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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思讲堂丨黄埔军校中的醴陵人

 关夫之 2021-11-17

徐  峰

2021年10月23日

(根据录音整理)

醴陵,山俊水曲,人杰地灵,这片英雄的土地,曾走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李立三及左权、耿飚、宋时轮、蔡升熙、程潜、陈明仁等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优秀将军和仁人志士,有国共两党的将军295人。这些将军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群体,就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一直有个疑问,醴陵读黄埔军校的到底有多少人?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黄埔军校中的醴陵人。

一、到底有多少醴陵人?
黄埔军校从1924年建校到1949年离开大陆,黄埔军校在大陆共办了二十三期。通过同学录和查阅其他资料,目前为止,可以统计的醴籍学生有413人。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一)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办了前六期,黄埔军校前六期是醴籍黄埔学员最多的,共计239位。其中第一期42人,第二期1人,第三期19人,第四期42人,第五期52人,最高的是第六期有83人。醴籍的学生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把前六期总人数239加起来的话,我们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二)新中国成立前的总数。从黄埔第七期到第二十三期,有醴籍学生174位。根据目前资料来看,第九期没有醴籍学员,其他各期人数不等,最多的是第十五期有54人。其次是第十七期28人。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讲的413人,是指纯粹在黄埔军校读书的全日制学生,不包括黄埔军校的高教班、短期培训班的学员。

(三)醴籍黄埔军校的老师。黄埔军校除了有醴籍学生,还有黄埔军校的老师,这里也列举几位。第一个是程潜,他一直是黄埔军校的校务委员,属于管理层级。第二个是汪泽楷,他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是邓小平同志的入团介绍人,也是醴陵党组织的第一个书记,资历很老。后因其他原因离开政界,先后在北平、桂林等地高等学校任教,他在教育方面很有思想,晚年提出了“创造教育”的思想体系。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桂林)任教官。第三个是李明灏,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师范学校,1923年任广州陆军讲武学校教育长。1931年起,担任过南京中央军校教育处长、成都分校主任、武汉分校主任、武冈分校主任。他在军队里面一直从事军事教育。他一辈子不与共产党起冲突,是一个与共产党一直保持友善关系的国民党的教育者。第四个是刘咏尧,他原本在北京朝阳大学读大学,黄埔军校招生就报考,他是当时黄埔军校年龄最小的学员。后到莫斯科留学,之后回到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文武双全,在国民党的几十年里一直从事军事教育,兼任过多所学校的校长,也当过大学教授。第五个是陈粹劳,他当过陈明仁的秘书,1949年8月参加湖南和平起义。

(四)醴陵籍黄埔军校学生的分布。根据民国醴陵县志老地图,结合学员通讯地址,我们做了一组数据分析,结果醴陵每个乡镇都有醴籍黄埔学员,这反映了当时报考黄埔军校是普遍现象,也说明醴陵原来的革命氛围比较好。

二、为什么醴陵人多?
(一)程潜、李明灏办军校?醴陵那么多人去黄埔军校,有很多种说法,说的最多的就是因为程潜和李明灏办军校。程潜是孙中山先生晚年很重要的助手,当时是大元帅府军政部长。程潜先生确实有卓见,他较早就发现革命失败就是缺乏自己培养的军官,所以他创办了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他办军校,李明灏任教育长,另外一位醴陵老乡柳漱风任招生办主任,负责招生。因为程潜在家乡非常有名,然后又有两个醴陵人回来招生,所以最早的陆军讲武学校,醴陵的学生很多。除了很多人报考陆军讲武学校,也有一部分是直接报考黄埔军校。后来陆军讲武学校与黄埔军校合并,学生整体并入到黄埔军校,所以当时有一百多个学生直接并入黄埔一期,其中就包括一些醴籍学生。这样一来,黄埔一期醴陵有42人,所以这是一个直接造成黄埔一期有很多醴籍学员的原因。

