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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创办20周年精选系列（1998-2018）之二十九  《郑小琼（女工记）评论专辑》 （原载【独立】19期，2012） 目 录 当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及其他/张嘉谚 艰难世事的诗性担当/孙谦 诗歌之痛，现实之艰/朱巧玲 谁能给我们止痛药/游建明 诗与南飞的候鸟/孙守红 一百名女工们的后工业时代生活/西域 当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及其他 ——读郑小琼《女工记100》 ◆张嘉谚 一 郑小琼这部作品的原题目《0172诗集女工》，我不明白其数字有什么特殊含义，也不便问，因此擅自在本文中将其改名为《女工记100》，以便获得一种言说的便捷。 评说郑小琼这部诗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机缘。这些天，我正与一帮年轻诗友在网络上讨论“大诗”和“长诗”写作，恰恰在这时，发星寄给我郑小琼这部作品，使我不禁要感恩时空圣贤的眷顾，感恩促使我写作的亲友，其中特别是发星与郑小琼的助缘。 由于发星认定的时间限制，原打算对《女工记100》写一长篇专论的想法不得不暂且放弃，什么时候再写也难说，因为我现在的写作差不多只是随缘。发星说得对，写专论可以缓后一步，现在应当有什么感觉先写什么。 二 《女工记100》这部作品八万多字，由100首短诗20来篇写作手记加上一篇前言组合，我好歹全部粗略读了一遍。近年我已很少读长篇大论，然而这部诗作读来意犹未尽，时时闪烁的诗性品质，足以吸引我投入目前正感兴趣的诗学选题，我想细加阅读。 郑小琼这部作品，是一个人相当大的写作工程。从选材、收集、理清思路，再到动笔完成，花了六年时间。我读罢，个人感觉写得相当成功。它可以不断读下去，让你一路看到女性公民迎面而来；同为打工族，虽然身份相同，其可悲可叹的个性人生并不雷同；同时也可以随时停顿下来，领略每首诗写法与其语言表现的微妙差异。我就这样一边读，不时停伫下来小作凝视，或联想或寻思，或急欲对人说一点感受。 利用电脑的便捷，我简单地分别计算这部作品的字数：100首短诗，共45，800余字，此外的前言和写作手记，加上标点，约38，000余字。我想，即使删去手记部分，对这部诗作也未必会有实质性的影响！以不到五万字的诗歌文体，竟然写了一百个当今社会中实际生活或确实存在过的真实人物。岂不令人吃惊！并且，这些人物一个个表现自有个性；她们的人生遭遇、命运、生存境地与生活情形，她们的性格，性情兴趣或志向追求；乃至她们各人生活中的言语谈话，行为动态；她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情形，心事心境，都在这些诗中有所表露；甚至一个漫不经心的眼神，一个无意为之的动作之类的细节，都为诗人捕捉！ 三 据研究者统计，《红楼梦》中出现了400多个人物，为《女工记100》4倍多；但是，《红楼梦》的字数，又是《女工记100》的多少倍呢？虽然《红楼梦》所写重要人物的饱满与鲜活远非《女工记100》可比，然这部伟大小说中起码四分之三的人物未必能够像《女工记100》那样逐一让人知道其身世命运，更甭说生活方式与个性特征了。这里谈不上两者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但比较一点差异，更容易显现新作的独特之处。 诗歌文体巨大的概括性与象征性，使我们很容易明白，《女工记100》所写的底层打工女性，无论是实际指向还是隐含象征，她们都远远超出了实际所写的的数量。在她们的身影背后，更多的卑微者与难以统计的无从记名者无望地消逝于虚无中，却把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捧献给了无耻挥霍的社会。诗人不屈不挠地诗写这些打工女姓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似乎就是要她们呈现的各种类型，让人们以一斑而窥全貌。 弱势之人再怎么卑微，依然有其不可蔑视的做人权利与人格尊严，理应得到看重与尊重。但现实并非如此！郑小琼对此感同身受，她的代言情真语切，表现了超乎寻常的责任意识。 四 读郑小琼的《女工记100》及其《人行天桥》等诗，不知怎的联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祝福》等小说。试加比较，确乎有些可比性：1、两者的写作都发生于世纪之初，虽其间相隔了近百年；都有某种震撼人心的特点。2、两者之作，各有揭示社会体制（鲁迅揭示的是“社会家族制”，而非子虚乌有的“封建制”；郑诗揭露的是现行体制）“吃人”的主题内涵；3、两者都显示了相当的独创性。 以上方面，区别又是明显的。第一、鲁迅着重从历史的纵向着笔，掘发出传统文化劣质性的一面。其思忧愤深广，其情悲愤激烈，以他深刻到十二分的透视之眼，直白尖锐地呐喊出震慑人心的“礼教吃人”之声！然而在当今新锐思想者看来，这声“呐喊”太过偏颇，其悖论性后果，便是它竟然成了威权势力利用的狼牙棒！更可堪忧的是，鲁迅式的“吃人”偏激思想固然可称为“深刻的片面”，却为后人大大敞开了误读之门，沦为了极端主义思潮的教条！一旦极端主义与威权势力形成合力，势必将传统优性文化一并扫荡清空！事实上，中华民族正常的优性文化承传纽带已经断裂破碎，“反传统”挟带的负面影响是如此巨大，一个种族因此元气大伤，估计好几代人的修整工程也难以恢复。鲁迅一代及后继者们的“功”与“过”，定将为后人严峻审理！ 郑小琼的写作多横向性地落眼于当下社会生活（包括借古写今的长诗《魏国》），无不以广阔的社会事象暴露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与人生艰难。在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倾覆滚动之时，农民工女性的巨大牺牲与深重苦难，使其成为承受时代阵痛最令人悲恸的群体！社会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将众多的打工个体造成了“非人”！这些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就这样逐一被财富社会绝情吞噬……倘若缺乏良知的见证言说与公义之心的客观证词，无数被摧残蹂躏的血肉之躯如何为后人知晓？送上历史审理的法庭？郑小琼的写作没有“吃人”式的直白宣讲，却以她的发现、调查和思考，以其无可辩驳的真相陈列，揭露了众多有名有姓的小人物被卷入极权资本的血腥履带之下；历史变动与现行体制的钢牙巨齿对无辜者的“吞噬”，比起鲁迅笔下的“礼教吃人”， 其血肉淋漓的命运悲惨，更为骇目惊心！ 如此一看，对“吃人”的概括，鲁迅采用的是历史抽象之法，他笔下的历史事象与现世人物：赵贵翁、七八个人，路人，女人、老头子、大哥甚至孩子与母亲都与“吃人”难逃干系！狂人对无数的历史吃人记载，狂人揭发“妹子”已被吃掉连“我”也将被吃等等骇人事实，狂人对“吃”与“被吃”情形“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拷问，达到了空前的历史深度，同时也落于片面深刻的偏激！……郑小琼所写一百个女工，皆实有其人。与鲁迅不同，她采用的是现实形象法。她对作品意蕴的诗性演绎不求深度而强调这些个体背后尚有无数相同命运的个体！没有极端性姿态也没有指斥一切的控诉，更让人可信让人寻思。我注意到，郑小琼在她的写作手记里表示了她对民间暴力积聚的担忧！这使诗人的写作与思考显示了民族精英的成熟与诗性正治写作的正知正见。郑小琼力图呈现史实性“真相”的形态写真，在笔者看来，更具现代感，更具令人赞许的品质。 鲁迅《的狂人日记》获得“开创”白话小说的盛誉，当然名符其实。仅仅这一点，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几乎无人可比。他采用意识流叙事的写作技巧，结构上配合逐层揭示深化主题；小说开篇一段，他又以文言叙事匪夷所思地与整篇白话对照，造成耐人寻味的悖论与反讽，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鲁迅话语方式的独创性。 郑小琼写作的白话语体只能承继前人，但运用得极为娴熟而充满诗性。她诗写每一人物时注意了写法的变化，比如以不同的喻象描写不同的个体生活情形，其话语选择都有差异；她的叙写语调亦显得自如似乎驾轻就熟，将一百位女工写得各显个性，显示了作者巨大的诗性才华。以短诗为单元的“片断组合”结构，看似平列，其中亦有讲究：其间不时插进写作手记作背景交代，形成诗体与散文夹杂阅读的节奏感，打破了一首接一首阅读的单调，同时又强调了作品的“史实写作”特征。其每首诗各成独立单元，发出的控诉之声互不混淆，集合起来，却是有机的整体，具有组合性的爆发能量！阅读这个诗性文本，我又想到鲁迅的散文诗《雪》中描绘的“朔方的雪花”—— “他们决不粘连”，永远如粉，如沙”—— ……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如此热烈蓬勃纷飞的雪花，如此富有生命的激情！每朵雪花是“决不粘连”的“独立个体”，又能群体乘风起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并且“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这种场景令人神旺！这是人类社会真正值得向往的理想境地：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能抱成团，合力焕发出壮盛的生命能量！ 是的，郑小琼笔下这些女工是独立的个体，又是以诗性统合为巨大冲击力与感染力的群体势能！ 说到这里，我建议今后改掉“农民工”这种歧视性称谓，换上一种堂堂正当的称呼。我和我的朋友季风曾就此讨论改为“农公民”的命名，希望这种命名得到更多的讨论与认同。正如《女工记100》的作者讨厌以“四川妹”、“河南妹”、“湖南妹”等称谓抹煞女工姐妹的个性，漠视她们的人格尊严；她努力还原式的书写这些农公民中的女性，就是要显示她们虽然卑微却独具个性，她们拥有的人格尊严不可漠视！ 五 从某种角度看，郑小琼奉献给我们的《女工记100》是又一种“现代史诗”。为避免纠缠不清的解释，本文不在这里作现代史诗的讨论，而认同以“史实性诗歌”称其名。“史实性诗歌”的命名，似乎最先是诗人发星对郑小琼《人行天桥》的解读发现。虽然至今未得到诗界的重视，但真知灼见总会穿透时间的尘埃拨云见日。不避浅陋，老象试图通过本文将发星提出未及展开的命题进一步以诗性的“史实写作”加以论说。 何谓诗性的“史实写作”？简单地说，所谓诗性“史实写作”（下文简称“史实写作”）就是以今人眼光捕捉进而透视现实生活中真实不虚具有历史印迹的人、事、物、景，予以现代性诗性言说。《女工记100》无疑具有这种“史实写作”的基本品格。 郑小琼以短诗平列的诗性言说呈现无可辩驳的惊人“史实”，其中的人、事、物、景不仅并无虚构也未作任何变形处理。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出现过类似文本，如冯骥才写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人的十年》，但那是回忆性纪实小说。诗性纪实区别于小说纪实在于，第一，篇幅上有“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优势。人类进入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信息的优化压缩无疑不容忽视，无视受众语言压力的任性书写，读者多半避而远之。第二，冯氏的纪实小说大多来自回忆性的“真实”，难免有某种“虚构”之嫌；同类纪实小说，或许还可以举廖亦武极大影响海内外读者眼球的《中国底层访谈》。笔者游访成都时，听知情人之一的民间思想家周伦佐先生说起，廖的“底层访谈”有些是虚构和想象的，不可一概信真。这里聊备此说，无非是说凡涉及“真人真事”的写作，必然遭到他者与后人对其“真伪”的辨别对其是否符合“真相”的质疑！在呈现真实不虚的中国当代史实上，所谓纪实小说的“真实”描写，未必能达到“史实”的要求。 