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于谦(1398-1457年)是明代的一位清官，也是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正统十四年(1449年)北方游牧部落的瓦刺军南侵，明英宗率军出征，无奈明朝的50万大军不堪一击，在土木堡之战中几乎全部覆灭，亲征的大明天子也成了瓦刺人的俘虏。在朝中无君、政局动荡、国家濒临分裂乃至倾覆之际，以于谦为首的朝中留守诸臣，拥立新君，稳定政局；力挽狂澜，排除南迁之议；辅佐景泰皇帝主持军政，调集重兵，一举击退了进攻北京城的瓦刺侵略军，维护了明初以来开创的中国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格局。不料7年之后，景泰八年(1457年)，太上皇朱祁镇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即“夺门之变”复辟，为维护皇明一统江山立下旷世奇功的于谦，在这场宫廷政变中以“谋逆罪'惨遭杀害。因此，历史上的于谦，是清官，是民族英雄，更是一位以其悲剧性命运而震憾千古的悲剧政治家。   于谦 在中国历史上，像于谦这样一位抗击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这样一位以其赫赫功勋而使一代皇朝转危为安，最终却惨遭皇朝统治集团杀害的悲剧性政治家，在于谦之前有比他更有名的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在于谦之后，也没有从此绝迹。岳飞、于谦为官清廉忠正，其在抗击异族侵略故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甚至连直接置之死地的宋高宗、明英宗，也不得不予以肯定和承认。后人难以理解的是，像岳飞、于谦这样类功名垂千古的皇朝“忠臣”，为什么在专制皇朝上层统治集团的倾轧中最终难逃一死？造成于谦政治悲剧的原因何在？历史学家们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是宦官佞臣弄权擅权、党同伐异陷害于谦，这种解释与文献记载明显不合，根据正史的记载，于谦是由英宗亲自下令处死的。有的学者指出，于谦是皇位斗争的牺牲品，是复辟的明英宗昏庸残忍而致；还有的学者认为，于谦之死，在于他没有运用手中权力防范英宗的复辟，在“夺门之变”发生后未能组织反击，这种解释明显是以今律古，掺杂了太多现代人的主观臆测。从景泰末年的政局看，在代宗景泰帝断子绝孙、本人又已病入膏肓之际，英宗复辟或英宗长子朱见深登上皇位实属早晚之事，在这种形势下，且不说以“忠君”为终生之价值取向的于谦是否有心染指皇位，即使他有心弄权防范英宗复辟，恐怕也难免以卵击石、自取其辱。 以上对于谦死因的种种解释，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每种解释又似乎都有些过于笼统，或过于简单化、概念化，而未能切中肯綮。必须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由佞臣弄权、党争陷害和皇位斗争造成的各种政治悲剧，真是不计其数，唯独岳飞、于谦一类政治家的政治命运，是那么地惊天地、泣鬼神，染上了那么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仅凭此点言之，学者们把于谦的政治悲剧简单地归之于奸臣弄权陷害，或归因于皇朝上层统治者争夺皇位的斗争，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从政治学的维度，对造成于谦政治悲剧之因果关系试作解读。 二 于谦一生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都与明朝正统、景泰间特定历史条件下皇朝最高统治权力的转移和更替紧密相关，这有《明史》等大批文献记载为证。于谦的人生和政治上的悲剧结局，确实是当时皇室内部围绕皇位继承问题而展开的勾心斗角使然。因此，我们对于民族英雄于谦之历史悲剧的解读，自然要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体结构和皇帝制度的考察和审视为逻辑的起点。 传统中国的政治国家，从其形成期的夏商周三代起，就以一种“家天下”的专制政体而出现、存在和延续。在这种金字塔式的政体格局中，高踞于金字塔顶端的君主或皇帝，把本应属于社会全体成员所有的国家公共权力据为一人私有，对全国实行专制统治。君主或皇帝把天下国家据为一人之私产，“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控制和掌握着全国一切土地、财产、资源、财富和人民，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是君主或皇帝一人的国家，天下是皇家一姓的天下。这样一种公共权力私有化的专制政治，这样一种“家天下”的政治传统，皇位，即国家最高权力的传承，也就是所谓君权传统，正如余英时教授所指出的，自三代以来始终缺乏一种理性基础。君权的传统中是以“力”为核心的。从制度史的观点说，两千年来君权问题是理性所不许施，议论所不敢到的领域。