场，威武雄壮，豪气逼人。 接着，琴声又变得缥缈微茫，好似浮云柳絮，在广袤无垠的天地之间浮动翻飞，无拘无束。忽而琴声又似百鸟争鸣，啁啾喧闹，又如孤凤长鸣，引吭高歌，将百鸟啁啾声压了下去。曲调愈弹愈高，高得不能再高，好似攀到绝壁的顶点，一步不能再上，又猛然跌下，犹如登高失足，一落千丈。 韩愈听着颖师的弹奏，在一旁忽起忽坐，泣下沾襟，乐曲刚欲结束，韩愈猛然推动颖师的手止住弹奏，对颖师说：“颖师啊！颖师，你真是天下妙手，把冰块和炭火一起放入我的肠中，那奇寒奇热的情感潮水翻腾激荡，令我坐立不安，实在经受不住了。”韩愈激动不已，当即赋诗《听颖师弹琴》赠给颖师。 后来韩愈给颖师介绍了李贺，颖师带着琴，来到李贺住所。李贺正病卧在床，见颖师来访，披衣起床。颖师对李贺说：“时值清风明月夜，贫僧为你弹奏一曲，以消除心中郁忧。”说完，摆好七弦琴，弹奏起来。李贺听琴后，精神一振，浑身觉得轻松，病似乎好了许多，他对颖师说：“你的琴声出神入化，连我这病卧家中的人，听了连药也都不用吃了。” 颖师精湛的琴艺，使得诗人韩愈和李贺，皆以诗为之赞美，这些诗，被人们称誉为千古咏琴杰作。颖师在中国音乐史上，在中国古琴发展史上，留下了千古传颂的美名，皆因韩愈和李贺的诗的流传。 明 文征明《携琴访友图》局部 古琴并不单单是古代士人用来表达内心孤愤与操守的，更多的古琴曲反映着文人的寄情山水、淡泊名利。比如琴曲《欸乃》，便由唐代诗人柳宗元的诗《渔翁》而创作： 渔翁夜傍西岩宿， 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 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 岩上无心云相逐。 明代高濂在论琴时说：“故音之哀乐、邪正、刚柔、喜怒，发乎人心，而国之理乱、家之废兴、道之盛衰、俗之成败，听子音声，可先知也，岂他乐云乎？” 琴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已经超越了乐器本身，不仅能够正心、修身，而且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能，琴乐，在几千年的传承发展中，被历代文化精英们，不断丰富完善，使古琴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远超于一般其他乐器，古琴，成为最能体现文人精神的民族乐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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