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哲学史上著名的“终极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们每个人一定或多或少都思考过这三个问题。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作为人类，15万年前，我们仍然只不过是一种边缘生物，在非洲的一个小角落自顾自地生活，对地球的影响力和萤火虫、水母相差无几。 可是，在所有生物进化的过程中，人类无论是体型还是速度，都不具备任何优势，很多动物都可以轻易地撕碎我们。就连我们的近亲大猩猩，仅仅依靠力量的优势，也可以把我们从自己的领地赶走。 与此同时，在数量上，我们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虽然在10万年前，地球上至少存在着六种不同的人。但是，即便把所有的人种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足百万。 然而，在所有生物诞生和进化的过程中，为何我们能够登上生物链的顶端，最终成为了地球的主宰？对此，《人类简史》从人类的发展脉络这一宏观角度，给出了最精准简约的回答。 这本书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出生于1976年，是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代表作有《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尤瓦尔·赫拉利不仅对世界历史和宏观历史进程有深入研究，对人类学、生态学、基因学等领域的知识也能纯熟应用，从容游走于多个学科，被学界公认为“青年怪才”。通过对各个领域的深入研究，他从多个角度，对人类社会的来龙去脉，做出了全方位的考察和预测，并完成了《人类简史》这本人类学的大部头著作，为我们揭示了人类自远古时代直到今天所创造出的光辉文明背后，有着怎样的动力和经历，以及发展的方向。 让我们一起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人类的融合与统一和科技革命四个方面追本溯源，重新审视我们自身。 第一部分 认知革命或许每个人都曾想过，我们的祖先究竟是什么模样？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我们作为人类，地位超然，是万物之灵，和整个动物界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然而，在这本书中，赫拉利首先就告诉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和其他生物相比，其实没什么特别。从物理化学方面讲，无非就是原子分子的结合，从生物学分类上来讲，无非就是灵长目哺乳动物中的一个科，叫做人科。其实像黑猩猩、大猩猩、猩猩，都是和我们最近的亲戚。 就如书中所说，在600万年前，有一只母猿生下两个孩子，一个成为了所有黑猩猩的祖先，另一个则成为了所有人类的祖奶奶。
今天的人类属于“人”这个属下面的“智人”种，也是这个科属下唯一的一个种。 但是，在几十万年前，地球上还至少存在6种不同的人。虽然人种之间有所不同，但是所有人类都有着三种共同的特征。
研究发现，智人的平均脑容量高达1200-1400立方厘米，虽然从物竞天择的角度讲，大脑越大智力越高，但庞大的大脑其实也是个负担。对智人来说，只占身体总重量2%-3%的大脑，即便在身体不活动的时候，也要消耗大约8%的能量。这就意味着，远古人类要花更多的时间寻找食物，以保证获取的能量可以满足生存需要。同时，因为能量会被优先拨给大脑的神经元使用，这就导致人类的肌肉出现退化萎缩。
因为能够站起来，所以人类就更容易扫视整片草原，视线不会再被地面草丛遮挡，这就使人类能够看清哪里有猎物，哪里有敌人。除此之外，直立行走也解放了人类的双手，使它能做更多的事情，比如丢石块，做信号，甚至是生产使用复杂的工具。当然，直立行走也有不利的一面，比如背痛，脖子僵硬，尤其对女性造成的负担更大，因为直立行走会导致臀部变窄，所以女性要在胎儿头部还比较小的时候生产，即便许多重要的器官发育都还不完善。可以说，和其他动物相比，人类都是早产儿。
大约在100万年前，人类就已经会使用锋利的石器了，只不过他们那时还很少猎杀大型猎物，而是跟在强大的肉食动物后面，吃些剩下的腐肉，而这些锋利的石器，就是用来把骨头撬开，吃到那些别的动物吃不到的骨髓。换句话说就是，原始人使用工具，就是为了跟在其他肉食动物的屁股后面，等着挖出猎物尸体里唯一还能吃的组织。
