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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惠鉴（前左）与黄裳（前右）、郑重（后中）等合影 2004年秋天，何惠鉴先生（1924-2004.12.28）应邀从美国到上海博物馆书画部担任客座研究员，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术交流。刚刚从学校毕业进入书画部不满一年的我，被部主任单国霖先生指派临时充当何先生的助手。现在想来，即使是临时的，“何惠鉴的助手”这个头衔的分量有多重，于我来说，恐怕是永远不能胜任的。不过当时我非常高兴，因为终于有机会和传说中的何先生近距离接触了。 像我这样资历浅的学中国美术史的知道何先生的名字，大多缘于好奇，止于叹服。美术史圈里都知道，美国有个十分厉害的学者，是陈寅恪的学生，在海外办过知名的中国古代绘画大展，写过数量不算多但蜚声圈内的论文，性格散漫名士风度，参加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当场撰写，精彩绝伦的文章只写一半、下半部分永远杳如黄鹤…… 当时的我，只看过何先生的《李成略传》《元代文人画序说》等几篇文章，就我个人的看法，《李成略传》在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孤篇压全唐”式的存在（不但是孤篇，还是只有上半部分的残篇）。它的视野之广阔、论证之缜妙、影响之深远毋庸我来赘述，我读过这篇文章后的感觉就好像一个人曲身躬背，埋头屏息，试图通过研究脚底下泥土的含水量和矿物质来弄明白眼前这条小溪的走向，不料猛然被人抓着后脖领子腾空而起，飞到几百米、几千米的高空，再往下看时，不但小溪的形状、流向看得清清楚楚，连它从何而来，流往何处，是哪条河流的分支，又将汇入哪片大海，一一尽在眼底。我第一次觉得，站在历史的角度，美术史不过是一条潺湲的小溪，麻雀只能看到身边咫尺，大鹏鸟则能追寻始终。这种感觉在后来读何先生其他的文章时经常会出现。 何惠鉴先生（图源：KAIKODO） 何惠鉴先生身子不高，长圆脸，稍有便便之态，因为年纪大了，走路很慢，一根斑驳的旧木手杖不离身。他说话也慢，且有浓重的广东口音，即便我有丰富的观看香港原版电视剧与漫画的经验，与他用普通话沟通仍然必须全神贯注，时常要在脑海里飞快地把他说的“普通话”，转换成标准的粤语，再翻译成我能理解的普通话。 何先生作为交流学者来上海博物馆，而且已经八十岁了，所以没有严格的工作计划，除去参加座谈、研讨，大部分时间是在书画部一个临时腾出来供他使用的格子间里查阅资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何先生在部门的时间里“随侍”左右，帮他借书、跑腿，陪他午饭、茶休，偶尔也为他起草一些短小简单的邮件或文章概要。 大约每天早上九点多钟，何先生和他太太就会由司机接来，何太太瘦小温和，除了午饭，多数时间并不与何先生待在办公室，而是会轻声地告诉我她到二楼茶室喝茶或咖啡，写几封回信或填写一些账单。就算有时候在办公室，她也安静地在一旁写信或算账，我总觉得只要添上帽子或手套，她就是一个简·奥斯丁或者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旧时代教养良好的老小姐。安顿好何太太，何先生便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宗教美术是何惠鉴先生美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侧重点，在晚年这个兴趣似乎更加浓厚了。刚来上博，他便交给我一叠《道藏》的目录，让我去图书馆分批借出，他每天慢悠悠地一页一页地翻看。有一次不知道怎么说起宋代婴戏图的宗教来源，何先生说到一个名词，读音奇异，十分生僻，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又不好意思打断他兴致勃勃的讲述，只好晚上回到家里网上书上上下求索，很费了一番工夫才弄明白，他说的原来是“摩睺罗”，一种源于佛教、唐宋时流行的孩童形象。“摩睺罗”是梵语的音译，何先生通梵语，但正因如此，他用带着浓重粤语腔的普通话读的梵语音译，使我找出正确答案的时间延长了好几倍。 通常早上十点半及下午两三点是茶歇时间，与何先生认识后不几天，我就发现他对于甜食的酷爱，于是这个时候，我就会拿出些巧克力、曲奇之类的小点心来，何先生看到了，总是会惊喜地小声“哦”一下，然后拿过去，仔细地慢慢吃掉。