(二)裙带风、朋友圈、师生情?国民党有个特点,就是裙带之风盛行,所以大家认为黄埔军校也是讲关系。读黄埔军校的学生确实有很多关系,这里列举几个典型的。有同学关系,比如张继春、李隆光、蔡申熙、左权、宋时轮,他们都是醴陵县立一中的同学。还有亲戚关系,张际鹏和张际泰,包括张际春,都是同家族的同辈人,同族兄弟;程潜是张继泰的母舅;抗日名将左权叫李明灏表哥,他们是表兄弟;李人干是左权的姐夫;黄振常是张继春的妹夫,这是典型的亲戚关系。还有世交关系,钟纬剑是红军早期一个很重要的将领,他的叔叔叫钟宪民,和程潜一起留学日本,一起参加同盟会,一起搞辛亥革命。钟纬剑跟随叔叔去长沙读书,后来考入黄埔军校。也有父子关系,程潜是黄埔军校的校务委员,他把儿子程元送到黄埔军校十八期读书。还有陈明仁,把自己的长子陈扬钊送到黄埔十九期读书。还有兄弟关系,陈明仁把他亲弟弟陈明信带到黄埔六期;邓文仪与邓文僖是亲兄弟。这个现象,我们用历史眼光去看,不能仅仅理解就是跑关系。黄埔军校校门有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所以,读军校更多的是为了革命事业,去流血牺牲、去国民革命,不是想着升官发财,而是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三)文化性格使然?醴陵确实有一种文化特点。像醴陵东乡,以烟花爆竹闻名,花炮行业实际上有很大的风险,是一个火药桶上的产业。但这个产业在醴陵没有停止过,就形成一种文化,就是“宁愿炸死也不能饿死”,大家不怕牺牲这就是一种文化。像北乡人,比较固执,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有人总结了,醴陵东、南乡人善于开拓,重谋略,西、北乡的人就喜欢铤而走险,但是勇猛坚韧。我们熟悉党史军史都很清楚,湘江战役第四道封锁线打得最惨烈,我们8万多红军,湘江一战过河后只有3万多。这就是两个醴陵人,一是西乡人何健,他是总指挥,一是北乡人刘建绪,是前敌总指挥,这除了他们的军事素养,确实有这种性格使然。

(四)原因分析。综合起来,应该有四个原因。
一是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1840年以来,我们国家陷入了被西方列强欺凌的阶段,有良知、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以及有作为的地方,大家都有共同的使命,找一条救亡图存的路,怎么保国保种,一代一代人都是如此。同盟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个起义萍浏醴起义,就在醴陵这片土地上进行。包括我们最早的党组织建设,包括毛泽东同志1927年农历过年前后到醴陵考察农民运动,很多人跟着共产党走,这是醴陵的时代使命。
二是醴陵的交通区位优势。交通便利会带来信息的汇集,最终是思想的碰撞以及观念的更新。醴陵地理位置很独特,过去叫做吴楚咽喉,也叫做湘东孔道,现在也叫湘东门户,就是水路和陆路都有独特优势。先讲陆路,湖南和江西天然分界线是罗霄山脉,地势崎岖,醴陵地势比较平坦,所以这也是醴陵为什么会有朱熹、王守仁这些名人足迹。另外就是水路,渌江河是湘江的支流,过去以水路运输为主,渌江河是很重要的交通枢纽,包括浏阳人去长沙、传统花炮外向运输,所以交通便利带来很多资源。到了晚清,铁路引入中国,湖南修的第一条铁路就是萍醴铁路。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办了大型的企业汉冶萍公司,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军工厂,汉阳是造枪,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的国产枪就是著名的汉阳造,大冶是炼铁,铁要用煤来冶炼,煤在哪里?煤在萍乡,所以张之洞在湖南修的第一条铁路,就是萍醴铁路。那么交通区位综合在一起,醴陵就变成一个独特的资源汇聚地,人员的汇聚地。在大碰撞的时代,交通区位给醴陵人更多的机会,为实现梦想带来便捷。

