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惠鉴学术著作集 《万象自心出:中国古书画研究》 限量典藏版 / 平装空脊版 何惠鉴 著 孙丹妍等 译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2年9月 何惠鉴肖像 何惠鉴(1924—2004),广东中山人,号午梦千山阁主,斋名响山堂。早年先后求学于岭南大学、燕京大学,师从陈寅恪。1950年赴美求学于哈佛大学,师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本杰明·罗兰教授与哈佛燕京学社陈观胜教授。1953年在哈佛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至1958年,为哈佛大学远东语言学系与艺术史学系中国历史与亚洲艺术博士联合培养项目唯一候选人。1959年至1983年,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任职。1984年至1994年,转往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任职。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凯斯西储大学、堪萨斯大学客座教授。1988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海外研究员。2004年,担任上海博物馆客座研究员,获“上海博物馆美国之友” 设立的“中国美术史杰出学者奖”,同年12月28日因病逝世于上海。 凡涉猎过艺术史的读者,或许都曾听闻过那场轰动学界的展览——“董其昌的世纪:1555—1636”,它将当时全球重要博物馆所藏的董其昌作品,全部集聚于美国堪萨斯城,让全世界为之驻足观看,而这场展览的策划者,正是何惠鉴。 《董其昌的世纪:1555—1636》展览图录封面 这是何惠鉴的学术论著首次被系统整理、翻译成中文,并以专著的形式面世。书中集结了何惠鉴致力最深、研究最精,也最富盛名的中国古代书画领域的研究专论18篇:
一 陈寅恪得意门生 师从东西方名师 作为著名的中国古代美术史权威,何惠鉴经历了极为正统的学术史训练。 青年何惠鉴 何惠鉴曾用敬畏的口吻对女儿何晓嘉提及恩师,认为陈寅恪的“思维与想象远非常人所及,他能够发现别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事物,因此能在新的领域有所作为”。 如果熟悉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著述,再对比何惠鉴的几篇重要论文,便不难看出其中学术观点、研究方法、论证思路的一脉相承,乃至于行文风格都颇为相似。 20世纪50年代,在陈寅恪的安排下,何惠鉴赴美留学于哈佛大学,师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本杰明·罗兰教授(1904—1972),学习了错综复杂的西方艺术史。 本杰明·罗兰的学术兴趣集中于亚洲艺术,研究范围从伊朗、印度等中亚地区一直到中国与日本。他曾在日本学习亚洲艺术史,20世纪30年代曾到敦煌等地考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大学中关于南亚艺术史的教材多由他编写。 本杰明·罗兰的研究思路给了何惠鉴以广大的视角,使之在研究中国绘画艺术时,能跳脱出地域的限制,东西对照,追古及今。 2004年,何惠鉴应上海博物馆之邀担任客座研究员,当时担任其助手的孙丹妍女士曾回忆道: “刚来上博,他便交给我一叠《道藏》的目录,让我去图书馆分批借出,他每天慢悠悠地一页一页地翻看。有一次不知道怎么说起宋代婴戏图的宗教来源,何先生说到一个名词,读音奇异,十分生僻,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又不好意思打断他兴致勃勃的讲述,只好晚上回到家里网上书上上下求索,很费了一番工夫才弄明白,他说的原来是'摩睺罗’,一种源于佛教、唐宋时流行的孩童形象。'摩睺罗’是梵语的音译,何先生通梵语。” 1953年,何惠鉴在哈佛大学获得远东语言学系和艺术史学系中国历史和亚洲艺术联合硕士学位。之后,他又申请到中国历史和亚洲艺术特别联合博士项目的候选人。 二 1958年,何惠鉴从哈佛大学毕业,来到了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展开了长达25年的研究、策展历程,并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 董其昌,《青卞图》,纸本水墨,225×67.6cm,明代,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何惠鉴的友人罗覃(Thomas Lawton)称:“李雪曼欣然承认,何惠鉴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掌握,在面对佛经和破译那些晦涩难懂的书画上的铭文、款识方面的能力,乃至他对中国诗歌、戏剧和通俗文学的全面掌握是极为卓越的。” 除了藏品建设外,何惠鉴与李雪曼还共同策划了多场影响深远的中国艺术大展。艺术史学者高居翰曾回忆说:“李、何二人共事多年,相为互补,一个着眼于绘画作品,另一个则擅长题跋和印章,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高效的团队。” 《蒙古时期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封面 1980年,何惠鉴和李雪曼再度合作,策划举办“八代遗珍——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中国绘画”展览。该展览规模之大,展品数量之多,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书画鉴定家傅申誉之为“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画展”,高居翰称其为“伟大的联展”,并认为是“当今中国绘画收藏最伟大的功绩”。 《八代遗珍: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中国书画》 1983年,何惠鉴转往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92年,一场轰动世界的“董其昌的世纪:1555—1636”艺术大展在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拉开帷幕。何惠鉴正是此展的重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何惠鉴为这个展览精心编纂的图录,至今仍是研究董其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书中,编者在现代学术的基础上对董其昌的独特成就及他对17世纪及之后中国书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做出了全面的重新评估。《洛杉矶时报》曾评价这部图录是“今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书籍”。 1992年“董其昌的世纪”展览期间专家们的合影,左四为何惠鉴 他在研究辽宁省博物馆藏《燃灯佛授记释迦文图》时,阐述了关于“燃灯佛授记”的造像,来自于古印度西北部犍陀罗的雕刻。同时,他提到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中燃灯佛授记善惠童子(释迦牟尼佛前身)布发掩泥的本生画,甚至是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剧本,用以说明“燃灯佛授记”的来源与其在西域一带的传播。何惠鉴指出,这一主题“吸引了自北魏至金、元无数信徒的向往”,因此并非出于南宋人之手,而是由北方金人创作而成。 五代南唐 巨然《溪山兰若图》 绢本水墨 185.5厘米 57.5厘米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显然,以大观小的宏观视角与以小窥大的微观研究在何惠鉴身上得到了融通,这皆源于其集中西学术传统于一身的背景渊源。在三位导师的影响下,一方面,他倾向于从真实历史时空出发,考虑艺术中所体现出的地域与制度因素。同时,他又擅长于从艺术品中的某个微观角度出发去阐释。难怪在他去世之后,《纽约时报》的讣告称其为: 三 学术成果中译本 首次集结出版 由于何惠鉴常年工作于海外,著述多以英语发表,散见于各类学术期刊或书籍,也未有整理与中文翻译,致使国内读者对他的研究难得一见。 例如:他与李雪曼合撰的关于梁清标的论文《梁清标收藏之渊源及价值》,系统梳理了梁清标的藏品与印鉴,堪称鉴藏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却因迟迟未有中译本而未能为国内学界所见。 在看过本书的目录后,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一篇关于宋初画家李成的论文《李成略传——李成与北宋山水画之主流(上篇)》只有上篇而无下篇。事实上,何惠鉴原本拟作两篇文章,他在上篇中详细考证了李成的家世与生卒年,而拟在下篇中阐述李成风格与画派影响。可惜的是,直至他去世,下篇仍未著笔写就。 对此,为本书作序的张子宁先生慨叹:“何先生撰文神龙见首不见尾,每每发表上篇后,下篇也就只存在于他自己的脑海中持续酝酿。我曾有为他编一本《半篇集》的念头,但一直未能付诸实行。”对于学界而言,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了。 何惠鉴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涉猎广博,涵盖古书画、宗教艺术、雕刻、青铜器等诸多领域,上海书画出版社策划出版“何惠鉴学术著作集”,系统整理其毕生学术成果,通过梳理和传播以其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学术脉络,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贡献重要文本和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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