他吃得不多，最多一片巧克力，两三块小饼干，但我分明能觉出他的欣喜，就每天提供不同的品种。这时是最愉快的闲扯时间，我们说些天空海阔与美术史不相干的话题，比如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是如何帮助他到美国读书，似乎赴美的机票也是得陈相助的。我喜欢诗词，有一次问何先生他最喜欢的诗人是谁，满以为像他那样脱略的性情喜欢的必定是李白或苏轼，不料他说是王渔洋。随后的话题便转到我几乎一无所知的清诗上去，我不得不全力调动脑子里那点可怜的清代诗歌知识储备，才能勉强接得上话。倒不是我没有存着乘机请教些专业问题的心思，只是一则其时我自知所学太浅，以针探海，杀鸡用屠龙刀，实在是不好意思以及没有必要；二则与何先生拉杂闲谈实在有趣，就像没什么负担轻松自在地闲游，不时能寻到些有趣的宝藏。 何惠鉴夫妇（图源：KAIKODO） 可能是长期身处海外，不得亲近故土的滋味，何先生对于一切中式菜肴满怀热忱，无限宽容，无论出自知名饭店、食堂、连锁小店，或者是家常小菜，他都能从中得到最大的享受。何先生的住处楼下有一家新亚大包，他津津乐道里面的肉包子；午饭在上博食堂，最爱的是红烧肉、糖醋小排、梅干菜烧肉以及饭后的番薯汤、赤豆粥、银耳羹、酒酿圆子等各色“糖水”；晚饭则由上博为他安排的临时阿姨来做。临时阿姨叫玉梅，本职工作是上博的清洁工，是一名下岗再就业的纺织女工，具备上海主妇特有的妥帖仔细与细致灵巧，她说何先生特别爱吃她炖的鸽子汤，就隔三差五地为他做，在她描述食材和火候的时候，我也不禁暗暗咽口水。 工作之外，我与何先生吃过三次饭，一次是何先生作为上海博物馆特邀研究员应邀参加辽博举办的“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表的两篇论文《辽博藏宋本洛神图卷是否摹自顾恺之》以及《辽上京遗址发现之白衣观音石立像原型及其在尊像学上之叙利亚及中亚来源》，文章的中英文概要及讲演的幻灯由我根据他口述记录成文与制作，这项工作到当天下班时尚未完成，何先生便提议一起吃个饭，边吃边写。于是他领我们到常熟路上的一家港式餐厅，熟门熟路地落座，不假思索地点菜，果然非常好吃。原来他上周已经来吃过，我们做了前度刘郎。事实证明，美食当前，边吃饭边工作只能是想象里的理想状态，实际结果自然是光顾着吃饭。因此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又与何先生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才把第二天需要交付的论文概要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我相信传说中何先生参加研讨会，论文当场撰写是可信的。涉及各种引用、例举、推断、论证的文章概要，无论是中文或是英文，他都只坐着，慢慢地一句一句说出来，没有迟疑，不必修改，无须润色，落纸成章。客观地说，那天的工作之所以会拖到下班之后，大半的责任在我。我听何先生的“粤普”原本费力，尤其书面用语，不得不与他反复确认意思，免得弄错。英语更加捉襟见肘，每每听见一个闻所未闻的单词，便茫然四顾，张口结舌。何先生很有耐心，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写给我听，不但帮我拼读，叙述到文章关键的地方，还详细地解释给我听。一天下来，仿佛单独给我上了好几节课，现在想来，那该有多奢侈。辽博藏《洛神赋卷》是名品，论述者不少，独何先生从文学史入手，以《洛神赋》文本的流传衍变来论证，一路奇兵，直捣黄龙，避开主观臆测而铁证如山，令人不得不信服。他最为人称道的《李成略传》也是如此，绘画之外竟能从宋史中抽丝剥茧，考证出孙四皓乃皇后之父，进而推断出李成的生卒年份，拨开了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最神秘的人物身上笼罩了千年的迷雾。何先生所用的史料不是出于什么秘藏孤本，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查阅，而唯独他能够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后来，我曾翻译过何先生的一篇文章《唐宋绘画史中“破墨”之原意及其在音乐及书法上之来源》，文中精准地阐述了“破墨”这个美术史文章中的常用词的本来含义，简而言之，“破墨”并非如大多数人理解的那样是一种浓墨、淡墨交融的墨法，而恰恰是一种特殊的笔法，它是绘画理论体系尚未完备时，被从当时已经完善的音乐理论中借用的一个术语，有着特定的含义，指代着一个特殊的动作。