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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部曲:白日梦,与一个世纪的交割 | 杨雄伟

 作家美文 202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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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部曲:

白日梦,与一个世纪的交割

文/杨雄伟

用一个世纪的交割,替自己作序,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

格非的意义就在于此。

带着比乌托邦技高一筹的桃花源式的叙事情怀,“江南三部曲”纤秀地用书写过去,来解构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中国社会内在变迁和人的精神衍变,并将其描绘成了一个粗线条的巨变时代下个体命运的梦想与挣扎、选择与无奈的轨迹。

这条轨迹的终点,也意味着格非与过去的一个世纪的交割才刚刚开始。

莎士比亚说:“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里所代表的痛苦就在于,过去总是下一秒的序章,下一秒又总是下下一秒的序章,交割总是难言再见。

或许对于格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与过去进行交割,就是终其一生在和自己交割,至死方休。

薄薄地冰花散落天空,时间不死,交割不止。

                                                           一

悲哀的潜质,往往习惯性地与梦魇相伴。

或许这就是我们对于民国初年最本真的印象,因为太过遥远,所以想象的空间就显得微微地凌乱。“江南三部曲”第一部的《人面桃花》,可以说是人在用一种极其古怪的荒唐行为很粗糙地应付眼前的时代。

所以,这部书的出场,就用父亲陆侃古怪式的发疯,来隐喻人与那个时代的裂痕。白藤箱,枣木手杖,无人理睬的阁楼,幽寂的庭院,加上麦收时分,无声无息,父亲陆侃疯了,离家出走,杳无音信。从此,陆侃或多或少就成了这个家族的禁语,但他又无时不刻地影响着后世三代人的命运。书中为大同世界的理想所构建的花家舍,是用主人公陆秀米如摇曳般的小舟在逆流中载浮载沉的命运来展开探索的。

人比书有趣,但缺点是你不能跳着读。陆秀米的命运就是这样,在时代急促紧逼下不允许她一时一刻地跳着来过。于是一个乱世江南中的宦官大家闺秀,在无序打开的纷繁世界面前,在超过了她应有承受能力之前,世变,家变,情变,一一向她走来。因此,我们看到了陆秀米在应付这三种变化的三个分身,或许本来就没有所谓的人的分身,只不过是时间的错乱引起了人的不同屈服的表现。

世变,家变,情变,往往成交错之势。当辛亥革命的涟漪波及普济这个地方时,最先引起的变化就是知识分子原有价值体系的崩塌,父亲陆侃的发疯也就顺理成章,与之而来的家变,第一次让陆秀米感受到了自己与外面世界的格格不入,但她却什么也做不成,只能任凭外界奴役。

悲剧的可笑就在于,陆秀米纯情少女般的芳心,是被一个叫张季元的死人所打动的。准确地说,她在和死人谈恋爱,一谈就是自己的一辈子。与情变带来的持久相比,对大同世界的固执,对革命的狂热,是陆秀米一生的分野。

迷一样的花家舍,看似具备桃花源般的气质,其实只是借用了后者的外壳。由同治年间的进士王观澄所创建的花家舍,多多少少映射了知识分子在时代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在一波波谋杀、权势之争的洗礼之后,花家舍的素净便塞满了肮脏与龌龊。

理想天生的残疾,也间接地预示了陆秀米以后的革命失败,也将陆秀米在革命中的冷酷打回原型,更将接下来的人生判了死刑。于是,对小东西的自责,对冷酷的救赎,支撑了陆秀米的躯体,但不与时代的和解,才是陆秀米那个一直不变的灵魂。

“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小岛。”

《人面桃花》所建构的桃花源式的花家舍,如乌托邦天生所具备乌合之众的习性一样,在冬日暖阳下,陆秀米这颗冰花,易脆。而这幅正在融化的冰花,就是陆秀米的过去和未来,也是每个人内心桃花源梦魇的过去和未来。

                                                      二

时序嗫嗫嚅嚅地交替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桃花源梦境,主角变成了陆秀米之子谭功达,一个小县城的县长。

与《人面桃花》的神秘不同,“江南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是一部为失败者所写的葬歌,在这里没有谁是赢家,没有任何事能让人感知到新社会的到来伴随着时代与人的紧张关系的疏解,哪怕是表面上的一种暂时妥协也没有。

残酷永远是这个世界最真实的一面,别无其他。具有天生儿童般稚气的谭功达,一心想在现实中重现梦境中的桃花源,却被人处处算计。这位县长最大的失败就是站在了残酷的对立面。与时代作对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忧郁的人,总是能够互相怜惜。谭功达与姚佩佩的相似性就在于他们对时代在自己面前的装蒜,都采取了一种守势的应对策略:一个是天聋,一个是地哑。天真无邪的姚佩佩在周遭的紧逼下,发出了对个体命运最颤抖的悲鸣:“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意志薄弱,百无一用,根本就不该出生,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就像是那一片女人最珍贵的薄薄的膜,其中只有耻辱……”

忧郁的人,也总是能够互相吸引。被金玉、钱大钓和杨富妹扫地出门后的谭功达和姚佩佩,却发现彼此的爱是那么的深切,几乎要达到发疯的地步。只不过一个在被强奸之后,用不屈服安排的倔强,开启了自己的逃亡生涯;另一个带着桃花源式的忧郁,追随母亲陆秀米的脚步,来到了一个过去叫花家舍现在叫人民公社的地方。表面上看,谭功达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桃花源在此实现,但如大梦初醒时的一样残酷,这里却成为了自己与自己撕裂、时代与自己撕裂的坟墓。

