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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战争使得醴陵迎来了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广东、福建、江西等省的人大量涌入。从明初到清初的三百年间两次大规模的移民，使得土著居民不足百分之一。这些移民带来了各地的先进生产技术，也带来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在共同的生活中与当地的湖湘文化逐渐磨合，形成了独特的醴陵性格。独特的性格铸就了独特的城市。如果从表面看，醴陵是个很奇怪的城市。它的奇怪来自一些看似矛盾对立的事物，在这里却能共生共存共荣。 这种奇怪在醴陵的近代史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波诡云谲的近现代史上，醴陵人乘时而动，写下了引以为傲的历史。这是一群什么样的醴陵人呢？ 在醴陵近代人物群体中，既有和孙中山、黄兴一起积极推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会会员，也有在新文化运动中仍然坚持“尊孔”、维持封建道统的卫道士，甚至有的政治上推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文化上却拒绝新文化运动。醴陵还是难得的国共两党杰出人物兼而有之的地方。民国时期有以程潜、何键、刘建绪、刘斐、陈明仁、李明灏、邓文仪、刘咏尧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军政官吏千余人，是全国三大“民国将军县”之一。可这个国民党军政人物集中的地方并没有“一边倒”，还同时涌现出李立三、左权、蔡申熙、杨得志、宋时轮、耿飚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五万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是新政权认定的南方革命老根据地。放眼全国，既是国民党的民国将军县，又是共产党的革命老区的地方，只有醴陵。与整个湖南军政人才多而学术人物少的不平衡现象迥异的是，醴陵还涌现出了傅雄湘、宁调元、李石岑、袁昌英、汤飞凡、黎澍等一批思想学术领域的优秀人物，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都取得了开拓性成就。醴陵深处内陆，却有众多的台胞和海外侨胞,被称为“内陆侨乡”。醴陵的奇特还不止于此，在1949年湖南何去何从是战是和的关键时刻，一群醴陵人发动了被毛泽东称为“义声昭著”的湖南和平起义，并深远地影响着全国解放事业的进程。 王亚文说，醴陵“有金戈铁马的俊杰，有笔扫千军的先驱，乃文乃武，辈出有人。”这就是醴陵，这就是醴陵人。他很固执，又善变；他很崇文，又尚武；他很压抑，又很张扬；他很悠久，却又年轻。如果要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醴陵就像一个不事张扬的普通农家，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长河里默默地拉扯着自己的孩子，吸收着各种文化营养，直到他们长成血气方刚的青年后，才把他们送出家门，展现给近代的中国。这些争气的孩子，身体里流淌着湖湘文化的血液，毅然决然地挑起了突如其来的重担，咬紧牙关朝前走着，留下一串清晰而让人震撼的脚步。他们生动地展现了时尚开放、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城市性格。 醴陵，是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一座无可替代的城市。醴陵的人文历史就是一部与中华文明同根同源、延绵不绝的进步史，更是一部有醴陵自己色彩与性格的文化演进史。 这是一座小城值得尊重的大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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