笔者之所以将郑小琼的《女工记100》称其为“史实写作”， 其“同步感应”的及时，更接近“人物真相”与“事实原态”的“史实性”。 这个诗性文本几乎全是个人身处其中或自行体验或交往或目击或寻访当事人所得：诗人笔下的人、事、物、景，无一不据实而写，人，皆实有其人；事（做工、加班、漂泊、卖淫、被撞死、狼狗咬死，被机器伤断手指手臂等等）亦实有其事。这样的人与事，虽然一般人难以想象，但在实际上，这种种原始资本野蛮积累的常态，根本用不着节外生枝地编造，因而更具有“史实”显现的研究价值。 六 人类历史走到某个时期，社会发展出现某种制度，社会制度造成某种现实，社会现实出现某种学术思潮，其思想潮流推进到某种阶段，与之对应，某种艺术思潮的消失与产生……对诗歌来说，当下处于世界诗潮的哪个阶段？哪些写作已然失效哪些写作正方兴未艾？对这些问题的感应与把握，无论对思想家还是作家诗人，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一般人对此相当盲视，并不多想深究这些与有效写作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令人遗憾。作为一个话语写作者，应当选择哪些题材，什么样的写作方法和手法，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才最适合自身。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选择，无疑直接关系到写作的有效性。因此，才会出现即使面对痛切人心的大题材，像汶川大地震那样的特大自然灾难，哪怕数百上千的诗人写了成千上万的诗，却被诗人朵渔以《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一诗轻轻消解！又如八九那样家喻户晓的重大题材，迄今已过20余年，再如文革那样的的民族文化洗劫，至今已过40 多年，对之有多少知识精英避而不谈？对于它们的写作，究竟有多少让人震撼？有多少能够屹立国人的心坎？…… 世纪之交互联网出世，国人的思考始得爆发出令人鼓舞的活力，写作也勃发了真正可以期待的创造性。然而，多年体制教育的洗脑与威权压力普遍对知识界所制造的内心恐惧，又使当代诗歌的无效写作与失效写作分外触目！而且振振有词不肯轻易退场。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对当代诗写的有效性，再作严重思考。 七 如果一般地谈当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我想至少要有三大元素：纪实、批判、创造。 本来，诗歌并不擅长纪实。但某一时段的具体语境却向诗歌文体显示了特殊的有效性。“纪实”的召唤，来自千年难遇的社会大转型阶段出现了无数可悲可泣的人物与事件；来自人类猛然感觉种种世纪危机胁迫降临；更来自阳性诗潮勃然兴起适于诗写外在世界的影像变化，并对其作批判性的诗性审视！这成了有效性诗写的外在动因。“创造”的吁请则转向诗歌本身的艺术根性和艺术进展的铁律，这是有效性写作恒久不变的内在动因。具体而言，当今诗写的有效性应当有以下表现： 1、迎合时代涌潮的呼吸即阳性诗潮迎面卷来的明快感应写作方式； 2、适合互联网时代利用多媒体效能或对抗图像冲击的思维方式； 3、适合信息爆炸语言巨量压力下采取的快速便捷阅读方式； 4、适合富有游戏精神让大众开心喜欢获得娱乐快感的话语图式。 在以上方式中，第四种图式话语最容易在大众传媒中风行。不过，诗人须以正知正见选择，分辨其正负效应。如果说，像当年的汪国真话语还不失某种诗性与良性，那么，而今网络上丑恶肮脏混乱恶劣数不胜数的垃圾“尸泻”，无疑只会将“诗”与“人”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要说当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背弃大众，面向小众小圈子的写作或许别具反向探求的合理性，甚至只作私我性的自作抚摸也未尝不可；当然无须抱怨，受众必定冷落这一类写作。 如果以良知的立场和客观的态度，像周伦佑概括推动的“体制外”写作，杨春光主张的“后正治”写作，周发星推举的“现实批判主义”写作，张嘉谚倡导的“诗性正治”写作，都各有其正面构建当代诗歌写作有效性的意义。笔者特地举出这几种诗学主张，主要是针对中国先锋诗歌不应绕行的语境障区，当首先应对专制主义之“毒”与极端主义之“病”，对治极权性贪腐病毒，对治人类暴虐心态滋生的暴力倾向与相互憎恶，而选择暴露性、批判性史实写作。 当代诗歌写作有效性的构成，远不止以上所提，也难以一一列举。从读者、文本与作者三个角度，我们还可具体举出以下写作方式： 1、顺乎世界思想艺术奔腾向下的潮流，内心不失崇高根性的“崇低写作”、“审丑写作”与“垃圾写作”； 2、以“个体先锋”姿态突击“政治话语禁区”，揭露所谓“伟光正”之伪崇高丑假恶的“低诗歌写作”； 3、为底层各类弱势群体代言（包括控诉与呐喊）的“打工写作”、“草根写作”与“低性写作”； 4、为大自然惨遭破坏摧败起而呼吁，为野生物种惨遭杀戮而祈请保护的“生态写作”； 5、以正知正见的诗性精神暴露人性之丑陋“病态”，观念意识“病害”；揭发集群团伙组织中包藏的强暴之“毒”（包括自心憎恨之类的“毒”）；审视人类思想文化中的“病毒程序”等等的“病毒写作”； 6、以诗性话语真实纪录社会转型、时代变迁的种种历史印迹的“史实写作”即“当代史诗”写作； 7、彰显独立精神，坚持品格操守，抒发边缘民族根基原性与原色风貌的“地域写作”、“原民族写作”； 8、以人类精神永恒向往的崇高，抵制当今人性向下堕落的頺势，寻求心灵超越的“神性写作”； 9、揭示现代人精神灵魂的扭曲错乱，肉性腐败，人性变得荒诞不经导致外部世界混乱失序的“怪诞现世主义”写作； 10、面对当代人在种种生活压抑中的精神疲惫，寻求净化心灵，体验诗意栖居的“禅诗写作”与“灵性写作” ……如此等等。 八 对以上写作的有效性，优秀诗人通常能够直感选择某种诗性话语并把握到位，而大诗人则直觉性地选择最切合社会需求同时最能表现时代特质的写作方式，并使自身最擅长的话语方式与其珠联璧合，融为一体。 优秀的出色的诗人能够将某种写作方式的特点演示得淋漓尽致，如杨春光之于“后正治”写作；徐乡愁、典裘沽酒，管上等人之于垃圾写作与低性写作；蓝蝴蝶紫丁香之于非口水的灌水写作；发星之于地域写作；从吉狄马加到阿索拉毅等诗人层出不穷的“原彝族”现代诗写作；徐慢、税剑等之于怪诞现世主义写作……等等。大诗人则对任何一种写作的有效性都不会拒绝，而且能够将各种话语方式的有效性集于一身，即使美与丑，高雅与粗俗这类对立难混的元素，在其笔下也能协调兼容正反同体。大诗人通常能够随意驱使各种写作话语，让这些写作资源彼此联结相互渗透为浑然的诗性整体。 超限制的话语表现是大诗人写作的主要特性，这种写作特性超乎一切又在乎一切，笼罩一切又进入一切，它什么也不是，又似乎什么都是。人们给它贴的种种标签或标记，只会让他觉得奇怪而哑然。 例如郑小琼的诗写以其自身的饱满与超越，已经成为一个古老民族走向新生蜕变所负沉重代价的诗性言说历史见证；成为这个农业社会向工业时代痛苦转型的诗性证词。诗人对极权体制被资本击中又疯狂拥抱资本不惜毁坏其“工农联盟”统治基础发出强烈指控！当千年专制体系面临解体而手足无措，率性伤天害理，公然放任丑陋与腐败并让其罪恶肆虐泛滥，哪管伤害无辜！诗人以一个打工女性的现实身份，挺身而出为被强权践踏受尽屈辱戕害的姐妹现场见证！诗性精神的超越性将她提升起来，不由分说让其成为这个时代选中的代言人，代替一个苦难民族发声，焕发一个种族文化新的诗性活力。在她身上，集合了大陆中国千年积聚的诗性潜能。只有这样看，才能理解郑小琼不可抑止的史实性诗性喷吐。 那么，该怎么看郑小琼的“史实写作”呢？仅仅是“打工写作”或“草根写作”吗？它难道不也是内心不失崇高根性为底层弱势群体代言的“崇低”式“低性写作”与“审丑写作”？不是以个体先锋姿态进击“政治话语禁区”的“体制外写作”、“现实批判写作”与和“诗性正治”写作？ 实质上，进不进入某个体制，进不进入某个集团，流派、社群，赶不赶某种潮流，对大诗人来说都无所谓。因为他们的写作就是一切，他们“一个人就是一个军团”，抵得上几十甚至成百上千的“弱效写作”；他们的个人创造就是一部交响乐总谱，就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或巨细无遗的一组群雕；就是一幅巨型绘画长卷，或一部精神档案，一组大型壁画，一场声色恢宏的戏剧演出。包揽了一切又自证一切！这样的诗人及其创造进入现世容器，比如某种体制某个团体，只会使其增色生香！或许只表明其中有些细胞与器官的清醒，还不致于讳疾忌医！除了这个意义，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意义。表面虽然文弱的诗人拥有诗性思想的强大，占据时代形而上精神刻度的高位，岂是某个千疮百孔的体制可以收编的。即使是民主政治，诗人也会以诗性精神对其不义与失误以“诗性正治”行使纠偏！何况是极权专制体制。殊知，诗性力量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记，是永不屈从于世俗政治的良知的旗帜！ 2011年11月——13日 于安顺家居 艰难世事的诗性担当 ——读郑小琼 《时代的疼痛：100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 ◆孙 谦 缘 起 在初冬的寒风中，我收到了来自大凉山的《独立》简朴系列丛书之十三，打工妹郑小琼的诗集《时代的疼痛——100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在初步阅读过后，我随即就将当时的感受写出，并发送发星，我这样写到： “此前曾在老象的评论文章中知道有这个文本。 《时代的疼痛——100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大概浏览后，我就感到它之于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诗写文本。它的鉴证和见证的意义，胜过了一千本高谈阔论有关人权人道的书籍。 《时代的疼痛——100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以客观而朴素的叙事，出色地呈现出我们时代的特征——建立在底层百姓血淋淋生存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的特征。这里的事实是触目惊心的，形象是鲜明的。它是以良知或设身处地的体验来处理这些素材，它以明白如见的真实感撼动人心。这里没有荒诞不经的比喻象征，空想的形而上，没有凌驾于内容之上的崇高的思想，也没有故作高深的形式感，但它却是和处在潜伏中隐隐欲发的时代精神完全融合。这种时代精神已经再次在隐隐轰鸣起来了，而郑小琼预先将对被时代所感知到的，想到的，要求的，愿望的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是血液的力量在支持着这种大胆的诗写，一种激情而又宁静的诗写；一种基于真实素材之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诗写，尽管她从未有过批判的说辞。 这真是一个悖论，现实的窘迫为诗人历史性的诗写提供了契机，而活生生的生存现实却无法为思想衡量测计。 之前，我之所以对有些诗写{许多诗写}不愿意加以评论，就是我明显地感到，我们诗坛陷进了一个怪圈之中，我们大量的文本被一种支离破碎的思想、飘忽不定的情绪、模糊不清的表达和投机取巧的形式所支配，一切真实的活生生的东西被抽空了，一切艺术的表达方式被舍弃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些想臆想的、拼凑的、莫名不白的观念符号，拙劣的文体。这些作品只是以诗歌的形式中引入一阵无聊的饶舌，除了败坏诗风，并不会为诗坛或社会带来什么有意的价值。 诗歌应该受到尊重，诗人应该受到尊重，但是首先应从诗人的自重开始。这里有一个认识能力的问题，即诗人对诗性本体与自身的认识的问题。” 很快，我就看到了发星的回信： “很感情与激情的评论，很好，你的想法与认知是对的，如下来你还有思考与展开文字也请发来，《独立》可能搞一个评论《中国一百个女工生存史》的专号。