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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起，各类文学编年史相继问世，其中既有通史性质、断代史性质的，也有分体性质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是对1955年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呼吁写作文学编年史的响应。同时，文学编年史通过完整地呈现文学的真实面貌，达到“有效地阻止西方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1]这一特点也得到学术界的共识。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比较萧条的传记文学在文坛掀起了一股热潮，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各类传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相对而言，传记理论的发展却明显滞后，传记文学史的写作亦不多，编年体的传记文学史更是没有，此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传记文学健康、长远地发展。令人欣慰的是，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由俞樟华、陈含英编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的问世，终于弥补了这个不足，为中国传记文学更稳、更远地行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上下） 俞樟华的学术之路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史记》研究起步，成果丰硕。自90年代后期起，学术方向从古代史传延伸至传记文学，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传记文学的研究论著，其中代表性著作就有八部，分别是《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古代杂传研究》（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传记文学谈薮》（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清代传记研究》（合著，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古代传记真实论》（合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古代假传和类传研究》（合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宋代传记研究》（合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古代传记理论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这些论著既有断代传记文学的研究，也有传记理论的探讨，还有多种传记类型的探究，可谓多面开花，硕果累累。进入21世纪以来，俞樟华又将研究视野拓宽至学术史领域，于学术编年用力尤勤，先后出版了《王学编年》（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桐城派编年》（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学术编年》（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辛亥日志》（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民国元年日志》（合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著作，同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浙东学派编年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和浙江省社科重点项目《浙江学术编年史》的编撰工作，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编年史》。由于俞樟华具有长期研究传记文学和编撰学术编年史著作的扎实功底与成功经验，《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正是他数十年传记研究与编年体文学史写作水到渠成之作。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在民族传统与西方文化、历史与文学、政治与学术的多重矛盾冲突中氤氲而生，是中国古典传记与当代传记之间的过渡，不论是写作篇幅、内容还是方法，现代传记都显示出与古典传记大相径庭的方面。《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详细记载了从1911年至1949年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历史和成就，与普通文学史相比，这部编年体性质的传记文学史在两个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对现代传记作品一网罗尽式的搜集。现有普通文学史的写作方式往往是在时代背景的关照下对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进行重点解读，即使是现代传记文学史所论及的也只是诸如梁启超、鲁迅、瞿秋白、胡适、冯玉祥、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经典传记作品的分析，其关涉面是有限的，所涉及的作品数量更是有限的。而《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却能将现代传记作品搜罗殆尽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既有名家写作的小人物的传记作品，如赵元任的《马柯泥小传》、刘半农的《武七先生的人格》、顾颉刚和洪煨莲的《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等；也有小作家写作的大人物传记，如余生的《歌德的生平及其作品》、吉星的《陈独秀到底怎样》、中生的《记老舍先生》等；既有小作家写作的小人物传记，如卫侃中的《一个东北冯大学生自述》、李同愈的《焦土抗战之沈鸿烈》、苦雨的《王君锡武小传》等；也有小人物写作的自传作品，如白莱的《一个游记战士的自述》、刚文的《一个负伤战士之自述》、司机的《我的自白》、圭化的《一个鞋工的自白》（作者名与篇目名称均以原书为准）等。这些传记作品，特别是小作家、小人物写作的传记作品，如果不是本书的收录，可能很难与世人见面。因此，《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在作品还原的全面性与真实性方面是其他普通文学史难以望其项背的。 第二个优势是通过时间线索细致展示了现代传记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以时间为顺序编排的特点，使读者能够透彻而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的进程。