秦始皇统一之后可以让群臣在廷议中对“封建”与“郡县”的抉择公开作理智的讨论，但对于君主的问题，则议论仅限于名号，而决不涉及权限职责。因此，两千年来君权传统中容不得理性的充分施展，个别思想家的私底议论当然是有的，但秦汉以下也寥寥可数。从历史上看，皇权的传承或更替，即改朝换代，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是改朝换代，即一姓的皇朝被另一姓的皇帝所推翻。 此种情况下君权的取得，当然要凭借武力来夺取，用传统政治术语说，是所谓“马上得天下”，所谓“一条杆棒打下四百座军州”。换言之，改朝换代的皇权或君权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是开国皇帝用武力从前朝皇帝手中强行夺过来的。在实际历史过程中，除了用武力“取而代之”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资格可以使人配作皇帝。后世的“禅让”，实际上也都是以受禅者先打好武力为基础的。历史上“得天下以正”的皇帝，如汉高祖、明太祖，也不过是说他们的天下是堂堂正正地用武力打来的，不是使阴谋诡计、取之于“孤儿寡妇”之手而已。 二是本朝皇位的传承，即皇位交接和皇位继承制度，它直接关系到一家一姓家天下王朝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在传统中国，皇位的继承，周秦以来历代相沿的总原则是“父死子继”，皇位继承权一般限定在皇帝的亲子范围之内。从汉代开始，朝廷就制定了预立太子制度， 并规定由嫡长子继承皇位，以防止和消除皇位继承上出现的混乱。但历朝历代围绕皇位继承权而展开的争斗却连续不断，以致在皇位的继承上，屡有“兄终弟及”“舍嫡立庶”“舍长立幼”的现象发生。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皇室内部嫡庶争位、相互残杀，造成各朝皇位继承失统，就以两晋十五帝来说吧:父子相传者仅有6位，而兄终弟及者5例、叔死侄继者1例、侄死叔继者1例；又如历史上号称“盛世”的唐朝，凡21帝，按正常制度继承皇位的仅有2位，而由权臣所立的皇帝就有5位，为宦官所立者有9位，由母后干预朝政册立的皇帝也有2位。明朝建立之后，太祖朱元璋有鉴于历史上因皇位继承的混乱而造成政局不稳、并最终导致皇朝崩溃的教训，采取相应之措施，把皇位继承制度固定化，使皇位继承人的选立，严格按照“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皇位继承制度的固定，避免了皇朝统治者因皇位继承问题而引发的内乱，使皇权得以平稳交接和过渡。因此，在景泰帝(1450-1456年在位)之前，除了水乐帝以武力取代建文帝之特例，明代前期皇位的继承应该说基本上是按照列祖列宗的定制进行的。从理论上说，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或拥立，均由皇帝一人定，不容外人议论、干涉或插手。 于谦政治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异族入侵、皇朝国家面临倾覆的时刻，以一介臣民而在不知不觉之间卷入了皇权转移和更替的漩涡。让我们翻看一下尘封的历史:  正统十四年(1449年)，北方蒙古族瓦刺部的首领也先率军侵扰边境。英宗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于七月间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八月十四日，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与瓦刺主力相遇，明军仓促应战，结果溃不成军，死伤过半，英宗也成了瓦剌的俘虏。皇帝被俘和瓦刺军南下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大震，众莫知所为”，当时留守北京的，仅有不到10万疲兵羸马，哪里是瓦剌兵的对手?八月十八日，朝廷上下人心惶恐、一片混乱之际，监国的郕王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廷议中，以翰林侍讲徐珵(后改名徐有贞)为代表的批朝臣，认为“星象有变”，主张弃都南迁。时任兵部侍部的于谦，当廷怒斥南逃主张，指出“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宗渡事乎!'力主坚守北京，并机智沉稳地摆平了因群臣当廷诛杀玉振余党而引发的混乱局面，辅佐监国的郕王稳定了政局。 此后，升任兵部尚书、实际上承担起主持朝政重任的于谦，一方面调集军队入京勤王，积极加强京城防御，抵御侵略。另一方面，当瓦剌军首领也先以被俘的英宗为人质相要挟、胁迫明廷投降求和时，于谦又以严辞相拒，据《明史纪事本末》载:“时(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也先声言送上皇还，众遂多主和。于谦独排众议日:‘社稷为重，君为轻。'遣人申戒各边将毋堕贼计。”与此同时，于谦又积极谋划，主张摄政的郕王登位大宝南面称帝，《明史・于谦传》云:初，大臣忧国无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请皇太后立郕王。