不得不说，在整整200万年间，人类不过只是一种弱小的、边缘化的生物，直到80万年前火的使用，才真正使人类在踏上食物链顶端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人类不仅可以把火当做光源和热源，还能把火当做一种致命的武器，用来吓走那些威胁自己生命的掠食动物，同时，还能通过控制火势，焚烧周围的丛林，以及丛林里的动物。 然而，火带来的最大好处其实是烹饪。通过烹饪，很多在自然状态下无法被人类消化吸收的食物，比如小麦、水稻、马铃薯，通过烹饪都能成为我们的主食。 有学者认为，烹调技术与人类肠道缩短和大脑发育有着直接关系。为什么呢？原因是缩短的肠道可以降低能量的消耗，这就使人类可以有更多的能量用来使自己的大脑更加强大。 不仅如此，经过烹调后，食物里的病菌和寄生虫也会被杀死，因而降低了疾病发生的可能。 最重要的是，人类可以主动地选择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放出一把火来，而且火这种能量的使用不会因为人类自身的局限而受到限制，即便是个柔弱的女子，只要能敲出火花或摩擦起火，就能在几小时内烧毁整片森林。 可以说，在人类能够用火之后，许多的发展慢慢水到渠成。
既然所有的人种都有着这些共同特征，那么，为什么在体型、行动力和敏捷度上都不如其他人种的智人，能战胜其他古老人种，获得胜利呢？赫拉利指出，最根本的答案在于我们的祖先拥有一种更发达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语言能力。 他介绍了一种听起来有点荒唐但是却非常形象的理论：“八卦理论”。这是什么意思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来从语言说起了。 事实上，像智人一样能够发出声音，并组合成句子的动物其实并不少见，比如猴子也有不同的叫声，通过不同的叫喊方式传达不同的信息，比如“小心，有老鹰！”或者“别去河边喝水，有狮子”，这些其实就是传达信息的语言。 但是，不同的是，智人这种动物的大脑和语言，可以表达关于自人自己的观念，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八卦”自己人。比如部落里谁讨厌谁，谁比较可靠可信，谁是骗子，这样大家就可以更加紧密合作，部落的规模也因此而发展扩大。 可以说，不管是“河边有狮子”，还是“八卦”理论，有部分都是属于事实。然而，人类语言真正独特的功能，在于传达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也就是讨论虚构事物的能力。 对此，赫拉利进一步引用了一个经典的社会学研究成果，那就是“邓巴数字”，也可以叫做150定律。这个定律指出，如果一个团体的个体之间只靠“八卦”交流来维持的话，那这个团体的最大规模就是150人。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几乎不需要什么正式的纪律和制度规范，单靠人际关系就能维持正常工作。比如一个小公司，或者一个小的村落。 但是，如果组织想要超过150人，就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大家都能够想象并相信某个虚构的故事。只要有这个前提，那么即便个体之间彼此并不认识，也能共同合作。同样，一个公司，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而这种能力的根基，就是刚才为你介绍的，描述虚拟对象的能力。 这就是赫拉利所讲的第一个至关重要的革命：认知革命。所谓认知革命，就是指智人这种动物有发达的语言能力和沟通方式，不仅能“八卦”自己，还凭借“八卦”能力，培养出了描述虚拟对象的能力，使我们的祖先可以在相信某个虚拟事物的基础上，跨越150人的门槛，组建起复杂的社会，成为万物的主宰。 第二部分 农业革命赫拉利指出，自从认知革命后，智人就可以通过改变所讲的故事，从而改变合作方式。这就等于这个物种向前迈进不再依赖于基因突变，而是依赖分工协作。 你可能会对这个结论充满质疑，毕竟基因的发现是20世纪科学最大的突破之一。现在却说生物进化不靠基因，而是靠分工协作？有什么证据吗？ 还真有，证据就是赫拉利在书中所讲的第二次革命，也就是农业革命。
在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之前，一直处于采集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男人打猎，女人采果子，生产力是极端落后的。听到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时代的人类一定生活得不怎么样，肯定会经常挨饿，智商也不高。但是，赫拉利却指出，这个想法恰恰是错误的，人类的农业革命实际上是历史的一场骗局。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采集时代的人有什么特征。
这是因为那时候，智人为了生存，就必须对自己所在地的一切信息了如执掌，比如每种植物的生长模式，雷雨的预警信号，如何做抓兔子的陷阱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采集效率达到最高。 在学习和采集的过程中，人类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变强了，可以说，远古的采集者是有史以来最具备多样知识和技能的人类。
就算住在最贫瘠的沙漠地区，他们只要保证平均每三天打猎一次，每天采集3-6小时，就足以养活整个部落了，剩下的时间就可以聊聊“八卦”，跟孩子玩，或者就是单纯的放松。