趁热打铁，燃烧诗歌的真实与历史之火！我很欣赏你这种感性的随笔，这种评论很独特而诗意！” 鉴于郑小琼诗写的巨大震动，鉴于发星真挚的友情，根本没有推辞的理由。特别是在世事深陷沉沦的时候；特别是底层者在地狱中挣扎的时候；特别是人间良知就地蒸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理由独善其身。 诗歌想象如何与生存现实相结合，促成其作为公正的公共话语和民主进步的有效成分。在一个科学理性、金钱效用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氛围的社会中，诗歌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抒情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社会真相是否可以和想象力互补，促进更加正义的话语体系，进而为闭锁的社会环境导入自由的声音？郑小琼在对生命的纯朴的认知上显示了她的担当，郑小琼以忧伤而凝重的诗篇回答了这些问题，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的诗歌中表达了一种悲悯而平实的力量。当然，这首先要归因于她对自己女工身份的认同、回归和出离。这种认同、回归和出离，使她的价值判断从生存本体向着诗性本体飞跃，从本质上来看，显然超越了一般诗人认知的眼界。她几乎是从悲剧中去寻找相应的主题，她因坚守心灵的纯净，而具有了某种牺牲精神。 当诗人沉下心来采取一种调研的方式去认识女工，了解普通女工日常生活的形态时，她无形已采取了某种自己所不了解的文化人类学的原则来为自己的工作建立基点。显然，正是具体而微的细节、情节构成了郑小琼诗性叙事的重要因素。女工们生活的基本状况，即在世事中的变化、演绎，比起抽象的正义理论往往更为真实、更为即时，也就更为敏感、更为有力。由于众多的底层女工悲惨境遇的揭示，而使我们社会结构得以立足的正当性受到极大的质疑，甚至面临合法性的拷问。 郑小琼的《时代的疼痛：100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一作表明：诗歌，当然具有畅想承当道义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者与申讨压迫的能力。正是这些畅想与同情的能力，最终将锻造一种悲天悯人的诗歌新标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诗性正义。郑小琼在还原了一百个女工生命原貌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脱胎换骨的变化，使自己回到人的位置，回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的位置。 一、承担重力的认知 郑小琼在《中国一百个女工生存史》代前言中的一段表述，对于她的有关女工的写作来说至关重要，她整个的创作的核心正是围绕着被沦为“麻木的器具者”和“血腥的暴力者”聚拢并展开的，这个临界的状态，开启了她诗歌中语言自性的同时，也为普世诗性价值的回归召回了那古老的出路：它就是诗歌言志和载道路径。 “但是她们在底层的状态却没有改变，她们依旧用肉体直博生活，跟她们交流，我无处不感受到压抑之后在她们心里积聚的暴力情绪，这种暴戾的情绪一直折磨着我，而底层与底层的辗轧是那种暴力、血腥、野蛮、赤裸……她们让我担忧，我在一首叫《底层》的诗歌中有过表达：“贫穷的生活正摧毁坚固的道德与伦理/马低头啃食着寒霜 苦与涩更添/人间的寒冷 在底层 悲伤/已沦为暴戾 不幸的人用伤口/测量大地的深度 黝黑的春天/看见底层的人群不断分裂 他们是/麻木的器具者或者血腥的暴力者/我没有找到与世界和解的方式 深深的/担忧从我的心间投到马眼 我与马的交谈/就像一副衰老的马皮披上寒冷的树枝”。我不希望这些女工沦为麻木的器具者，也不愿她们成为血腥的暴力者，但是现实却不能找到和解这些的方式，我只能深深担忧着在底层积聚的暴力，或者被压抑的暴力为成为一种怎样的力量，它会将我们这个国家如何扭曲！” 现实中，我们的诗人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尴尬，写诗，或者成为一件最容易的事，或者成为一件越来越艰难之事。生命有不能承受之轻，更有不能承受之重，郑小琼祈望从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中为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女工找到一个倾诉的出路，为我们这越来越多的承受暴力压力的社会找到深层的原因，她的诗写无疑是一种承重的诗写。她看到“悲伤/已沦为暴戾 不幸的人用伤口/测量大地的深度 黝黑的春天/看见底层的人群不断分裂” 为此，她几乎绝望。这个世界是一个轻浮的世界，能够承担命运，承受重力的人已是凤毛麟角般稀罕。她只好与“低头啃食着寒霜”的马交谈，她的担忧只能“从心间投射到马眼”，能够与“啃食着寒霜”的马交谈人，一定是一个寒冷浸入骨髓的人；能够投射到马眼中的担忧，一定是一种接近绝望的担忧，因为她的忧伤和马眼的忧伤叠加在一起时，就是整个世界的忧伤。马作为一种被工业文明逐渐湮灭的物种，几乎就是一个象征物。机器取代了马，而人又成为机器的役使者和工具，而实际的情形是人正在步着马的后尘。 为了把诗思所启示的命运承担起来，为了不使自己也像女工们那样沦落到深渊，不得超生，她写作，让自己的声音从深渊里发出来。她为了写作，从一个城市辗转另一个城市，从一个乡村辗转另一个乡村，她跟踪、接近、结交数不清的女工们，记录她们的故事、探寻她们的踪迹、倾听她们的心声。“成为了一个倾听者与记录者”。 同时她也揭示出我们社会为亡羊之牢所提供的修补和维护，是非常可怜和有限的。尤其是那可耻的部分，依然十分刺目的显现出来。暴力所引发的仇恨的聚集会产生连锁反应，会使暴力不断上升，它最终会触动这个国家赖以维持的基础。 郑小琼为之申辩的女工们和她们的悲惨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上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她们的命运沉重。作为打工者一员的郑小琼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她的诗写所牵引出的 “重”却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尽管整部诗集的主题具有极为鲜明、尖锐而单一的倾向，但是只要我们仔细聆听，就不难发现，该主题中许多不同要素所混合而产生的巨大的爆发力。同时，自由抒情的思维方式，将意象和隐喻嫁接在主体表述的直接意义上，而呈现出一种承重的独特调性。 目前社会上流行着一种道德伦理已死，语言已死的说辞，这种说辞的目的是在为那些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部位和人寻求开脱，其论调显然是荒唐的。伦理道德和语言的死活不是在什么理论说辞中，而是在具体实在的处境中。在某个具体实在的处境中，你，或者有人承担了，伦理道德和语言就活了，你，或者所有在场的人都放弃了承担，那么伦理道德和语言就死了，这是无需辩论的常识。郑小琼所选择的承当，让我们肃然起敬。 “一直以来，别人把我当做写作改变命运的典型，我从内心上拒绝做这样的典型，因为我知道，在我这样已改变命运的典型的背后，有着无数个阿敏，这使我心存恐慌。但是有意无意中，我却成为了这种典型。” 郑小琼的诗写打破了什么样的禁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给那些回避社会责任的写作者以迎头痛击。对于端庄者来说，诗写就是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当郑小琼在她的诗写中似图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申辩，维护她们人的地位，还原她们的生命原貌时，任何柔弱的伤感和空想都无济于事。她切实的举动，显示天理法则仍再人间，也为诗人赋予了一个存在的依据。而她诗性的重力，最终将触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基。 二、承担具体的真相 郑小琼的《中国一百个女工生存史》所写的都是真实的人与事，她所揭示的都是在我们生活日常秩序背后隐没的存在。当她以一个诗人的眼光发现并挖掘它们的时候，她身为其中的一员，又不同于其中一员，因为她已在她的生活、生存中植入责任和道义，这是她的命运，也是她和她所写到的那些女工们共同的命运。而命运中的吃苦受累、担惊受怕是和思想、行动连在一起的，无从忽略和回避。她明白自己身处的那个境域中一切都是那么具体和确实，可也是那么隐秘和潜在，它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愿触碰和说出的隐疾、癌变、切肤之痛。 “我有意识租住在混乱的城中村，每天我都会碰到抢劫的、卖淫的、嫖娼的、做小贩的、补鞋的、收废品的、做建筑工的、失业的、偷盗的、贩毒的……各种各样的人出没在我的周围，我也出没于他们其中。” 只有这种在场的观察和审视，从生活的表面进入生存的底部，探询或还原生命本身的样貌，理解和表述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真相。郑小琼的诗写获得了最大限度上的真实性的支撑，这种真实性使她的诗歌向着时代史的向度上靠拢。对具体的人与事以诗歌的方式来表述，最容易流于表面化和肤浅化，甚至流于口语化，而词不达意。如果过度的情绪化或阐释，又会令诗性失真。在用何种方式表述的问题上，郑小琼曾有过徘徊、犹豫。 “当我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我越来越迷茫，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该用哪种形式来表达我所遇到的女工以及她们的命运，如何在纸上还原她们，用诗歌还是散文，还是纪实类的东西？2008年，我曾试图写有关女工的组诗，我写了两首女工，是其中第三首与第四首，我发现这种形式并不是我所需要的，于是我把这个题材搁浅下来，等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表达。” 2010年，当郑小琼把“整整准备了六年多的素材的诗歌”那些“写在碎纸上的东西”；那些“模模糊糊的印象”；那些“清晰的记忆”付诸写作时，她已经被一种诗性的力量牵引，不自觉地进入到实实在在诗写中了。因为诗歌才是她灵魂的启蒙者，只有语词的神秘性才能呈现内心深处无从传达的东西，而不是纯粹叙事性的叙述。在语词中她发现了命名的可能，为那些处于流失之中的底层者命名的冲动，驱使着她的诗写付诸实施。她藉着诗歌使自己的写作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度。 “我知道自己需要努力深入到女工之中，把这个“们”换做她，一个有姓名的个体，只有深入到她们之中，才会感受到在“们”背后的个体命运和她们的个人经历。2007年，也正是与她们的接触，我对世界充满尖锐的敏感。我尖锐的敏感，过多的愤怒让我无法在最为世俗的业务员生活如鱼得水”。 “我只是努力地告诉自己，我要将这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呈现，她们的名字，她们的故事，在她们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她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每个人的名字都意味着她的尊严”。” 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魔法所推进的所谓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究其实，是与意识形态乌托邦同质异构的一种象征体系，它同样具有掩饰人性黑暗和自我迷惑的性质。