三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湖湘文化就是先于天下、敢为人先。湖湘文化强调实字,湖南人一直是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所以也叫经世致用。醴陵作为湖湘文化一个历史比较久、底蕴比较深的地方,打下了深深的湖湘传统文化的烙印。张栻从城南书院到朱张会讲,醴陵就受到了这种经世致用影响。王阳明讲“君子之学,唯求其是”,后面湖南高等学堂就挂“实事求是”四个字。这是湖南的一种文化性格。那么张栻在醴陵讲过学,历史上的朱张会讲是从醴陵开篇,渌江书院还专门做有朱张会讲的雕塑。王阳明两度在醴陵讲学,后面还有弟子来醴陵办书院,所以醴陵文化性格和湖湘文化性格是一脉相承。左宗棠是典型的湖湘文化的性格,他是最重实学的。他在渌江书院当了三年山长,整个教学大改革从内容到形式到方法,学风教风都有了很大改变,所以综合在一起,就是醴陵的一种文化传递。

四是醴陵教育发达。在近代史上的醴陵教育是非常发达的,因为都靠人才发展,思想观念也是通过教育影响。湖南在历史上是著名的守旧之地,特别是曾国藩他们创造了同治中兴以后,成就了一个伟业,所以湖南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直到中日甲午之战,湘军出山海关惨败,大家才开始觉醒,开始去办实务学堂、南学会等等。醴陵相对长沙来讲的话,它在开放性这块又比长沙要早,接受新生事物、接受西方文化要早。醴陵是个移民后代,明清两朝两次大规模移民,醴陵99%以上都是从江西、福建那边移民过来的。移民必然会带来一种开放、包容,所以传统醴陵是比较开放包容,能够接受新生事物。所以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也好,西方文化入侵也好,在教育这块醴陵是接触的比较早。比如醴陵第一所新式小学兰谊小学,后面变成兰谊中学。1905年醴陵创办的湖南瓷业学堂,是全国第一所陶瓷类的职业院校,第二年还办了瓷业公司,江西在四年以后才办的瓷业公司。还有美国的教会学校遵道中学,并且还办了遵道医院,本地还有许多私立学校,所以醴陵有新式教育,醴陵的高素质人才比较多,根据民国版的醴陵县志记载,1946年的时候,醴陵就有大学生760人,军事院校学生544人,还有留学生176人,教授20人,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现象。

我个人认为,为什么黄埔军校有那么多醴籍学员,应该是这些综合的因素,近代的历史特性,给任何一个有觉悟的有素养的人,都会去思考时代的命题。交通区位给大家带来一种交流,外出的机遇。湖湘文化给了醴陵人这种性格,让他们敢于面对困难,勇往直前。那么教育的话,给了他们必要的基本素质。

三、政治选择,人生分野。
那么这些黄埔军校醴籍人物后面到底怎么样?简单来讲就是三个选项。一是红心向党,继续跟着党走。二是选择国民党,投身所谓的国民革命。三是远离军政,弃武改行。但是他们个人的命运有所不同。

(一)英年早逝,血洒疆场。李隆光,中共党员,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很出名,很早就当了团长,打过很多恶仗,立过很多战功,国共分裂后,他选择跟着共产党走,后来和邓小平一起发动百色起义,他是副军长兼师长。1931年时,国民党在湖南和广东的部队联合围剿他们,他作战勇猛,面对数万敌人都被他打退了,最后自己带着一个排去追敌,结果中榴弹牺牲,那年他只有22岁。

蔡申熙,他是中共认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他对红四方面军的影响非常太大。在战术层面,他是最早提出运动战、坑道作战以及围点打援战术的将领。所以很多人称他为军中智囊,他为红四方面军的战术体系做的重大贡献。在战略方面,当年红四方面军在大别山的时候,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有两个方向选择,一个是向东走,往江苏方向,一是向西走,往大巴山,过湖北、四川。他经过科学合理分析,建议往西走,意见最后被采纳。所以徐向前写回忆录的时候,就讲到蔡申熙有战略家的眼光,对他的评价很高。

(二)激流勇退,弃武改行。柳哲生,在黄埔军校学空军,是黄埔军校绝对的牛人,他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王牌飞行员。抗日战争时期击落14架日军飞机,从第一次814空战,再到武汉大空战,他全程参与所有的空战,他都安然无恙。1949年到台湾,自己改行卖冰淇淋,他把冰淇淋卖到台湾最火。