在饮食上可以说是见机行事，有什么吃什么，所吃的东西种类很多，比如早晨吃蘑菇，中午吃点水果，晚上来只兔子，所以营养很均衡，很少受到饥饿或营养不良的困扰。 那么，既然采集时代到农业社会实际上是在经历退化，为什么人类还会向着这个方向演变呢？原因就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就变成了定居动物，因此繁衍后代的可能增加了。虽然婴儿死亡率高，营养不良，脑容量也变小了，但是人口总量的确是上升了。 赫拉利指出，农业革命的巨大陷阱，首先体现在对某些农作物和牲畜的驯化上。这些农作物和牲畜每天迫使人类必须为它们的生长服务，这就使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的生活；其次，农业的发达使人类创造出来社会、国家和阶级，出现了阶级压迫和宗教战争。虽然人类整体通过分工合作得到了快速进步，但每个个体的苦痛却随之增长了。
不得不说，农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以大部分人的悲惨来换取小部分人至高无上的权利，奴役他们去创造文明。实现的途径就是通过想象力，建构一种虚拟的政治秩序。 就像古埃及人之所以服从法老的命令去建金字塔，不只是因为惧怕法老的权威，更是因为他们相信法老是代表的是神的旨意，为法老修建金字塔，就是在服从神意秩序。那么，这种由想象构建的秩序，是如何融入了人类的生活呢？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虽然想象构建的秩序只存在我们的脑海里，但是它却可以与真实的世界紧密结合，密不可分。 例如，现今西方人都认为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不受他人的影响，这点体现在现实的建筑当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不仅可以关门，甚至还能上锁。而在中世纪，就算一座城堡也几乎不可能有独立的儿童房，这就使当时的人总是活在众人的注视下，个人的真正价值取决于他的社会阶级以及他人对他的看法。
我们相信某种秩序，并不是因为它是客观事实，而是因为相信它可以让我们感觉自己更加幸福。很多人都很难接受自己的生活秩序只是虚构的想象，然而，事实却是，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已经置身于这种想象当中。 比如，现在很多人都想到国外度假，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实际上这些都是消费主义灌输给我们的，根本不是我们自由个性的体现。
即便凭借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我们可以让自己的欲望跳脱出由想象构建的秩序，可是这样就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所以，如果想要改变这个秩序，我就要说服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和自己合作才行。 比如美元之所以值钱，其实也是基于人类的想象力，如果所有人都把美元当做一张普通的纸张，那么美元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赫拉利总结说，即便很多事物都是想象的衍生品，但是，身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立的秩序。
那么，随着想象建构的秩序和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储存和处理的信息也变得越来越庞大，人类的大脑就不再是一个很好的储存设备了。 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大脑的容量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信息都记得一清二楚；第二，人类储存在大脑中的信息，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或混乱；第三，人类的大脑经过演化，只习惯存储特定类型的信息，比如关于动植物、地形和社会的信息。 这时，一种至关重要的发明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文字。 最开始出现的文字类型是数字，可是，不管是国家的税收，还是收入财产数据，付款数据，欠债数据，这些数据总共会有几百万的数据位需要储存和处理，可以说远远超过了人脑的限制，也局限了人类合作的规模和程度。 后来，苏美尔人发明了一套数字处理系统，也就是“书写文字”。这种文字是采用实体符号来储存信息的，结合了两种类型的符号。一种符号代表数字，另一种符号代表人、动物、商品、日期等。 目前发现的人类所留下最早的信息是在一块泥板上，上面记载着“29086单位大麦37个月库辛”，意思大概就是在37个月间，共收到29086单位的大麦，由名叫库辛的人签核。 