王惊谢至再。谦飏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王乃受命。 在拥立郕王朱祁钰当皇帝之事上，于谦是个起了关键作用的人物。这一点为当时和后来的史家所公认。明代史家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序》历举明代历朝股肱重臣，认为“在景泰则司马(即于谦)预帷幄而分于外。”《明史》本传也说:“当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景泰帝朱祁钰登上皇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谦促成的。在英宗被瓦刺军挟持、国中无主、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于谦等大臣出于朝廷安危的考虑而拥立一个新皇帝用以稳定全国上下的臣心、军心和民心，以绝瓦刺也先要挟之口实，从政治上看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决策。 问题在于，在英宗还活在世，而其子朱见深已被册封为皇太子的情况下，于谦等重臣拥立新皇帝，却背弃既存的皇统，没有让英宗所生的皇太子登临皇位，而力劝并拥立摄政的郕王为帝。虽然，拥立郕王的直接理由，是国家处于危机时刻，皇太子年幼不足以堪大任，但郕王朱祁钰也并非文韬武略的英主，从皇权的传统看，当时于谦等大臣所应采取的更稳妥的做法，恐怕还是拥立皇太子即英宗长子继位为君，而由其叔成王摄政。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毕竞也不乏年幼太子即位为君而以母后或其他人垂帘听政或摄政之例。何况，于谦等人舍皇太子而拥立英宗的弟弟为帝，实际上是对现存皇统和天命的一 种破坏，这一举措在政治上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对此，甚至连当时被众臣拥立即帝位的郕王朱祁钰本人，事先也不禁诚惶诚恐，为之“惊谢再三”。景泰帝事后还曾对诸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虽然在于谦等大臣的坚持下，朱祁钰最终还是做了皇帝，但于谦等人以国家危难、太子年幼不堪大任为由，绕过既存的皇统而拥立一个新君的做法，在建功立业跃居新皇帝股肱重臣之列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间卷入了皇统继承的纠纷之中，从而为自己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因此，在我看来，于谦等人拥立景泰帝的行为，不管是出于为国还是为自己的目的，实无异于在专制政治的角斗场上投下了一笔赌注，其中的风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 于谦等人在专制政治的角斗场上所下的这场政治赌注，从最初看无疑是成功的。郕王即位为帝，改元景泰，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于谦等人因拥立之功，自然成了景泰帝的股肱、新朝的重臣。不难设想,如果景泰帝不是那么早就病入膏育，如果景泰帝那个儿子不那么短命，而是在被立为皇太子后又如愿以偿以继承大统，于谦的政治悲剧恐怕就不至发生了。在君统的确立仰赖武力或实力的传统国度，于谦等人的结局很有可能位居三公、寿终正寝。但历史就是历史，上面设想的种种结局都不可能出现，景泰朝重臣最担心发生的事一件件成为现实；先是景泰帝费尽心机立为太子的唯一的骨肉，做了没有几天皇太子就早早天折；接下来是景泰帝的健康早早出了问题，而逊位的太上皇朱祁镇，却在武清侯石亨、宦官曹吉祥、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的谋划下，通过“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在一个毫无人性的专治政治传统中，太上皇复辟成功，也就注定了于谦等一帮子景泰朝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的悲剧性结局。 英宗皇帝复辟的当天正午，就下诏逮捕了以于谦为首的那帮子拥立景泰帝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成为景泰帝心腹的大臣，把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等投入锦衣卫的大牢里。但接下对于谦的处置，却让复辟成功的老皇帝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景泰帝是于谦等大臣推上皇位的，英宗也是被于谦废去帝号、尊为太上皇的。不处治于谦等大臣，英宗的复辟从政治上说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味道。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处治于谦呢? 