1911年至1912年初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邹稷光便先后在《顺天时报》推出了14篇“辛亥人物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极大影响着中国，一批俄国人物传论问世，例如1917年凌霜的《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1920年愈之（胡愈之）的《都介涅夫》（中国第一篇评介屠格涅夫的文章）、陈无我的《俄罗斯革命祖母小传及手书》、枕江（祝枕江）翻译的《日人德富苏峰访托尔斯泰记》，1921年愈之的《克鲁泡特金与无治主义》《克鲁泡特金的道德观》、幼雄的《克鲁泡特金的艺术观》[2]、松山的《托尔斯泰与鲍尔希维主义》、郑振铎（西谛）的《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纪念》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932年亚子（柳亚子）的《九一八的感想》、田汉的《九一八的回忆》、茅盾的《九一八周年》、洪深的《我对于九一八的感想》、穆木天的《九一八的感想》等一批有关“九一八”的单篇传记问世。由此，可以清晰地发现在政治的巨大影响下传记的发展之路。在传记理论方面，翻阅《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可以发现1914年胡适率先提出了“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在不同场合多次以“传记文学”为题进行演讲，一种区别于古典传记的现代传记粉墨登场。郁达夫在1933年和1935年分别对“传记文学”进行了阐释。茅盾也于1933年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传记文学》一文进行呼应。此后，“传记文学”一词就被人们广泛应用，成为传记术语。以时间为顺序，用材料全面、直观地展示传记文学的发展进程无疑是本书的一大强项。 除了以上两个优势之外，《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在写作上呈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独具匠心的谋篇布局显现作者的文学史观。付祥喜在《“编年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学术评价》一文中曾指出编年体文学史普遍存在的问题：“许多文学类书目、年谱、编年史过于强调其史料性，而很少贯穿文学观、文学史观凸显编者的创见，以至于此类成果普遍被视为没有多少学术创新。”[3]《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以丰富史料动态还原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进程，以时间为经，每年又按照“传记评论”“单篇传记”“传记著作”“卒于是年的传记作者”四大栏目进行著录，且每个栏目下都有加“按语”，摘录传记理论观点、当时和后代对传记作品和传记作家的评论，补充介绍传记作品或理论文章产生原委，以此弥补编年体不如纪传体能反映现代传记文学的整体成果，也不如纪事本末体能反映传记文学发展整个过程的缺憾，且这部分“按语”又是以存录史料为主、评论为辅，从而不违背编年体文学史史料整理的定位。因此，从体例来看，《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在继承传统性的基础上，无疑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与此同时，这四大栏目的设置包含了文学的四要素：作品、世界、作家和读者。其中，“传记评论”是来自于读者对传记作品、传记作家、传主等的评论，主要是读者视角的显现；关于“卒于是年的传记作者”的系统性梳理此前还无人涉及，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经历的介绍特别启人深思；“单篇传记”和“传记著作”中摘录的“编者的话”“弁言”“小序”“凡例”等涉及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创作内容、个性特征，以及作者的传记观等。众所周知，编年史虽以史料展现为主，但其文字多少体现了编者的立场，“是经过史家取舍编排的历史叙事，包含了作者对事实意义的理解”[4]。这四大栏目的组合显示出作者严格遵循着“论从史出”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原则，彰显出作者开放的、科学的文学史观。 第二，深厚的文献功底还原历史现场。编年史著作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献资料的广度、深度和精度，《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对此所做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首先，“传记评论”的编纂可见作者用力之勤。“传记评论”主要著录传记理论、传记理论翻译、传记作品评价和提出传记理论的序跋等，这些材料都是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之中, 此前学界很少有人关注，现在作者将它们爬梳剔抉出来, 整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条贯, 使读者能够见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全貌，确实有弥补史料整理的空白的意义。例如，现代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其昀的《教师节》发表于1932年《时代公论》第13、15号，从其题名是无法判断文章的“传记评论”属性的，但作者通过翻阅原刊，发现这篇文章虽在探讨中国教师节的设置，实则是一篇有关孔子传记的评论文章。又如法国阿拉贡著、焦隐菊翻译的《从人道主义到反法西斯》发表于1945年《抗战文艺》第10卷第2、3期，该文章乍一看以为是一篇政论文，实则是一篇怀悼罗曼·罗兰的作品，这显然需要有扎实、细致的文献探查功底。 其次，“按语”的撰写可见作者对材料把握之精当。因为篇幅的限制，作者不可能将每一份材料都具体展示出来，只能挑选其中一些重要材料或是学界一般不太找得到的材料，用“按语”形式展示在读者面前，这就需要作者有一种对材料的“识断”能力。胡适的《传记文学》、郁达夫的《日记文学》、茅盾的《传记文学》、许寿裳的《谈传记文学》等文在传记领域有极大的影响力，作者用“按语”形式进行了摘录。相对而言，胡哲敷的《传记与社群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上的地位》、伯箎的《传记的启示》、杜若的《自传年》、味《传记文学在中国》[5]等文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此前一直被学界所忽视，作者也用“按语”形式摘录下来。相信这些材料的浮出水面，对此后学界对现代传记文学的研究将大有裨益。 再次，注重文献之辨析，以确保资料的真实与全面。例如，当时对外国作者的翻译还不统一，一个作者存在多种译名的情况，这就需要作者仔细辨析，以确保材料的周全。例如，斯大林可译作“史大林”或“史太林”，契诃夫会译作“柴霍甫”等。 第三，宽广的学术视野成就众多学术话题。《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虽然是一部史料汇录性质的书籍，但由于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带给了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前言”部分，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成就作了总结，概括出七大成就，给读者一个整体性的印象。