可见，最早的苏美尔文字只能部分表意，也就是说只能呈现特定种类的信息，局限于特定领域的活动，但却不能完整表意，所谓完整表意，就是指这套符号能够大致完整表达出口头语言。所以说，当时的苏美尔文字虽然能用来计算，但却不能写诗歌。 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间，苏美尔的文字系统之间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符号，成为了能够完整表意的文字，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楔形文字，国王可以用它颁布法令，而平民可以用它来写信、写诗、演戏剧、甚至是记食谱。 但是，渐渐的，人们发现把记录压印在泥板上，不能使数据处理精准有效，还需要有组织的工具，比如编目，和快速的复制工具，以及快速准确的检索工具。这就要求古代的抄写员不但要会读会写，还得学会各种编目、检索和处理信息的技巧。 比如，对于官僚制度而言，各种数据必须要按抽屉放好，以方便检索和处理。所以说，操作这种抽屉系统的人不但要接受训练，思考方式也和一般人不一样。对此，赫拉利指出，文字对人类历史所造成的重要影响，恰恰就是文字改变了人类思维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过去的自由连接、整体思考，已经转变为了分割思考和官僚制度。 第三部分 人类的融合统一那么，既然秩序都是想象出来的，按理说不同的人应该想象出不同的秩序，可是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全球化时代，难道是因为所有人类碰巧想到一起了吗？赫拉利认为，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出现了三种“世界一家”的秩序，分别是金钱秩序、帝国秩序和宗教秩序。
这里说的金钱指的是概念，而不只是硬币或者钞票，也包括在硬币发明之前的贝壳、牛角、兽皮等物品。但是，不管是贝壳还是美元，作为金钱，它们都遵守两大原则，一是万物可换，一是万众相信。当然，从根本上讲，前者依赖于后者。 赫拉利指出，金钱的价值都只是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举例来说，人们之所以愿意把肥沃的农田换成一小把贝壳，愿意辛辛苦苦地销售保险只为换取美元，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金钱这种集体想象。而金钱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为什么呢？因为对于金钱，不止我相信，你也相信，你的邻居也相信，人人都信，就算我们彼此之间不认识，不清楚彼此的背景，但只要有这种信任，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你付了钱，我们就能一起合作。
帝国秩序，其实就是暴力秩序。 因为要建立和维系帝国，通常都会有惨烈的屠杀，而战争、奴役、驱逐和种族屠杀，其实都是帝国的标准配备。但是，这不意味着帝国只是依靠暴力统治，它同时也传播统一的法律、文字、语言和货币，甚至是共同的文化。 在许多小文化合并到大文化的过程中，帝国的功劳是很大的，比如都市规划、统一度量衡等。多数帝国精英本身也相信，自己是在为了所有帝国子民的整体福利而努力。 赫拉利特别提到中国，指出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才使得中国即便在历史总是陷入四分五裂，也都会归于一统。赫拉利认为，到了21世纪，一个新的全球帝国理念正在浮现，它可能会统一所有人类，而不是某个特定国际的成员，它可以保障人权，并维护全人类的利益，比如环保问题和人权问题。
宗教秩序，也可以成为信仰秩序。不可否认，不管是社会秩序，还是阶级，都只是想象的产物，所以社会规模越大就越脆弱。而宗教的重要性就在于让这些脆弱的架构有了超人类的合法性。 比如欧洲近代早期的人物主义思想，其实就是对人性的崇拜，把人性神圣化。社会主义人文主义也是这样，他们相信平等是最重要的，所以反对富人的特权。同样，现代社会对人权、自由等等的推崇，本质上都是信仰秩序的体现。 第四部分 科学革命不得不说，即便人类已发展出“世界一家”的秩序，但历史的演进，总是从一个岔路走到下一个岔路。大约在公元1500年，历史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可以说，这一次，改变的本质是人类的命运，而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运，那就是“科学革命”。
事实上，科学革命就是指将人类带到阿拉莫戈多、带上月球的这段历史进程，而科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知识体系。那么，这个知识体系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巨大的生产力和破坏力呢？赫拉利指出，这是因为科学知识体系跟从前的所有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