它促使人们将欲望投射到具体的物质之上，从而使个人的幸福和满足超越自己的丑陋、龌龊和罪恶感，表面上看来它是为这个社会建立起一个富足、和谐的美景，实质上是用那些底层普通民众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一种换取。在这个过程中，底层生命中惟一的真实往往被不屑一顾， 个体、自我，这个的生命的唯一载体随时都有被碾成粉末的可能。当郑小琼意识到要将被类群化，被抹杀了个性的女工，还原到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个体的时候，她“尖锐的敏感”被激发了出来。这里“尖锐的敏感”其实就是一种诗性直觉，它成为这部热情的作品的基石，也是这部作品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她要为女工们辩护，让她们从那“低贱”处所或称谓中逃离出来，获得人的尊严，她就必须让她们每个人从个性上，从不同的经历、境遇上得到甄别，然后她们才可以获得一种人性上的认同和维护。 是诗性的方式给躯壳以血肉，给思考以力度，使材料变成揭示和见证。我这里所说的诗性的方式，是因为郑小琼的写作，没有流于平铺直诉式的口语，她所保存的最基本的诗歌语言传统，赋予她的诗歌以客观的、朴素的、反省的重力。郑小琼的诗写，我们可看作是生存与语词肉搏的一种结果，是具体实在的生存情境与词语的狭路相逢中，碰撞出了惊心动魄的呻吟、呼唤和哀嚎。《女工之尖叫者周阳春》一诗的女主角，以每夜梦魇中发出的尖叫，传递着自己的存在，令我们每个感受者的心都会为之颤栗。女工们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痛苦和绝望，但是当她的痛苦和绝望只变成一声尖叫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世界的良心在哪里？ 为凸显每个女工的个性和她的悲剧的显在性特征，如果郑小琼将每首诗的标题做以醒目的标示，如《女工之疯女》《女工之跪着讨薪者》《女工之尖叫者周阳春》，这样具体人物事件便更会呼之欲出，更具震撼力。 “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郑小琼的思想使被蹂躏、受辱弄者坚强，使强横者被鞭笞。当她的诗写把那一个个被遗忘的女工从角落里唤了出来，让她们自由的表述她们自己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冷冰冰的世界，报以怜悯的讽刺。 三、承担悲剧的疼痛 中国历史上的叙事诗写的经典范例，诚如《孔雀东南飞》《胡笳十八拍》和《琵琶行》这三个作品，标示了诗写女性或女性诗写的高度，也标示了中国古典叙事诗的最高水准。一种个人身世命运的写作，却让我们获得一个时代史实和史诗的认知。这样的作品既不是什么异象，也不是什么来自天界的声音，它只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哀痛和颤栗的表达、表白，当这种表达和表白深刻地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背景，以及人性的本质层面，就具有了普世而恒久的价值。 郑小琼与蔡文姬、无名氏的和白居易的诗写同出一源，其诗性中透彻的认知力，对于时代悲剧疼痛的承担，至为深邃。 在南都报的采访中郑小琼曾对记者说： “五六年前一个工友去医院做人流，我想写一个人流的调查，后来越调查越深入，就写女工了。我准备了五六年，深入接触估计有上千个女工。我这几年陪一些工友回她们老家相亲，看着她们工作，结婚，生育。有些女工刚来东莞的工厂，换工厂，恋爱，失恋，怀孕，结婚，有的离婚，我都有记录。” 郑小琼诗写之初，尽管采用了文化人类学方式，但是她付诸的写作方式却是叙事和抒情相糅合的诗歌方式。从诗歌的语境来看，她仿佛又是对一般叙事和抒情的反拨乃至抵制。郑小琼的表现是让人惊异的。审视她的诗歌，除了让人震惊的众多的详情细节，同时众多女工生活场景的揭示，所表现的不再是一般的一个个体，而是地狱中默默挣扎、忍受的群像。实际上这种诗写过程是一种深刻地体验苦难，发掘悲剧的审美活动。索尔仁尼琴曾说过这样的的话：“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阿多尔诺也有过类似表述：“让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的条件。”斯皮尔伯格说的更是直接：《辛德勒名单》是“用血浆拍成的”。审美活动就是如此：见证苦难，觉察悲剧。因为生命的苦难和悲剧是自古而然的，审美活动就是要真实地呈现它们，而不是伪装加以规避。郑小琼的诗写整个就是在体验悲惨人生的疼痛战栗。 随着郑小琼调查的深入，许多更加让人触目惊心的社会悲剧浮出水面。这些悲剧并非毫无来由，依阿多诺之见，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生条件下：“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难道真的并不可怕吗？阿多诺的话大概只说对了一半。 “还有一个事情，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女工非正常死亡。” 对一个诗人而言，写诗无须任何理由，它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但当说到承当悲苦，我们许多诗人的口舌或许就会结巴，语焉不清，或者要么选择沉默，要么绕道而行，任世界陷入混乱与无名，继续制作自己的风花雪月、闲情寂寥。他们生怕自己被卷进这悲剧的轮子，被碾轧得浑身伤残。而真正的诗人不会去计较个人得失，他的诗与文字本身将显示见证的力量，写作终于不得不成为这样一种见证的方式。 在郑小琼诗写中任何漂亮的空话、假话，似是而非的话都被排除在外，因为当她经历了那样的鲜血淋漓的现实之后，再以那种媚俗的方式去写诗是野蛮的，要让真正的写诗重新成为可能之事，就必须记录正在完成原始积累的现代工业化和商品化的真实状态，就必须涉及工业机器对底层社会的压迫和蹂躏。写作即意味承担人性及其所有后果，这是诗人的良知绕不过去的。郑小琼的悲剧人物尽管处境悲苦，但是仍然展示了某种面对生活的姿态，这种姿态让一个人即使身处绝境，仍然会为爱情、乡情、友情而守望、坚持，并从中体会到某种活着的意义。诗神青睐的始终是这种个体的经验，哪怕它只是工厂里一个工人残缺的个体体验，甚至是暗娼耻辱的经历。诗歌不能制止一次对弱者所实施的杀戮或戕害，甚至不能使我们躲过一次小小的磨难。但是诗歌可以让我们选择记忆，拒绝遗忘。 郑小琼对于惨烈的人间悲剧的察觉、揭示和担当，使得那些披着光明外衣的写作显得相形见绌。当一种写作撕开了“野蛮”的外衣，“悲剧”的帷幕时，它就会为文明开启一个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虚伪”、“野蛮”，正是由于审美的误导所致。 四、承担个人的孤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郑小琼是获得了成功和荣誉的，但是她并没有因为这些表象的东西而冲昏了头脑，从而与那些“低贱”的打工者划清界限。她非常清楚她与生俱来的善良加诸她的观念是和经历、记忆密切相关的，因为她的认识在她的心灵显现，并付诸诗写时，并不是那种异想天开和天马行空式的幻想，而是来自真实经验的汲取，她诚实地使用了这笔资源。当然她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抛开或者避开过去的一切东西，打开另一条或许更为畅通的通道，就她的感受力和写作的能力来说，她是可以的。经历曾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人性的立场与利益之间也或多或少地相互对立着。当她以人性担当者的名义为那些悲剧者代言时，她就必须亲自培养起自己的孤独，只有孤独能给以她更为详细的知识，赋予她诗性的直觉。她在对她所关注的世相作了解剖时，她也解剖了她的孤独。而她的孤独，就是整个世界的孤独。 “这些年，我目睹无数我曾今跟踪的女工从老家过来，然后与我相识，又离开了，最后消逝在茫茫的人海中。有时候，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特别是在节假日的公共场所，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这种在人群中的孤独让我变得敏感起来。在人群中，我感觉我正在消失之中，我变成一群人，在拥挤不堪中被巨大的人群压碎，变成一张面孔，一个影子，一个数字的一部分，甚至被拥挤的人群挤成了一个失踪者，在人群丧失了自己，隐匿了自己。” 孤独是人天性中的本质，当它从内心显现出来，与相应的观念及其象征对接之后，它就越发显明而具体起来。孤独无处不在，有在人群中被淹没于无形的孤独；有独处时被寂寞窒息的孤独；有被名声绑架的孤独，有被失名沉溺的孤独。我们每个人都留恋孤独，又害怕孤独，孤独所造成的矛盾，时常会在人心中激起一阵稀有的恐怖，一阵难以形容的压迫感。孤独所贯穿的意识，是人在存在中的基础被抽空的状态，处在这个状态中并有所知觉的人，会有不知道自己是谁，从何而来，往何处去的强烈的感觉。 郑小琼的孤独正是处在几种孤独情境的核心地带：当她想要为身处其中的这个弱势群体伸张之时，却怀疑这些人是否认同她的身份、需要她的出现；当她独处，并将试图将自己从这个群体中分离出去时，她又感到自己确是其中一员；当她想要在获得的名声中躲藏起来时，她的良心又会感到不安；当她出没在这个被漠视的人群中时，她又怕被无名的手掌掐死。一个人会“变成一群人”，而一群个人也会“变成一张面孔，一个影子，一个数字的一部分”。在这个物质至上没有信仰的时代，个人和群体的失踪都在所难免，活生生的生命最终不过都变换成了一部机器的零件，一件商品，一张纸币，一种代用品。物质享乐主义像所有绝对主义一样，以它的胜利和奇迹为自己提供自圆其说的辩护。被暴力埋在社会底基混凝土和石块中的失踪者，也只是沉默的失踪者。 在这里，在郑小琼的诗写里，她是一个惧怕失踪的孤独的跟踪者。当她把她的孤独感从理智中不加掩饰的释放出来，甚而宣告它的存在，那么她也为诗性开启了它的不可见的声音，让失踪者突然从地底站立出来，冲破了神殿的屋顶。这正是郑小琼孤独诗写的处境，她不堪忍受孤独，从这个貌似安宁的氛围中突然冲了出来，我们所有的道德秩序就陡然增加了被颠覆的危险。当然，不是郑小琼要颠覆什么，而是这个社会正走在自己颠覆自己的路子上，这真是一个荒唐又可笑的境遇，这也是我们时代的孤独之所在。 郑小琼珍惜自己的孤独感受，并用感情的言词表达出来。她的孤独并不纯粹，其中有爱、有温情、有愤怒、有悲哀、有恐惧……但是她内心深处却是纯净而安宁的，这种纯净和安宁为具体的描述找到了尖锐的感觉。郑小琼处在她的悖论中，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悖论中，因为孤独在那里作祟。 五、承担之说的窘迫 郑小琼的诗写不是那种时髦的写作，也不是玩弄的，或卖弄噱头的写作。用愁肠满怀和愤世嫉俗来定义她的写作似乎也不确当。因为她并没有因了生活的重压，而被榨干了心灵的汁液而自暴自弃，相反她从命运的书写中觉醒，洞察到那些底层女工的血泪之于这个时代的意义。她也没有诅咒谩骂、怨天尤人，或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体制形成一种紧张的关系。她从自己沉重的命运中走出来时，她从未间断过反思带给她们这种命运的社会背景和深层原因。 郑小琼诗写了自己的时代，却和自己时代的写作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她反映了这个时代症结，却是对这个时代主体价值的一种无形消解。她的写作材料和依据都是真实的，而真实，却是我们每个人都还没有想清楚，或避之不及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将自己定位在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写作时，她就与我们的所谓的社会主流相悖了，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盛行逃避的社会。诸如重力、真实、疼痛、悲哀、孤独等等都是人们避之不及的东西，但是郑小琼却在这逼仄的处境中选择了担当。 