这篇文章于我犹如醍醐灌顶，绘画史不过是宏大历史中一条细小的支流，以画史之微，欲探历史，何异于以管窥天，而以历史俯察画史，却不啻洞若观火。我私下觉得，以美术史家来论定何惠鉴先生的成就，是小觑他了。 第二次是我与我先生私下请何先生吃饭。我先生与我同是美术史专业，他习画且偏爱李郭一脉，于何先生仰慕已久，这时正巧在撰写博士论文，其中关于晚唐至北宋初水墨山水画源起一节与何先生所治北宋山水画正属同一领域，知道他来上海，早有请益之心，只是恐怕唐突，就想了个办法，由我事先寻机会把他文中主要的意思大致讲给何先生听听，看看老先生是否有兴趣。我依言而行，几天下来，感觉何先生对这个话题颇有谈兴，一天他终于有些好奇地问我，你怎么会对这一时段的问题有兴趣，我说那是我先生的博士论文，您是否愿意看看指点一二？他很愉快地答应了。此后几天，我先生在家天天问询，日日翘首，惴惴之态仿佛回转学生时代。有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何先生正喝一碗糖水，忽然对我说：“你先生的文章，我看了”，我连忙凝神细听，“……一般”，我心里一凉，正感到汗颜，却又看他竖了竖大拇指，点头说：“真不错”，这才明白，刚才他的意思是“看了一半”。何先生表示要与我先生见面详谈，我便选了一家以本帮菜知名的饭店“圆苑”请他们夫妇吃饭。圆苑最出名的是沪式红烧肉，何先生吃到的时候精神都抖擞了一下。至于我先生，那肯定是他最食不知味的一餐，他忙着与何先生讨论李成、范宽、郭熙……以及一千多年前在浙江天台地区水墨画的兴发。何先生一面沉浸在浓油赤酱的美味中，一面切中肯綮地提出意见，他认为水墨画的发轫不仅在浙江天台，还应注意到其他的地区的共同影响。何先生的意见给了我先生很大的启发，而他的首肯和称赞是我先生后来每每引以为傲的得意事。可惜后来没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否则虽不敢奢望他们能成忘年之交，但对美术史相同时段和作家的共同兴趣和见解一定能令他们度过许多个愉快的饭局。 第三次是当时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卢辅圣先生请何先生吃饭，我亦陪于席末。上海书画出版社在1989年举办了规模空前的“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单从与会的有谢稚柳、阮璞、傅申、汪世清、高居翰、古原宏伸等人来看，几乎可称后无来者，而研讨的题目包括董其昌的书学、其绘画的代笔、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与地位、其南北宗论及其影响与局限、其绘画的后现代性等等，几乎框定了董其昌研究的维度，后来的研究很少有超出这个范畴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重新定义董其昌在中国绘画史地位的这一举动，为后来内陆美术史研究重新关注文人画及笔墨本体打响了第一枪。1992年，何惠鉴在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策划了“董其昌的世纪”展览，编撰了两大册同名的展览图录，展览与图录的影响广大，其策展理念、展览规划、诠释方式，至今是董其昌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不仅在西方艺术史界引领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风气，也为国内的研究打开了视野。海内外的两次盛会互相辉映，引出的董其昌热与文人画热，至今犹有余响。因为有着这样的渊源，何先生与卢先生颇有共同语言，席间说起董其昌的故里松江，何先生对九峰三泖十分向往，卢辅圣先生答应为他安排一次考察。可惜，这个愿望，终究是没有实现。 何惠鉴先生在工作（图源：KAIKODO） 何先生突然病倒了，直到他住进医院，我们才知道他有严重的糖尿病，每餐之前必须服药，然而我从未见过他吃药，也没有对饮食有丝毫的控制。他的病情进展得很快，没有多少时间就发展到肾脏衰竭的地步。卢辅圣先生去医院看他时，他已经卧在床上不能起身，说话也很困难了。卢先生也不是善言辞的人，默默相对了一会儿，正要告辞，何先生忽然激动起来，奋力要坐起身来，似乎竭力要说什么话，然而终于没人听懂他想说什么。我想，何先生大概是想到了他未能成行的松江之游，血脉里的故国之情以及他对元代文人画和董其昌的兴趣与研究必然令他对松江有特别的怀想，而这一次的未竟之行也是他最后最大的遗憾。 