哀莫大于心死。

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一个到处被阳光吞噬下的充满白色恐怖气味的地方。谭功达所来到的花家舍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这部书中的花家舍,我看到了人人自危,到处肃杀的血腥。在花家舍一身花衣的伪装下,谭功达所苦苦追寻的梦幻世界,其实不止是对肉体的肃杀而是对整个人性的阉割。这是一个奇异的生存生态,花家舍如谶般的咒语让人难以置信:

“工作的主动性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真正灵魂”;

“我们从不向任何人分派任何工作,而是由每个人自己来决定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没有人能真正看得见公社,而公社却无处不在”;

“在花家舍,没有城府,我们从来不去惩罚任何人”;

“为什么人人脸上显得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他们在思考”;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每个人自己监督自己”……

这种荒诞式的语言对谭功达所带来的冲击与尴尬,是人生价值的一次彻底清算。至此,谭功达才真正走向了与过去的对立面。

刘慈欣在《三体》中说:“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当谭功达面对他所生活的时代两者都不复存在时,谭功达和那个时代就像一个被围困的小岛,四面树敌,孤立无援。

一盏孤灯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山河入梦》最终带着,“没有死刑,没有监狱,没有恐惧,没有贪污腐化,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的残酷,终归尘埃。

大梦的初醒,早已对谭功达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和姚佩佩是被那个时代刻意弄丢的“孤儿”。

                                                      三

拖拽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心思变和物欲横流的社会迷失,一幕幕道德危机、情感泛滥、人心冷漠、金钱至上、精神洁癖、潜规则、强迫症、肮脏、傀儡、奴役、背叛的时代大潮,在《春尽江南》中徐徐展开。

在这里,我看到了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和这个被时代拼命挤在同一张相框中的我们。在这个相框中,我们一个个长的很像,连呼吸的节奏都是那么的合拍。

《春尽江南》带给人的窒息,就是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当今时代无所不在地要扼住我们命运的喉咙。

带着具有诗人烂漫身份的呢喃碎语般的美好精神至上的洁癖,主人公谭端午注定在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无用之人。

谭端午除了在《新五代史》中继续延展陆秀米、谭功达对桃花源旧梦的苦苦追求外,在小说中依次展开的男女情感失范、房子法律纠纷、人际关系撕裂的三件大事中,谭端午都采取了消极回避、不与之对抗的态度。而他过去诗人身份的光环在妻子庞家玉(原名李秀蓉)面前却成了腐朽、固执、冥顽不化的同义词。

一个人的婚姻状况,或许能够穿透一个人的某方面缺点。谭端午和庞家玉的最初结合就是在一种引诱中展开的。但随着荒唐的激情退去或者是不得不忍受的无奈,谭端午的人生奋斗目标就变得无比坚硬:自打谭端午和庞家玉结婚的那天起,谭端午就一直梦想着和庞家玉离婚。有了这层情感空虚的薄薄隐雾,双方无时不刻的出轨就变得很讽刺:两人在一起待的时间越久,情感弥合就离的越远。于是,小说中唯一一次的真情补偿,却要等到庞家玉患癌之后对谭端午说的一番话:“我爱你。一直。假如你还能相信它的话。”

为何对一个人的爱,总是要等到生离死别之时才开始注意?

格非在《春尽江南》中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辛辣与冷眼、拷问与讽刺、解构与锤炼,无情地挺近现实,又让现实回归原来的本意。人们自我的窒息,都源自对生活本真的视而不见。格非在小说中的感慨让我们颤抖:“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都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胆。”

天真的习性总是容易眷顾弱者,或者弱者就是为了延续人类天真的火种而来。当了一辈子律师的庞家玉,在面对自己的房子被霸占时的种种滑稽行为,都在讽刺着庞家玉所代表的法律的失败,和时代对弱者、对真相的冷漠。庞家玉固有的人生信条永远也不会让她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法律。还是时代对自己的解构,对法律的解构来的真实:“自从现代法律诞生以来,它就从来没有带来过真正的公平。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完全一样。因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法律的条文本身,而是对它的解释和灵活运用。”

时代的悲哀,让人变得既无力又无声。时代与时代在转换中的幕起幕落,本应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当小说中的社会,人人都对票子、车子、房子趋之若鹜的时候,也成就了人人无法自我做主的痛苦。身处这里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要保持不掉离羊群就是一件幸事。

这是一个人人都想大声说话,却说话不得的时代。

人们对自我扭曲的习惯,容易引起对白日梦的向往。经过一个世纪的沉浮,一个世纪前的桃花源梦魇沉醉在了如今的花家舍里。在这里,一个乌托邦的世界,经不起风雨,经不起背叛,却经得起“富贵温柔乡”的醉生梦死。

于是,梦想死了,诗人死了,文学死了,信仰死了……

一切都形如枯木。“在当今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心灵才是符合道德的。”小说中的人物绿珠的这声叹息,在行色匆匆的繁芜时代中,如草芥和尘埃一样轻盈。

用文学与一个世纪进行交割,格非是这样说的:“其实文学的职能之一就是白日梦,在现实生活重压之下给我们提供一丝喘息。”

如果白日梦也代表一种希望的话,那么“江南三部曲”用这种隐喻的方式与一个世纪进行交割才算虔诚。

授权原创首发作者:杨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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