郑小琼此类的写作是为了出名，或者为了招惹别人的注意吗？是出于梦想、心仪和神往吗？是寻找一种刺激或者自我的安慰吗？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东西。是一种心灵的直觉，一种良知选中了她，让她来承担这对于她来说过于沉重的担子——道义和见证的担子。她在这个写作中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不在别处，就在这个被人忽略的逐渐变得模糊的地带，她逃不掉，也不愿意逃出去，她的炙热的良心不允许她逃脱。郑小琼的诗写对象都是坠入无底深渊的弱女子，在这里，她们仿佛都是国家的陌路人，郑小琼正是在这些“最无价值”的人身上发现了最重要的东西，因为那些被侮辱与受损害者需要她的证词，需要她的正名，需要她的诗写还她们以公道，还她们以天理。 在新世纪混乱而噪杂的拜金主义气息的笼罩中，在真正的诗写已成为禁忌的时候，郑小琼用血泪写成的诗章所表达的内心深刻的痛苦，与我们生活表象上的光鲜形成了极为鲜明而尖锐的对比，其中的主体立足于生存的真实：具体、具象、可感、可触。它控诉和控告的力量聚集了整个作品的底气，它是梦魇中的一声振聋发聩的尖叫，令我们在暗夜的沉睡中突然惊醒，出一身冷汗，令我们惶恐、颤栗。它穿越的力量具备一种象征的含义，具有挽歌的意味。 郑小琼的诗写，并不止于诗意的需要；并不止于绝望中的眺望；并不至于疼痛的化解和摆脱。我感到当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让郑小琼这样的弱女子来承担道义的重负时，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真的是可怜而可悲了。 从郑小琼的诗写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她是那种真诚、天真的人，她只带着自己的心上路，其它的一切她都可以忽略不计，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背景，没有任何实在资源的打工者，她的诗写无疑是寒风中的独唱，这是一种极易将人摧垮的写作。郑小琼是弱小的，她在风中聚集着的哀痛、忧思的能量能否使她变得强大呢？ 《诗歌之痛，现实之艰》 ——读郑小琼诗集《女工记100》 ◆朱巧玲 郑小琼用六年的时间和精力完成了一部涵盖100首宏大叙事的史实诗歌写作《女工记100》（我收到的诗集封面这部诗集的标题为《时代的阵痛》——100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她用100首诗歌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描绘了100个打工女工生存状态和悲惨的人生遭遇。在这部作品中对底层女工社会现实和对生存制度作了深刻的描述和揭示。《女工记100》更深刻地展示着这个“吃人”的社会中无所不在和无以伦比的黑暗，尽管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和谐社会，是一个歌舞昇平的表象世界。 我对诗歌的现实功能一直是持深度怀疑的，对“打工文学”“中产写作”这类以写作者身份和阶层命名的写作分类也是持怀疑态度。在我眼睛里诗歌和文学是普遍存在于人性和人类精神领域不以写作者的高低贵贱来为文学命名。所以郑小琼被推举为“打工诗人”的代表并因此获得一些殊荣和得到国家的认可我相信作为郑小琼本人是无奈的，她的诗歌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并被成为“这个时代社会学家或准社会学家争相抢夺的话语资源”。而她真正的文本价值却少有人提及，作为一个诗人或者诗歌被过度开发和评论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但是郑小琼依然故我，并未因外界铺天盖地评判的浪潮止住自己在打工诗歌上的继续探索和深度写作，她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以她的笔和她的诗作为一柄匕首插在这个时代的心脏上。她摒弃了诗歌的其它功能只建立一个诗歌的记载功能的“史实写作”的乌托邦大厦。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钦佩的艰难之举。 我要向郑小琼表示深深的敬意。“史实描绘”是她诗歌的策略，也是她唯一的策略，她如此捍卫自己的信仰，坚守自己的正义并在这条充满荆棘的路上一意孤行，甚至将这条路走成了“绝路”——这是一条绝无仅有的路，没有任何女诗人有胆识和信心去走的路。郑小琼是偏执的，诗歌写作中的执拗精神造就了她区别于其他女诗人的独特品质。有谁看到一个女诗人一意独行持续地写打工体裁的诗歌呢？“拥挤而喧哗的工业区的楼群下身影/迷茫而绝望 但很快被橘黄色的路灯/涂上暖色的孤独掩盖……生活（你插着弹弓的生活 被训斥的生活）脸（加班的/脸，疲乏的脸，痛苦的脸） 我无法/说出的悲伤 这些伤心的诗句/也不会给你带来欢乐）——《女职工之彭珍》，郑小琼对诗歌语言和艺术形式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那些轰鸣的车间、粉尘、低下的学历和穷苦的命运被郑小琼用诗歌的语言反复描绘述说；那些千百年都不可改变的贫穷命运耗尽她的心力，她的文字能称为匕首吗？她的诗句能够改变这些“彭珍”的命运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个时代可以漠视一切卑微生命和弱小群体，所以投一把诗歌的“匕首”出去无疑是投向了虚无的太空。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现实和不公平，没有真正的乌托邦没有世外桃源。但是每个时代总有一些有良知的人士会用文字记载并发出呐喊以在纵横的历史时空中留下原始的记录，以供后人参考作为鞭策社会进步的鞭子。 郑小琼诗歌里涵盖的深度和力度是大多数女诗人望尘莫及的。她的悲天悯人是一种显性的情怀，她关注的是底层人类生活的现实：“人生在无意义中被虚妄出无数的意义/面对死亡它灰暗的失败 尽管这样/我依然对生命充满辉煌的敬意/是它 让我目睹尘世最奇妙的风景/我读这些女人的命运 或者是我的自己/被工业生活蛀空的肉体与灵魂 我们/过早失去自身 被消解在时代中/剩下疾病 断指 伤口残存时代的记忆/就在我写下这些句子时 你苍白的面容/呈现时代的孱弱”——《女职工之旭容》。在郑小琼的诗歌中有更多的思考和智慧，将这些苍白和凄凉的面孔用诗歌烘托出来，成为史实的记载。无论王朝权贵、历史衰败都是过眼云烟，如果没有文字或者符号记录，那么每个时代都是空的，都不会被后人知晓。所以文字符号的意义是每个时代存在的的基础。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和体制下，有哪一个作家或者诗人能这样一再而再地关注这些低层人民的生存现状并反复书写下来呢？有谁能这样坚持并坚守自己的正义呢？100个女工的命运是如此触目惊心，在郑小琼无时不感受到一种“被无形之刀切割的分裂之痛”。鲁迅曾用其锋利的笔锋描绘了一个“吃人”的社会，郑小琼用诗歌描绘了被体制“吞噬”的低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不是偏执的，在她的诗歌中用了平实和试图还原真相的方式来进行写作，这些女工都是有名有姓的真实存在的，不是虚构人物。“她的声音是轻的 她的微笑也是轻的……轻/她整个人都是轻的……瘦小而孱弱 好像风/能把她刮走”——《女职工之亚芳》如果没有郑小琼诗歌的记录，这一百个打工女工恐怕轻到连羽毛都不如会被这个时代湮没，她们的命运是芸芸众生中毫不起眼的一个，这个世界多的是这样命运的女人和女工。谁会在意？谁会关注并用文字的方式永恒记载？“她站在码头上/却没有船只 或者考试尚未完成/时间已到 更多时候是次品 空旷而荒凉/半夜山中 剩下孤独的她 无所依靠/她跟我说尖叫梦中的场景 灯光/照亮她尖叫过后的脸”——《女职工之尖叫者周阳春》，在郑小琼的诗歌中大量采用的是“叙事”写法。她对诗歌技艺的把握恰到好处，没有出现控诉或者走极端偏执的姿态。以平缓的语言和详实的记载还原了事情的本质，让事实自己呈现，最终达到引起阅读者的深刻愤怒和反思的目的。这种写作手段是高明的而且是最有效的，是一种写作的捷径，让阅读者获得一种最直接的认知并由此产生一种长效阵痛的阅读效应。 郑小琼的诗歌在文学范畴内将打工女工的命运展示得如此淋漓至尽，100个女工不同的侧面不同的人生和同样卑微的命运无疑是一个浓缩的时代史实。这种命运被郑小琼以诗歌的方式记录下来，当阅读这些诗歌时内心会有一种窒闷窘息的压抑感。但是如此长久地沉浸在如此窒息的写作背景和直面如此悲苦的命运里，内心的忧愤和良知跃然纸上。郑小琼这样说：“我无处不感受到压抑之后在他们心底积聚的暴力情绪，这种暴睙的情绪一直折磨着我，而底层与底层的倾轧是那种暴力、血腥、野蛮、赤裸……他们让我担忧”。张纯如写《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因长久置身于那种暗无天日的残暴和毫无人性的凌辱屠杀的历史背景中无法置身事外，最终用手枪在车内自杀。所以真正置身于残酷的真相写作的作家是伟大的也是令人担忧的。所以我在敬佩郑小琼的同时也感觉她值得我们担忧，甚至希望她能写一些轻松的题材。因为诗歌是人的内心最真实的反馈，是心灵的反照。郑小琼直面了时代的大苦难，也洞察着人性之微，我也相信郑小琼有着更坚毅的力量来承担诗歌中的痛苦和现实中的苦难，她有超越常人的悲悯之心来洞悉世界的黑暗，因为她还有更为广阔的诗歌之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她充满着期待和厚望。 谁能给我们止痛药
——至郑小琼《时代的疼痛》 ◆游建明 收到周发星老师寄来的郑小琼所著《时代的疼痛》是一个天气突然冷冽的下午。杭州刚刚还绿意盎然的城市转眼浸没在剌骨的寒风中。这天正好休假在家，我打开郑小琼的《时代的疼痛》，仿佛窗外呼号的北风正再次钻进我的骨髓，使我的关节炎和寒湿症一并发作。这是2011年12月初的一天，天气预报正报道一股冷空气南下。 我知道郑小琼其人是06年，仍是经由发星老师推荐，郑小琼于我，是一个陌生的身边人。至今我与她没有过任何联系，但我翻开《时代的疼痛》，却如再逢故人。 06年，我打印出《人行天桥》，那时我在一个服装工厂做文秘，我们办公室主任也看了《人行天桥》，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看到她分明有泪花在闪动。后来我把这个文本传到其它工厂的打工者之中，不知所终，但我想它肯定不需要所终，它只需要传递，帮助打工者在疼痛中找到疼痛的部位。 所有的打工者都知道，打工者的命运就是漂泊的命运，我也不例外。这几年，我辗转各地，很多朋友都失去了联系，很多关心的事物都消失在岁月的长河。包括打工这个词本身。这几年，我极少得到关于小琼的消息。几乎不知道她的状况。但其间又听说她得了人民文学奖，好象还加入了东莞作家协会，工作也更换了。我担心人民文学奖、作家协会会员这些头衔会不会给她带来温水效应？她会不会成为主流的糖衣炮弹的战利品？这几年很少听到她的声音，我曾怀疑她成了被主流社会招安的梁山好汉。 当我看到《时代的疼痛》一书，以及她在前言里说她花了近六年时间自觉积累女工素材，甚至花相当的人力物力去搜寻材料，我才知道她并没有停止她做为一个打工者尖锐的呐喊，她仍然站在人行天桥上对这个时代嚎叫。 很多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打工者诗写关于打工的题材时，往往用回避真实的方式书写真实，无非是害怕痉挛的创口过于剌激视觉神经。但郑小琼又一次直接让血淋淋的肉体之伤口逼到我们的眼前，使精神之疼透过视网膜直抵脑海。如果说《人行天桥》还是泛意义的阶级的控诉，《时代的疼痛》则是活生生的时代的现场解剖，每一个伤口都是个体的，每一滴血都有相对应的血型并且都是热的。 《时代的疼痛》100个中国女工组成的组诗，已然除去《人行天桥》那种外泄式的书写方法，用了一种近乎新闻式的客观描述记叙女工的悲惨命运。使得这些诗中记录的女工的命运在平静的语调中呈现出近乎凄励的揭露。虽然语言上偶尔粗砺，反而衬托出打工者诚实得近乎笨拙的性格之美或命运之凄绝。 