对于何先生的病情，上海博物馆尽了最大的努力，安排了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何先生的儿子从医，在美国是有名的肾病专家，他赶到上海与这里的医生会诊，结果也表示回天乏术。何太太年高体弱不能陪护，护工之外，我们部门几个年轻的同事也轮流在医院陪护过几天。轮到我陪夜的那天，进了病房，几天不见，被子下面的人小了很大一圈。夜里，何先生有些烦躁，一直想拔去身上的管子，彼时我才二十多岁，全无照顾病人的经验，只能徒劳地劝说，无措地呼叫护士。到了深夜，他才慢慢平静下来，陷入半眠半醒之间。我坐在椅子上，病房内外十分安静，只有护士偶尔进来查看输液的进度。“小孙……”何先生忽然叫我，我连忙到床边，他说了几句话，声音微弱，听不清楚。他似乎有些着急，反复说了几遍，我终于听明白：“我跟你说，那个护士，是秘密宗教的……”我悚然而惊，一时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他又说了许多，我只得不断地告诉他医院里不会有这样的人。这是我与何先生最后的对话，一两天之后，他就去世了。后来我经常想起这一幕，用医学来解释，这是肾病引发的谵妄，但是鉴于在不久之前，我们确实谈起过摩尼教、拜火教和明教的渊源与流布，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何先生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任由自己的思想作最后的自由徜徉。 没人料到何先生竟然就此辞世，叹惋之余，学美术史的友人们大多会感叹一句，“《李成传》的下半篇是再也看不到了”。我的遗憾一定超过所有的人。一天，我问何先生近期有没有写文章，我很想拜读，他点点头：“哦，说到我的文章……”说着从包里拿出厚厚的一叠稿纸递给我，“这些都是……”我看到纸上是手写的原稿，心里不禁兴奋起来，这一定是还没发表过的最新的论文。谁知拿过来仔细翻看，上面写着的竟都只有题目，我疑惑地看向何先生，他嘿嘿一笑：“这些都是我想要写的题目。”可惜那时候我只粗略地翻了翻，也没好意思要求复印，现在竟一个题目也回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拿在手里厚厚一叠的感觉。可惋惜的事还有许多，原来何先生还计划在上海博物馆里举办一系列二十人左右的讲座，他设想沿用汉代儒家“讲经”的仪注和唐代“俗讲”的范式，由他担任主讲，另设“都讲”一到三人，讲座的题目预设有“王维与董源之问题”、“明代后期美术史上‘雅’‘俗’的分合”、“中国肖像画的成长及衍化过程”、“上海早年外商之拍卖行及其拍卖品”、“从《秋碧堂帖》看梁清标之书画收藏及清初之收藏大势”、“从元朝之外销瓷与‘质孙服’专用之‘纳失失’工艺谈元代官办轻工业之汉化或西域化的国策问题”等等，这些引人入胜的议题都只能留在想象当中了。不过，也有令人惊喜的意外，几月之前，我翻译何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他计划撰写由四篇论文构成的系列文章，第一篇是上文提及的《唐宋绘画史中“破墨”之原意及其在音乐及书法上之来源》、第二篇是我正在翻译的关于考证谢赫六法中“经营位置”实为“经营置位”之讹的文章、第三篇即《李成略传》、第四篇就是美术史圈引为永远遗憾的《李成传》下篇。这四篇文章是以山水画史上最关键的作家李成为中心，对早期批评文献与北宋留存山水画的梳理、考证与比照的系列研究。除了最后一篇，都已经完成和发表，只是有些没有翻译成中文，尚未广为人知。神龙虽仍然不能见尾，但露了头，可以略窥全貌，也令人高兴。 青年何惠鉴（图源：KAIKODO） 有人把何惠鉴称作“艺术侦探”，这么一说，他倒有些像那个比利时大侦探波洛，看上去平平无奇，像一个真正的普通人，偶尔有些不足道的小癖好，唯独在专业领域锋芒毕露，叫人叹服。唯一的区别是，波洛是精致不苟的绅士派头，而何先生则是——至少我见到时是这样——不修边幅的名士风度。有一次午饭后走出食堂，我看见他穿的老旧的褐色皮鞋鞋尖上沾了一颗白米粒，便悄悄和同事打赌，到明天中午，这颗米粒定当还在原位。第二天，米粒果然岿然不动，只是色泽稍稍枯黄了一些，不复原来的新鲜了。其实我觉得晚年的何先生更像洪七公，吃最好吃的东西，使最厉害的降龙十八掌，可惜的是，他没有遇见郭靖和黄蓉，内功心法与精妙的招式也许就要失传了。 不过，一个人的远行，一个时代的过去，总有些东西不能弥补，无法还原，这既是遗憾，也成就了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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