此种鸟瞰式审视，概括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在传记形式、传主选择、自传创作、传记思想、传记语言、传记译介和传记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当今传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是在“后记”部分，指明今后学者可以研究的一些话题：“通过本书，可以研究现代传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学术队伍，了解哪些是长期作者，哪些是短期作者，哪些只是客串作者；也可以研究这些作者的创作或研究的重点，他们的主要成就和学术影响；通过本书，可以了解现代传记文学创作和研究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系，也可以了解当时学术期刊发表传记文学的特点或侧重点，还可以发现现代传记文学创作或研究方面存在的空白或不足，而且现代传记文学研究的各种选题，也可以为当今的传记文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作者此处指明的学术话题在此前还未有学者涉猎，这无疑对今后学界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通过阅读本书可以发现，现代传记文学资料之丰富、内容之繁多远远超出人们想象，今后可以研究的方向还有很多：例如，1911年至1949年间传记译介对现代传记创作的影响；现代传记理论对现代传记创作的影响；现代传记创作在当时国际文坛的地位，等等。这些学术话题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丰厚的资料加以研究。 三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的编纂本身亦可见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现代传记文学希图在西方传记理论的影响下寻求一条与传统决裂的发展道路，在个性描写、文学虚构、历史使命等方面取得突破，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然而此前人们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往往聚焦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近二十年才对现代传记文学展开一定的研究，但成果少、研究面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的问世本身便显示出作者独到的学术见地，且一定能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打开新的局面。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收录广泛，著述灵活，在四大栏目的引领下，尽可能真实地告诉读者在现代传记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读者因此能通过“还原”具体历史语境，了解相对原始的现代传记文学发展面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文学编年史不仅仅是文学历史的编年，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现场的探察。而传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真实记载的特有属性，使得《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也给研究1911年至1949年中国历史的学者提供了生动、细致的生态景观。以1938年为例，这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中的防御阶段，《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给我们提供的传记篇目中，既有关于战争事件查询的传记，如王冷斋发表于《时事半月刊》第1卷第19期的《卢沟桥事变回忆录》、徐维扬发表在《时代动向》第3卷第6期的《黄花岗花县十八烈士殉难记》、陆定一发表在《文艺阵地》第1卷第8期的《晋东南军中杂记》，等等；也有关于这一年普通百姓的生活写照，如梅丽发表于《劳动周报》第2卷第1期的《一个丝厂女工的自述》、匡愚发表在《警察向导》第1卷第1期的《一个首都警察的自述》、许道恭发表在《天风》第5卷第10期的《一个中学生的自白》、周则岳发表在《地质评论》第3卷第1至6期的《矿人王君德森小传》、徐廷彦发表在2月22日《新华日报》上的《劳动英雄田蕴华》，等等。这些个人化、具体化的历史叙述无疑对我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有很大的裨益。 从学术价值看，《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的问世可以促使学界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也可以极大拓宽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首先，中国传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无疑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其次，中国现代传记作家、传主中有不少人是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等，例如鲁迅、胡适、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林语堂、郑振铎、丰子恺等，以往学界在研究他们时，往往对其传记创作或以他们为传主的传记了解不够全面、深入，本书的问世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研究者依据书中资料和线索，按图索骥，或丰富现代文学作家的生平，或拓广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或追寻现代文学作家思想演变的轨迹，等等。 传记的特殊属性和编年体的独特体例，使得《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相比于普通文学史，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一面。虽然任何一部文学编年史都做不到尽善尽美、全面精确，但本书作者在史料与学术上的努力拓进、不断求取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作者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注释： [1] 陈文新：《编年史：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11期。 [2] 幼雄的《克鲁泡特金的艺术观》是原来题目的简化，原题是《新思想与新文艺：克鲁泡特金的艺术观：艺术与劳动的关系，画家须识劳动真趣，艺术中求自由世界》，发表于1921年第18卷第4期《东方杂志》。 [3] 付祥喜：《“编年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学术评价》，《文艺研究》2014年第10期。 [4]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73页。 [5] 伯箎的《传记的启示》发表于1933年第40期《中学生》。杜若的《自传年》发表于1934年第1卷第3期《一周间》。味《传记文学在中国》发表于1934年第46至48期《出版消息》。其中“味”为何人笔名，目前资料不可考。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0年第6期“传记课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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