诗中的每一个女工，都是纯个体的不可归类的，是唯一的命运。但这些女工的命运又证明着这个时代的诟病。每一个女工的命运就是一种时代的顽疾。所以郑小琼拒绝归类及呈现个体的观点我很赞同。但事实上我们仍然在归类，比如女工，本身就是一个类，只是类中的个体，在郑小琼的诗中不再只是符号，而是各式各样的痛感，真切真实。这种“事实”让人不敢直视也不敢漠视。这些女工的事实，具有的强大力量压过道德、法律的评判，因为它的事实性，我们不能再以惯常的方式去审度它，包括怜悯之心也无能为力。 读这些诗，尤如观看我们的生活的现场直播。田建英，杨红， 周红……她们在郑小琼的身边，也在我们无数的打工者身边，同时我们也在郑小琼的笔下，她自己也在她的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打工者，形形色色的职业，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小命运千差万别，大命运却是一样的，无法改变的。当时代的浪潮把内陆农村的年青人冲到南方，从宏观上说，几亿打工者就不能再扭转自己的命运。在这样的浪潮中，随之而来的，现在回头来看已经发生的现象，都是不可避免的。包括我自己，我能看清自己的命运但我不能扭转它。 毫无疑问，这是经济体制下必然的产物，只是，我们这些活生生的小人物，成了被冲击的泥沙，对于每个个体的命运，这是多么不公平。 生存的力量如此之巨大，它改变一个人的情感、信仰、行为、观念……世上没有法则，生存是唯一的法则，为了生存，这些底层的人，历经着无法想象的炼狱，诸如出卖内肉体的女工、借嫁富人脱贫的女工、靠捡垃圾糊口的女工、在流水线上盼望下班钟的女工、靠各种方式爬上高级管理者层面的女工、还有理想但无法实现的女工、成为老板的女工、自杀的女工、失踪的女工、被残废的女工、离婚的女工、成为为道德或法律所不容的女工、向恶的女工……每一种方式都是生存的压力挤压成形的。女工自己几乎很少能使上内力和外力，只能在这种隐形的力量下随流逐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时代的牺牲品。 是的，很多命运原本不必这样，如果不是打工。如果不是改革的浪潮一波又一波的把农村的命运与城市这样关联，如果这数以亿计的打工者从来没有走出家门，没有去到南方，很多命运必定不是这样的。就不会有四万支断指丢在高速转动的机器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空壳般的家庭…… 让我们再次回到作者郑小琼本身来，她做为诗人的女工，和我作为读者的女工，此时也在一条流水线上。她传递过来的痛觉和警告让我惊觉。她努力保持的视觉和敏感使我敬畏。她让我看到打工者绝望中的希望：不管身陷何处，总能保有关乎“人”平等的天权的诉求。故而，她的诗不必再去研究其写作技法等等，她的诗有非诗的目的。 2011-12-11杭州 诗与南飞的候鸟
——关于郑小琼的《百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及其他 ◆孙守红 一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人叫喊“诗歌死了！”但我知道诗歌是不会因这么一句冲动过激的口号，就抹杀了自己的存在。不过，自从有人在诗坛叫嚣“诗歌死了”以来，诗人们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尴尬，写诗的确成为了一件难以启口的事。记得我在大学时，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次酒局，谁如果实在喝不了，就罚谁在球场上大喊：我是诗人！我不知道，诗歌遭遇今天这样的尴尬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歌与过把瘾就死的娱乐消费社会狭路相逢，的确让我等爱诗之人于琐碎、冷漠、滥情的社会意识硬伤中纠结不已。 于是，我寄希望于具有先锋性的诗人们，能在这个诗歌阳痿的时代，唱出拨动时代的颤音。正是这个时候，随着个人阅读面积的扩展，我得知了周伦佑先生的“体制外写作”、杨春光先生的“后政治”写作，张嘉谚先生的“诗性正治”写作，以及发星先生的“地域性写作”，无不都在引导着具有先锋精神的诗者们，弹动出无数的时代颤音。而这总多的颤音中，诗人郑小琼所发出的声响，就是其中最具有惊心动魄的效果的为数不多的诗弦之一。 二 现今的世界已经可以说是陷入了莫名的恐慌和无名的苦难，救世主早已抽身离去，所以自从上世纪末以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不被“世界末日”阴霾的乌云笼罩着，人们陷入了最后的迷乱的狂欢，失去了面对苦难的勇气。所以，我们应当承认，今天的中国诗歌界，虽因网络的发展，衍生出不少各种自命不凡的诗人，他们在互联网或纸媒上都能制造出各种形形色色的被他们称之为“诗”的句子。就他们哪些所谓的句子而言，中国的诗歌的确存在着死亡趋势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样萎靡的诗歌环境下，还有着郑小琼们这样的诗歌写作者，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无不是出于悲悯、叹息，纪念了一段一段真实的历史。 在未收到发星兄长邮寄的《一个时代的疼痛——一百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文本前，我就小琼姐的博客“独自浅唱”中得知要出版第十本诗作《女工记》的消息，正打算到时候找一本来读读，但没想到没多久，就接到发星兄长给我邮寄一本的消息，不由得真是喜出望外。因为在未见到《女工记》文本之前，我就已经阅读了先生张嘉谚为此文本所写的《当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及其他》一文，先生在行文中，极度称赞了此书的“史实写作”，使我不由得想对《女工记》一睹为快的想法。因为笔者本人也极其关注史实性记录写作。没想到读完先生张家谚不到两月（也就是2012年2月初），我便在贵州隐态诗人我的师友吴若海任之先生处得读此书。当时粗略看完此书后，我的脑海中便飘荡起了血和泪的屠杀场景，久久挥之不去。心里便产生了强烈的想写点东西的冲动，不过因为凡俗事物众多的原因，却搁下了。直到收到发星兄长邮寄来的书，并要求收到书后写一个自己的感想时，心中那股原有的火苗，又开始熊熊地燃烧了起来。 在我的批评观里，我一直这样认为，诗歌与文字的本身，一直承担着两个使命：一个是对无上大道运行的追寻与探求；一个是对其所创作时代的历史的见证。打工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刻到今天，便一直出色地见证了所谓的特色社会下的形形色色的打工仔们形形色色的打工生活。而对今天中国沿海生存的千万打工仔来说，创造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功劳背后，却被简单的流水线和严酷的生理限制无情地摧残着，被资本和权力的阳谋谋杀他们的生命于无形之间。如书中开始的第一首诗《三十七岁的女工》，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劳累和疼痛后，“只剩下老\落叶一样的老……在秋风中\抖动着”想明白了这一点后，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初我的脑海中便飘荡起了血和泪的屠杀场景。 三 虽然，在人类的文学史上，苦难和悲悯一直伴随着诗歌的发展，并最终成为文学写作的一种惯例。但是肯定会有人这样问：在今天这个标榜民主、富强的世界里，郑小琼的《一个时代的疼痛——一百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是不是单独的社会层面剪接？ 老实说，如果生活在今天中国的人，只要是还算得上人的话，有这样的想法是很不明智、很不道德的。因为诗人郑小琼这《一个时代的疼痛——一百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绝对算得上是我个人能想得到的最妙的史实性回答。 作为“史实写作”的代表，郑小琼的诗和文字本身一直宣示出了其见证的力量，如《人行天桥》、《黄梅岭》等，就是她早期对历史见证的文本。在人类文化历史上，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很难回避同时代的苦难。但在他们直面这苦难的时候，并试图以艺术的方式作出一定的见证时，其内心往往存在着一定的愧疚和不安。因此当我读到《一个时代的疼痛——一百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郑小琼自己写的《代前言》时，我非常理解她在写作本书时所担心的“脸谱化”，明白其为什么“努力地想靠近一些，更靠近一些。”因为无论艺术家怎么用他的艺术方式进行真实的见证，其所见证的都是不够深的、浅薄的，因为那些被淹没了的、暗哑了的、没有归途了的史实，才能算的上是真正的史实见证。所以她才会在《代前言》中这样说道：“有时候，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特别是节假日的公共场所，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有一种说不得孤独感，这种在人群中的孤独让我变得敏感起来。在人群中，我感觉我正在消失之中，我变成了一群人，在拥挤不堪中被巨大的人群压碎，变成一张面孔，一个影子，一个数字的一部分，甚至被拥挤的人群挤成了一个失踪者，在人群中丧失了自己，隐匿了自己。” 因此，在读完这个郑小琼的这第十本诗集后，我有了这样的猜测：对于曾经也是南飞的女工一员的诗人郑小琼，在写作本诗集时，她只不过是代替哪些失去了说话权力的女工说话。说话，也只仅仅是为了记忆。我想，诗人郑小琼并不想以此集子来博取什么声誉。这样史实性的诗歌写作，它在呼唤诗人的时代良心时，因为它的再现苦难的力量，却可能让曾经同样是女工的诗人自己不堪其重，让曾经的苦难在写作中再受第二次苦，甚至有可能诗人自己被这苦难压垮的危险。 四 在郑小琼的《一个时代的疼痛——一百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中，我所看到的是，中国今天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以无数小人物的青春和幸福和代价的。在这里，我感到的缺失的不仅仅是上帝和人性，还有人。说的深刻一点，郑小琼的这本诗集，其呈现的和见证的正是发生在这个号称经济世界第二的国度里，一幕一幕催人泪下的人性的悲剧。流水线现代工厂管理制度，以及那些肉体交易的场所，无不真实地集中地暴露出了这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光鲜外表背后，有着一令人恐惧的张茹毛饮血的贪婪嘴脸。当然，这些残酷的苦难并非今天中国的创新产品和专利产品，它是全人类贪婪的恶性的产物。就此而言，诗人郑小琼的“史实性写作”文本《一个时代的疼痛——一百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揭示出的正是人性的弱点与黑暗造成了人类一个时代的疼痛。 写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说我在读《一个时代的疼痛——一百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时，也常常冒出来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知道有读者看到我这样的想法，也许会嘲骂于我，但我却愿意把我的想法写将出来。因为我不会故作高姿态的“悲悯”。从诗歌的记述中，我们知道没有谁是百分之百无辜的，经济消费的贪婪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就连那些常常被人们赞扬的青春，在这个疼痛的时代里，再也没有允诺谁的幸福，南飞的青春少女们，只有痛苦忙乱的内心，常年不变的流水线和卡座。