赫拉利对此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就像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所说一样：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当人类承认了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我们就会愿意在知识进展之后，去面对和承认过去自己所想的可能是错的，相信没有什么概念，想法，或者理论是神圣不可挑战的。
现代科学更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因为比先前的只是体系更具活力，也更有求知欲。此时，人类获取心智的方式，就是通过收集各种实证观察，也就是可以用感官感受到的观察，然后再用数学工具整理连接，形成全面的理论。
虽然在过去也常有人发展处新科技，但是这一般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工匠在不断尝试错误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这种灵光一现似的发现，并不是经由系统化的科学研究所得的。但是，现代科学却可以从已有理论出发，总结规律，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可以说，科学革命带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以及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能源。而在很长一段时间，智人不管拥有多少成就，也一直没有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但是，随着21世纪的来临，智人开始超越界限，并开始通过三种方式打破自然选择法则。
也就是指人类可以在生物层次进行干预行为，从而改变生物体的外形、能力、需求或欲望。 比如，早在1996年，就有科学家在一只老鼠的悲伤植入了牛软骨细胞，通过控制新组织的生长，让老鼠的背部长出了人类耳朵的形状。人权保护团体对此非常担心，因为可能会有人用它来创造某种超人类，使其他人都成为奴隶。
是指通过结合有机和无机组织，创造出“生化人”。 事实上，在2001年，就已经有人可以通过大脑发出的神经信号，来控制自己生化手臂的移动了。而如果构建出一个直接连接大脑和计算机的双向借口，让计算机读取人脑的电子信号，并传送回去。 这就意味着，通过形成大范围的“脑机网络”，生化人就能够轻易取得他人的记忆，了解到这个人的全部。
无机生命工厂，也是指创造出完全无机的生命。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计算机病毒，病毒在不断的自我复制和躲避防毒软件的过程中，会在某一次出现复制错误，进而形成突变，于是网络空间就会充满这些非人为设计的，并且经过了无机演化而形成的新型病毒。 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如果你将自己的大脑整个儿备份到笔记本的硬盘上，那么，笔记本通过读取运作，是不是就能像你一样地思考和感受了呢？如果是的话，那算是你吗？如果你删除了这个程序，算是谋杀吗？ 由此可见，科学革命不仅仅是历史学上的一场革命而已，而很可能成为地球出现以来最重要的生物学革命。 结语不得不说，今天的科技进步已经走到了一个节点，人类有可能越过生物的边界利用技术手段改造自身，完成下一步演化。 这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坏事，但现在你了解了《人类简史》就会知道，每一次革命和飞越的背后，都隐藏着人类个体遭受的巨大苦难，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我们拥有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但也比任何时候都不负责任，我们为了寻求自己的舒适和娱乐，对周遭的动物和生态系统掀起一场场灾难，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 正如《人类简史》结尾所言，既然我们可能很快也能改造我们的欲望，或许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么”，而是“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还对这个问题视若等闲，可能就是真的还没想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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