最初，石亨、徐有贞等新朝庞臣曾准备给于谦定一个“谋逆罪 ，“诬谦等与黄（王厷）拘邪议，更立东宫，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迎立襄王子。享等主其谋，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萧惟祯定谳，从以谋逆，处极刑。……奏上，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 “土木之变”后，于谦辅佐景泰帝，调兵遣将，“戡难保邦、奠安宗社”，击退进攻京师的瓦刺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为保全明朝的一统江山立下不可估量的功勋。其实，也正是于谦等人拥立景泰帝后，南侵受挫后的瓦刺首领也先，眼见无隙可乘，才被迫释放英宗。对此，英宗心里比谁都清楚。要将于谦这样一个为朱姓皇朝的天下立下大功的重臣处死，在政治上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不难想像的。 以腐败罪论处吧，于谦又是一个有名的清官，其为政之清廉、操守之正直、人格之完美，当时就为百姓所景仰赞叹。这位诞生于杭州府仁和县太平里一个官宦世家的政治家， 自幼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取向，6岁入塾苦读儒经，15岁考取儒学生员(秀才)，23岁参加“乡试”中举，翌年又通过会试、殿试，登榜进士。进入仕途后，他概然以天下安危为已任，笃行忠孝，淡泊名利，忠君报国，为民作主，全心全意做好官、做清官： 在地方官任上，于谦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平反冤案、赈济灾荒，治理黄河水患，政绩卓著；在官场腐败、贪贿成风之世，于谦为官清正廉洁，既不肯屈节奉迎宦官，也不屑拉关系巴结朝中权贵。每次上京师奏事，除了简单的行李外，于谦从不携带巴结上司的礼物。有人劝他说:“你虽然不愿攀求权贵，向他们献上金银珠宝，总应该带一点地方 上的土产，诸如香菇、头巾、绢帕之类，便中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回答说:“我入朝时怎么没有带东西呢，不是有两袖清风吗?”由此博得“于青天”“于龙图”的美名。 作为朝廷的股肱重臣，于谦虽然身居要职、大权在握，仍不改清正廉洁之本色，始终安于淡泊，自奉俭朴。自中年丧偶后，于谦一直鳏居，不再续娶，而倾心于国家大事。“土木之变”后，由于国事繁忙，他常常留宿宫中的朝房里，景泰帝知他生活清寒，表示要赐给他双份的俸禄，于谦坚辞不受。景泰帝得知他的住宅简陋，又要将西华门外一处豪华的府第相赐，于谦辞谢道:“如今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哪里是臣子们安居之时?汉朝霍去病那样的人尚且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臣下岂敢自暴自弃，连那小子都不如呢?”由于皇帝的坚持，于谦只好接受下来。但他只是把皇帝赐给他的盔甲、袍带、玺书等器物封存在这所豪华的府第中，自己仍然如故，住在“仅蔽风雨”的宅第里，照过俭朴的生活。在英宗派人抄于谦的家时，人们发现，这位前朝的一品大臣 竞然'家无余费，萧然仅书籍耳!'由此看来，太监佞臣之流想以腐败罪惩治于谦，还真有些无从下手。 但是，从君统的历史上说，明英宗朱祁镇的复辟成功，又无疑是一件破天荒的政治事件，这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也找不到先例。因此，通过“夺门之变”复辟的英宗，首先面临着一个如何为自己的君统“正名”的问题，毕竞千年古训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从。”英宗复辟后颁诏改元“天顺'，废除景泰帝名号，恢复皇太后吴氏以下一切皇家成员旧有名号；从政治的角度，景泰帝既已废掉，而对当初拥立景泰帝上台的主谋于谦却不加惩治，显然还不足以证明复辟之君的政治合法性，无法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复辟”乃“天命所归”“职德所在'或“民心所向”；这就无以重建皇统，从而向世人作出一个合理合法的交待。  于谦墓 因此，当佞臣徐有贞提醒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之后，为处置于谦犹豫再三的英宗，终于下定决心，下令对于谦处以“弃市”之极刑，并抄没其家产，将其家庭成员押往边地充军。至此，我们不难明白，于谦的政治悲剧，其根源既不在佞幸弄权、奸臣陷害，也不在英宗昏庸糊涂，而在于皇权转移更替过程中政治上的需要，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看，正是复辟成功的专制皇帝明英宗朱祁镇为确立其重登皇位的政治合法性，为重建由本朝列祖创制而因景泰帝继统遭到破坏的朱明皇家的皇统，才酿成了一代清官和民族英雄于谦的政治悲剧和人生悲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