值得庆幸的是，曾经也是南飞候鸟的郑小琼，却以她的这第十本诗集，描述了一个一个的女工生存史实，以及她们用迷茫和麻木来寻求短暂慰藉事实，叩开粉饰已久的太平之门，让我们充分明白了今天人性的野蛮和黑暗，同样存在我们之间。 诗，天地之心，时代的良心。在笔者看来，因诗歌的这“两心”，便注定了其在今天与中国经济积累，所产生的血泪有着必然的冲突和力量悬殊的对决，必由诗歌来进行揭示。可是在独立精神疲软过久的中国，一旦遇上这样力量悬殊的对决，很多以写诗歌而洋洋自得的人，不是“明智”地选择了暗哑，就是在追求纯粹和至善的阳谋名义下，用他们的讴歌犯下了累累的默杀罪行。多少年来，中国的显态诗人们，在政治的指挥棒下，一直充当着统治者进行种族洗脑的勾当。当然，也许这中间的确存在着一些连接着民族纯洁梦想的纯诗，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就原谅它们。因为在人们（尤其是失去了申诉权发言权抗议权的底层人们）集体面临苦难的面前，作为天地之心，时代良心代表的诗人，只知道以漂亮的空话或神学的套话来粉饰太平，视其时代所发生的一切苦难而不见，其必然会失去存在的权利。 因此，在高喊“诗歌死亡”或无视诗歌存在的今天，诗人郑小琼作为时代选择的需要以诗人的面目出现后，她并没有让她的诗歌失去存在的权利。相反，正因为成为时代的选择的需要，她一直用“对这个世界充满尖锐的敏感”拒绝遗忘和选择性记忆。当然，她的这种选择，在政治需要化仍然为主导的国度，笔者是非常敬佩的。因为在这样的国度里，这样的写作方式，常常会给作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样的案例，在笔者的身边就有不少。 在诗集《代前言》的最后，看见诗人担忧地写到：“我不希望这些沦为麻木的器具者，也不愿意他们成为血腥的暴力者，但是现实却不能找到和解这些的方式，我只能深深担忧着在底层聚集的暴力，或者被压抑的暴力会成为一股怎么样的力量，它会将我们这个国家如何扭曲！”说句实话，自诗人黄翔以来，贵州诗人与政治总有着深刻对抗的血脉关系，所以关于诗歌的功效问题，我与贵州隐态诗人吴若海任之兄就常有讨论，但每次讨论的结果，无不让我再一次增加我对批判的醒悟与清醒的痛苦。 诗歌，在唯物纵欲的现实社会下，其功效几乎是等于零的。因为她根本不能从实际意义上为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其根本不能让一颗子弹的绕行，让一辆坦克停止，更不要说能够让我们有尊严地活着而免于经济大潮的“屠杀”和“湮灭”。因此，诗歌便只能是一种姿态，一种诗人面对生活、面对社会正在变化的史实的一种姿态。在这种姿态下，诗人总会在诗歌中寻找到诗以及源于诗的力量的肯定。哪怕就这姿态只是生活在残酷的社会中，个人脆弱的体验或残缺的见证，她都会以诗本身的力量，警醒尚未睡死于铁屋中的人们进行及时的自省、自察，在诗歌中我们所失去的以及我们需要追寻的是什么。 五 先生张家谚在其对郑小琼此诗集的评论文章——《当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及其他》的最后说，“诗性的力量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标记，是永不屈从于世俗政治的良知的旗帜！”我想先生并不是仅仅对诗人郑小琼说的，他更愿意所有的诗人都能铭记“诗性的力量”，做时代的良心。而我今天读完《一个时代的疼痛——一百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后，只想对小琼姐说，也只对你一个人说： 诗歌遇见南飞的候鸟时，一支充满慈悲的笔/在那个老人画下了一个圈后/高唱“春天的故事”的地方/悲悯地看着人间/那是诗人郑小琼/一个为时代光鲜而承受苦难姐妹们/血和泪的非凡记录者。2012/3/6 一百名女工们的后工业时代生活
——读郑小琼《女工一百》 ◆西 域 在百度百科中，关于“后工业时代”一词这样解释道：“所谓‘后工业化时代’,就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为主体的时代。现代主义的生存土壤是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则是把后工业化社会作为时代背景。” 而“后工业”名词的发明者美国社会学家D·贝尔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中描述后工业社会的“轴原理”时说：“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社会革新和政策形成的根源”。对此，百度百科中说：“从经济方面来说其标志是由商品生产经济变为服务经济；从职业方面来说，专业和技术阶级处于优先地位；在决策方面，是创造新的‘知识技术’。而这些，恰恰就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几个重要特征。对此，也许我们可以解释：由于技术变革，而把马克思主义者赋予工人阶级的作为社会变革的历史代理人的作用取代了，而且这种取代正如历史发展一样是不可逆转的，后工业化必将来临。”。百科最后评价：“后工业化社会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宽大温床。伴随着历史剧变，人们难免对旧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产生厌倦、怀疑、甚至嘲笑，他们不再认为对社会的发展负有责任，宁愿将个人生活置于随心所欲、纷乱无序的状态中。中心变成多元，永恒成为变迁，绝对变成相对，整体成了碎片……后现代主义并非只是西方的文化现象，它对我们的冲击已无可避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而在它的内部，这语境又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浅显到深刻的变化。站在时代变化的前端只能眺望到未来的端倪，而不能深入到后端的核心。譬如D·贝尔在上文中描述后工业社会的“轴原理”亦只是泛泛而论，固然“由于技术变革，而把马克思主义者赋予工人阶级的作为社会变革的历史代理人的作用取代了，而且这种取代正如历史发展一样是不可逆转的，后工业化必将来临。”，但后工业时代对人性的扼杀与机器对个体的取代而造成的混乱、荒诞的价值沦丧却是不能亲临时代的理论家所不能谈论的，尤其是在一个农业转换工业机械取代农耕的生产模式的转化中，理顺的、协调的生产关系缺席的大背景下，人性、道德与生活\社会价值的矛盾与冲撞造成的扭曲、混乱的人性\生存的当下浮世图景中。这种图景在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文本里浮现，我们于中俯首而拾，成为了解和透视社会与时代真相的录像机。比如在女诗人郑小琼的写作中，我们一直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来自时代的底层生存图景的刺痛。而她近期的系列诗作《女工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是一首以珠三角城市女工为写作对象的系列长诗。珠三角，作为现代工业的前沿，交织着飞速的集约化生产与缓慢的生产关系矛盾结合的苦闷、彷徨、犹豫、焦灼的精神个体与潜在的堕落、颓废的生存场景。而女工的生存痕迹集中的体现了这种状态的真实。而郑小琼之所以选择以女工为述写的对象，并不是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后者作为相同性别的身份认同与心理间距，而是女工的与生具有的那种先天劣势与在工业生产中的弱势地位。 后者决定了她们社会/生活中个人身份的不牢固与盲动性。 “在人群中，我感觉我正在消失之中，我变成一群人，在拥挤不堪中被巨大的人群压碎，变成一张面孔，一个影子，一个数字的一部分，甚至被拥挤的人群挤成了一个失踪者，在人群中丧失了自己，隐匿了自己。生活何尝不是，我们被数字统计，被公共语言简化，被归类、整理、淘汰、统计、省略、忽视……，我觉得自己要从人群中把这些女工掏出来，把她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是一个女儿、母亲、妻子……她们的柴米油盐、喜乐哀伤、悲欢离合……她们是独立的个体，她们有着一个具体名字，来自哪里，做过些什么，从人群中找出她们或者自己，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中”（郑小琼《《女工记及其它》》）——这也许是郑小琼写作《女工记》的原初的单纯的想法，之所以“单纯”，因为她只能“从人群中找出她们或者自己，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中”。在一个黄钟暗哑，瓦釜齐鸣的时代，一个人以字为梦的人的力量太小，一种底层的声音几乎没有声音。让迷失自我的身体找回自己的面孔，让生活在城市里的异乡人返回家园——这只是建立在文字砌成的家园里。即使是这样，说出事情的真实，是一个作家∕诗人应有的品质，它不仅是一种良知，而且映衬出作者对于时代认知与辨别的能力。 前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记述罗马尼亚作家伊斯特拉蒂时说：“要了解一个时代，不能只根据铺设公路干线的工程师，还要根据那些在夜里绕道而行的走私贩子”，作为一个深入其中而又躲在一边的旁观者，郑小琼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走私贩子”，她用文字修筑了一条装载着痛苦、忧伤、茫然乃至血滴与死亡的“走私”之路。因为她的这些孤独而又勇敢的行为，我们得以更深入的切入时代的底部，看清时代列车飞速前进后面扬起的灰烬与尘土，落在此条漫长的返归之路上。 我们来看具体的诗歌： 《女工之刘美丽》： 十七岁的她像简单的电子元件∕插进生活中的线路板间 未来是∕前途不明的漩涡 充满着诱惑与危险∕她善良的本性正修正泥泞的人生∕正如她的微笑中有不可动摇的美好∕……生活寂寞的伤口∕有隐秘的力量 在她身体里生长∕流水线上机械的动作像她的一生∕在别人看来尽管有些笨拙 她却∕热爱前景看来不那么明亮的打工人生∕……一千多块的工资∕能满足她那颗少女的心 她习惯节省∕每月一百五十块的零花钱让她觉得富有∕她把工资寄往湖南的乡下 她成为∕乡间外出女子的榜样 手指的茧∕像一条苏醒的河流 带着她八年的∕岁月和寂寞 回家结婚是她唯一的打算 《中年女工兰爱群》： 咳嗽 恶心……她遇见肺部／泥沙俱下的气管 塞满毛织厂的毛绒／五金厂的铁锈 塑胶厂的胶质……它们纠结／在胸口 像沉闷的生活卡在血管处／被阻塞的肺部 生活的阴影／她遇见肺部 两棵枯黄的树木／扎在她的肉体上 衰老的呼吸／她 四十二岁 在毛织厂六年／五金厂四年 塑胶厂三年 电子厂两年／她的血管里塞满了生活的尘土与疼痛／拖着疾病的躯体在回乡的车上／她疲倦苍白的脸上泛出笑容／1994年出来 2009年回家／她算着这十五年在广东的时光／两个小孩已读完大学 新楼已建成／剩下这身疾病的躯体 回到故乡衰老／死后最好埋在屋后的桔树下 十七岁刘美丽与四十二岁的兰爱群，两个不同年龄而生活工作在相同环境下的女工，“生活寂寞的伤口”与终生的职业病纠缠着她们简单而低度的愿望——回家，但回家对她们却如此遥不可及。 《女工之周细灵》： 对于她来说 生活仅仅只是生存本身／这么多年 她无法解读报纸与新闻中／有关自己群体的痛与苦 劳累与悲伤／甚至命运的尖刻与现实的刻薄 她不知道／职业的疾病与《劳动法》的条款 这些年／她习惯把生存当着生活的本身 争着加班／或者埋怨自己的手脚慢了半拍 她习惯了／组长的咒骂与保安的搜身 她像茧一样／将自己的生活囚禁在狭小的空间 上班／加班 休息 成为她生活唯一的节奏／等待每月二十五号发工资 将微薄的薪水／寄往遥远的四川乡下 她有着的爱与欲望／被毛织制品挤掉 散落在无人光顾的角落／她用加班将自己的生活填满 她已习惯了／这样的命运与现实 空闲时她会想起／……七个月便寄养亲戚家的儿女 屋后的耕地／偶尔她会茫然地站窗口 朝着北方眺望／在迷茫的灯光里 她眼角含满泪水／她想回家 长大的儿女与老去的丈夫／十一年了 她都呆在这个小镇的毛织厂／……她生活的全部／她瘦小的身躯里饱含着一个母亲的爱 ／妻子的爱 家庭责任 女性的柔情 《女工之贵州女孩》： 在一万多人的工厂 瘦小的她／似苍海中的浮萍 在命运中颠波／人生渺小如一滴顺着枝条落下的水滴／无声息地消逝在流水间 ……她瘦小的手指 单纯的眼神／有着近乎透明的稚嫩 人性与人生／……对于她 流水线／是生存也是生活 她十三岁(或者更小) ／无法理解命运 生活 生存 只有现实中／每月微薄的工资带给她的希望与喜悦／生活已沦为仅仅生存…… 工业向时代推销／繁华的喜剧 她瘦小的脸庞向我／推荐无奈的悲剧 瘦弱的美丽与不幸／她已习惯了这命运 贫穷与荒凉的大山／构成了她对故乡唯有的记忆 “命运如此” ／她习惯如此 沉重的词压在她稚嫩的脸上／她有些疲倦 我有些悲伤 中国妇女是有着巨大忍耐力是最能够忍受的群体。