(三)矢志不渝,走向共和。宋时轮,黄埔五期毕业,他有两个特点,一是会打仗,一是会喝酒。他打仗有攻有防,很注重防御,防守能力很强。国民党有一批名将都跟他交过手,每次他的阵地防御做得非常好,所以就形成一个规律认识,排炮不动,必是十纵。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长津湖》,第九兵团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志愿军第一次成建制的消灭美军的一个团,还把美军象征着荣誉的战旗缴获了。他酒量非常好,因为他是第九兵团司令,大家把第九兵团的“九”字改成“酒”字。宋时轮除了会打仗,还是一个儒将。他当过军事科学院的院长,我们中国的第一部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包括原来的大百科全书里面的军事卷,都是他主持的,他填补了我们国内的空白。他也是最早在军事院校里面提出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理论的,是典型的文武全才。

(四)经世巨变,命运多舛。张本仁,黄埔一期毕业。他是陈明仁的参谋长,少将。抗战结束以后,他远离军政回到醴陵老家,联合几个人办了一所学校,叫做铁肩中学,校名由程星龄所题。他办教育办得很有名,他们还专门请教汪泽楷先生,学校的教学质量比较高,在当地很有影响。但在1952年把他作为反革命给镇压了,直到前些年才平反。在经世巨变的时代,确实很难左右自己的命运。

(五)应时而为,和平起义。一是陈明仁,另一个是傅正模,两个人都是黄埔一期毕业。陈明仁是抗日名将,他在抗战的时候,指挥了著名的回龙山战役,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都专门研究这个战役。解放战争的时候,他驻守四平,一个人顶住了两个元帅的进攻。他的军事素养非常高,作战能力非常强,建国以后,毛泽东第一次看到陈明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林彪打仗不如你哟。1949年8月,他们选择了顺应时代,他和程潜选择和平起义,当时傅正模是他的兵团副司令。湖南和平起义在近代史上有独特地位,因为湖南和平起义一是大大的缩短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二来对整个国民党的军政团结震动很大,所以后面云南、新疆等都选择了和平起义。

(六)晚年大变,呼吁统一。刘咏尧和邓文仪就是典型代表。这两个人有很意思,他们都是黄埔一期的,他们都读过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和邓小平、蒋经国都是同学。

邓文仪在县立中学和蔡申熙是很好的同学关系,早年倾向革命,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主张,所以到黄埔军校以后,把他作为党员培养,是一批作为党培养的干部送到莫斯科读书的。从莫斯科读完书回来,那时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南昌起义已经开始了,当时正在谋划广州起义。因为当时没有不回避他,等到坐船到广州的时候,他到国民党那边告密去了。邓文仪也因此直接提拔当少将,代理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担任过侍从室主任,很受器重。他和黄埔同学成立力行社,他是灵魂人物。后来复兴社成立,他又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后来当了国防部的新闻局局长。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文选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讲邓文仪当新闻局长的新闻发言,所以邓文仪在那个时代也是很有名。他在国民党部队里面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很少打仗,1949年到台湾。他到台湾去以后也离开了军队,主要是在大学当教授。1990年,他秘密访问大陆,是第一个访问大陆的国民党高层,并与黄埔军校的同学徐向前见面,和莫斯科大学的同学邓小平见面,也和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见面。刘咏尧是黄埔军校年龄最小的学员,后面当黄埔军校教官。他一直信奉三民主义,他只在早期黄埔军校的时候打过几次仗,参加东征,负过伤,生命垂危,很勇猛。所以他在国民党几十年主要搞政治训练,军事训练,担任过中正大学的校长、“国防部”次长等职。刘咏尧素有“儒将”之称,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当教授,他著有《中国国民党党史》《政治学概论》《人生哲学论》等书。他们后来发起成立了黄埔四海同心会,发扬黄埔精神,促进中国统一。

醴籍黄埔军校的413个人,是一个小群体,一个很小的缩影。他们经历了从第一次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第二次国内战争这三个阶段,以现在的醴陵区划统计,有2个军事家,左权和蔡申熙。还有2个上将,陈明仁和宋时轮。还有9个中将以及57个少将。按照比例计算,确实是醴陵将帅很多。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邓文仪写的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黄埔军校年谱长编》,写得很详细。文学作品的话,何顿先生著有《黄埔四期》,原来株洲有个黄埔同学会,国内的黄埔同学会原来都办过刊物,上面也有很多回忆文章等等。

 现场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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