难以想象一个每天工作八小时，加班四小时，连续工作11年的人，她可能已经变成一台操作机械了，但这又是一个活着的人体。而13岁的“贵州女孩”则又是这种苦闷生活的替补，当“工业向时代推销／繁华的喜剧”，而 “她瘦小的脸庞向我／推荐无奈的悲剧”这是戏剧吗？“‘命运如此’／她习惯如此”，这是“命运”吗？！ 《女工之小青》： 像稻菽上的滴露 十七岁赤脚的姑娘／…… 她的生活／遍布乡间的贫穷与城市的欲望／城中村的发廊 祼露的身体的曲线／廉价的香水胭脂 口红与眼影／疲惫的肉体与精神 ……／这么多年 我习惯了道德与崇高／神圣与黑白 在我身体里扎根／对于她 我内心充满厌恶／……比如梅毒与淋病／比如瘤状肿起的私处 像整个社会／溃烂而腐败 鲜艳而丰盛／充满诱惑 生活对于她来说／依然是一个无法捉摸的暗喻／这么多年 她对生活有过梦想／她无法窥探到生活的深度／用肉体测量现实与梦想的距离／却不小心 连肉体也沉沦于深渊中 《女工之中年妓女》： 她们的眼影 胭脂掩饰不了她们的年龄∕……她们谈论手中毛衣的花纹与颜色∕她们帮远在四川的父母织几件 或者将织好的寄往∕遥远的儿子……虽然这些所谓的保护费∕是她们十桩普通生意 她们认为∕算被鬼压了十次 虽然这鬼∕庞大而虚无……我想像她们现在的生活 过去的生活∕以及未来的生活 就像她手中的毛衣下∕潜藏着一颗母亲的心 妻子的心以及∕女儿的心 她们在黑暗中的叹息以及∕掩上门后无奈的呻吟……这些∕中年妓女的眼神有如这个国家的面孔∕如此模糊 令人集体费解” 当我们“习惯了道德与崇高／神圣与黑白”之时，这些“沉沦于深渊中”的“肉体” ，仍然让我们“无法窥探到生活的深度”。比如“十七岁的小青”与“中年”了的妓女，他们同样“对生活有过梦想”，她们同样“潜藏着一颗母亲的心 妻子的心以及∕女儿的心”，对这些，我们都很熟悉，但那看不见的“模糊”的“面孔”，却如此“费解”。 《女工之何丽》： 有关于她∕在我心中仍然是一个谜∕一个来自重庆的女孩∕十九岁 来这个城市两年∕进了五家工厂 从事过∕电子厂流水线工人∕玩具厂拉线员工∕塑胶厂啤工 五金厂操作工∕磁电厂的插件工∕每个工作没有超过三个月∕在这五个工厂 她递交了五份辞工书∕辞工的理由 母亲生病∕父亲生病 外婆逝世∕奶奶逝世∕她的亲人∕不断地在她的辞工书里逝世∕或者生病 其实她的亲人∕在重庆活得好好的∕她的心底 辞工的理由只有一个∕累 她感觉无边的累∕在这个城市 这永远构不成∕辞工的理由 《女工之凉山童工》： 生活只会茫然 时代逐渐成为∕盲人 十四岁小女孩要跟我们∕在流水线上领引时代带来的疲惫∕有时 她更想让自己返回四川乡下∕砍柴 割草 摘野果子与野花∕她瘦小的眼神浮出荒凉……∕她的眼神总能将柔软的心击碎∕为什么仅有的点点同情∕也被流水线的机器辗碎∕她慢半拍的动作常常换来∕组长的咒骂 她的泪没有流下∕在眼眶里转动 “我是大人了∕不能流泪” 她一本正经地说∕多么茫然啊 童年只剩下∕追忆 她说起山中事物比如山坡∕比如蔚蓝的海子 比如蛇 牛∕也许生活就是要从茫然间找出一条路∕返回到生活的本身…… 一个19岁的女孩与一个“十四岁的童工”在心理上必定有着相同的联系，不同的是前者是我们看不见的“无边的累” 只能怀揣着她的亲人，永远流浪在“辞工”里。而后者更多的是辛酸，“童年只剩下∕追忆”和“瘦小的眼神浮出荒凉”让我们流泪。 《女工之乞讨的母亲》： 衰老的脸上有难以表达的言辞∕破旧的瓷碗中盛装孱弱的生活∕无法澄清的命运 工伤的儿子∕公道与公平 尽管离她有些遥远∕钞票 人情 权势腐蚀着它∕她依然坚信这些神圣的词∕她用古典的方式来证明公道的存在∕她跑部门 工厂 她用乞讨的方式∕谋生存 生存目的就是讨回公道∕如此清晰而泥泞的人生∕乞讨 成为她在这世界对话的方式∕她向路上的行人伸出破旧的瓷碗∕她向高大的部门递上诉的状子∕碗中与纸上有着一颗母亲的心∕一颗公民的心 两年了∕这位来自贵州的母亲∕她的声音有些苍凉∕她的面容如此坚定 《女工之疯女》： 雨水落在她的赤脚 她薄薄的衣裳∕……鸟叫声 像雨滴一样清冷∕落在她的心上 她站在雨中∕躲雨的鸟等待雨歇飞往巢中∕躲雨的人却不知家在哪一方∕她蜷缩在屋檐的角落下∕雨淋下∕像淋湿了迷茫的尘世∕淋湿了她身上破旧的蓝工衣……∕我不知道她因何而疯∕也不知她的家人∕我只看清蓝色的工衣上∕写着“盛世音响” “乞讨的母亲”与“疯女”女工似乎是打工群体中的“另类”，但她们的结果，是打工过程的产物，必然与不合理的“规章”与机制的种种弊端有直接的关联。为什么“鸟叫声 像雨滴一样清冷∕落在她的心上”？为什么“ 生存目的就是讨回公道”? 在《女工100》中，还有记录“工伤”、“ 讨薪”、“ 非正常死亡”等等种种问题的作品，其中也不乏积极向上的，自尊自爱的女工，如“舒苗”与“曾国香”这样的保持自身的纯朴与纯洁，用平凡的高尚与无暇的美丽来装点着生活，成为时代生活的亮点。她们在我们悲悯的阅读情感上添加了一丝抚慰的温暖。 郑小琼在《女工记》的前言《女工记及其它》文章中坦陈了她寄托在这些诗歌上面的经历与思想来自情感： “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 “文字的力量在现实面前永远是那样脆弱。当我的手指曾经让机器压掉了指甲盖时，我内心充满了对机器与打工的恐惧，这种恐惧从肉体延伸到精神。”， “这些年，我也遇到无数桩非正常死亡，比如我堂嫂在广东的车祸死亡，有被老板的狗咬死的，我们工厂厨工在东兴路被车撞死的，有被谋杀的，有因为过劳而死的，还有的无声消失在世界，不知被拐卖了还是死亡了。因为死者长眠大地之中，我只有用这些诗句来复述着她们的一生……但是对于这一切，我除了记录，又能做些什么呢？” “这些年，我目睹无数我曾经跟踪的女工从老家过来，然后与我相识，又离开了，最后消逝在茫茫的人海中。有时候，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特别是节假日的公共场所，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这些人物写下去，也不知道她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是小人物的志传，还是小人物原生态的呈现，我有些惶惑。我只是努力地告诉自己，我要将这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呈现，她们的名字，她的故事，在她们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她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我并非想为这些小人物立传，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世界原本是由这些小人物组成，正是这些小人物支撑起整个世界，她们的故事需要关注。……我和她们一样，也是女性农民工，我们有着相同的梦，从农村来到城市，面对无法进入的城市，有着相同的苦恼，比如婚姻、工作……我们有着相同的背景和生活。……当我在穿过阴暗而低矮的城中村，当我打开铁皮房的门之时，当我看到她们坐在门口、拉线上之时，当节假日我们一起去公园、街头，当我在车站看到她们背着行李回家之时，在医院门口见到她们去做人流手术之时，她们失恋之时，她们被抢劫之时，她们为了讨薪跪在工厂门口之时……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我不希望这些女工沦为麻木的器具者，也不愿意他们成为血腥的暴力者，但是现实却不能找到和解这些的方式，我只能深深担忧着在底层积聚的暴力，或者被压抑的暴力会成为一股怎么样的力量，它会将我们这个国家如何扭曲！” 读着与诗歌相呼应的这些文字，我们似乎不需要再说些什么，除了沉痛，便是更多的无言。法国诗人勒内·夏尔说：“灵魂是赤裸的，而生存则毛发蓬松”。 是的，生存永远是一个远大于文字的概念，文字记录生活，但却救不了生存，这是小琼的悲哀，也是我们所有处于生存重力之下的人的悲哀。但小琼又是欣慰了，至少文字记录了时间抹不掉的经历，至少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无名的人”复名在诗行里，那些死去的人也复活了。而那些丑恶在文字的审判台上得到了鞭笞，在诗歌的激流里永远流浪。就如同评论家张嘉谚先生所言：“倘若缺乏良知的见证言说与公义之心的客观证词，无数被摧残蹂躏的血肉之躯如何为后人知晓？”。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也在《文字的良心》中说：“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而我们不仅通过这些触目惊心的文字得知“知晓”，并且获得了生活与抗争的勇气。从写作的意义上来考量，此样的现实性的写作不仅反映文学的有效性，亦能获得建构与影响的文学的人文效果与社会效应。 “女工100”，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数字，在这个象征数字的后面，是几何数字的庞大人群在中国城市的各个角落蚂蚁一样艰难而又卑微的生存着，而郑小琼也只是一个代言者，一个表达底层生存群体真实状态的执笔者。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与社会机制的亟待完善与社会机构的有效运作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固然，体制的完善问题一直在缓慢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尚不能触及根本状态。“六年里，外界一直在变化着，比如由找工难到招工难的转化，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了一些改变，《劳动合同法》的制定，最低工资的增加，收容制度的废除，是的，看来一切都在改变。但是她们在底层的状态却没有改变，她们依旧用肉体直搏生活……”（郑小琼《女工记》 诗人西川说：“我是通过理解写作同伴而理解时代生活的”，而通过郑小琼所记述的这些女工，即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没有深入到苦难的底层，但亦然通过词语的呐喊感受到灵魂的疼痛，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我的苦难。每一个人的痛苦也是我们共同的痛苦。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痛苦，灵魂就永远没有归宿。 2012-2-28\3-3 于鄂西北 寓中 参见民刊《独立》十二期；04年发星最先为《人行天桥》所写评论的最后一节《史实性诗歌：一种新的写作方式》； 例如恪守“朦胧”阴性诗风的杨炼就说：“我的诗，甚至对原文的读者也是陌生的。它不能被译成公众的、日常的中文。我为每一首诗发明的形式，每一部新作对以前‘模式’的颠覆，刻意加大了与读者的距离。”（杨炼《追寻作为流亡原型的诗》；见《蓝》2002年第3期／总第9期）。 作者简介： 张嘉谚，40年代人，笔名老象，为中国80年代最早影响极大的民刊《崛起的一代》主编，贵州“隐态写作”代表诗人，被誉为“中国网络第一诗歌评论家”，其2004—2005年间命名推动的“低诗歌运动”曾产生重要影响，著有诗歌评论集《中国低诗歌》等。长期关注研究底层、民间独立自由诗人。 《独立》精选二十周年 （1998-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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