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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文坛]​著名作家晓苏发表在《天涯》2017年第一期的短篇小说《推牛》

 黄石新东西 2020-07-30




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先后在《收获》《人民文学》《作家》《花城》《钟山》《天涯》《十月》《中国作家》《大家》《江南》《长城》《小说界》《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山花》等刊发表小说五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五里铺》《大学故事》《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5部,中篇小说集《重上娘山》《路边店》2部,短篇小说集《山里人山外人》《黑灯》《狗戏》《麦地上的女人》《中国爱情》《金米》《吊带衫》《麦芽糖》《我们的隐私》《暗恋者》《花被窝》《松毛床》12种。另有理论专著《名家名作研习录》《文学写作系统论》《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等3部。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刋》《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等刊转载40余篇,并有作品被译成英文和法文。曾获湖北省第四届“文艺明星”奖、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花被窝》《酒疯子》《三个乞丐》分别进入2011年度、2013年度和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短篇小说《推牛》

 (原载《天涯》2017年第1期) 

⊙晓苏  

1  

我爷爷高云天,死于一九八八年,享年六十一岁。我爷爷死的那年,我才三岁,还不太记事。据我爹高红旗说,我的名字还是我爷爷取的。我出生的时候,油菜坡正在分田到户,我爷爷就给我取了个名字叫高分田。

在我们村里,死人是常有的事。一般的人,死了也就死了,人死如灯灭,很快就会被人忘记。然而,我爷爷却不同。他已经死了二十几年,但村里的人却一直记得他,还经常把他的名字挂在嘴上。我读过几年中学,语文课本上有一首诗,谁写的我已记不清,但里面有一句话我至今没忘。那句话是这样说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就是冲我爷爷说的。  

绕了半天舌,我其实想说的是,我爷爷的死,跟一般人的死是完全不同的。不说别的,就连对死的说法都不一样。一般人死了,就直接说死了;可我爷爷死后,镇上的干部和县里的领导都说他是牺牲的。牺牲前面还加了两个词儿,一个是英勇,一个是壮烈。因为,我爷爷是舍己救人的英雄。他用一个人的生命挽救了三十八个人的生命。我爷爷死了以后,镇上和县里都来了人,在村里为我爷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会上,我爷爷被追认为烈士。不久,上头又拨下专款,在我爷爷死的地方修了一个纪念塔。  

不过,在我们村里,除了我爹以外,老百姓说起我爷爷的死来,都还是说的死。老百姓不习惯用牺牲这个词,觉得说起来别扭。在老百姓嘴里,凡是生命不存在了,都被说成死。草死了是死,树死了也是死;狗死了是死,马死了也是死;一般人死了是死,英雄死了也是死。只有我爹,他的说法始终跟镇上和县里保持一致,任何时候都说我爷爷是牺牲的。  

我爹作为烈士的儿子,每当说到我爷爷的死,他都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激动得连鼻头都是红的。这也难怪,我爷爷死的时候,我爹正好在场。他亲眼目睹了我爷爷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春末夏初,油菜籽刚刚收割完,村里人正忙着翻耕油菜地,准备种玉米。就在这样一个农忙的季节,我爷爷抽空去了一趟洋芋坪。洋芋坪和我们油菜坡是邻村,两村之间只隔了一条公路。我爷爷去那里看望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叫金满堂。我爷爷已有很久没见到金满堂了,他突然有点儿想他。我爷爷原本打算一个人去的,但我爹觉得路途比较远,就提出跟他做个伴儿。从洋芋坪回来,经过那条公路时,我爷爷看见一头黑牯牛正停在公路中间屙屎。那是一段弯道,公路在这里拐了一个急弯。而且,此处地势险恶,十步之外就是万丈悬崖。牛日的,屙屎也不看个地方!我爷爷随口骂了一句。他还伸手在牛背上打了一下,想让牛到路边去屙。可是,那牛屙得正欢,压根儿不理我爷爷。我爹也看见了那头牛,觉得很眼生,心想它肯定是洋芋坪那边的。穿过公路后,我爷爷感觉有点累,就想坐下来歇口气,顺便吸根烟。我爷爷找个石头坐下,刚把一根烟点燃,一辆红壳子客车猛然从那个急弯上闪了出来。车上坐满了人,我爷爷一看就傻了眼。那头牛这时还在要紧不慢地屙屎,两条后腿像八字似地张着,尾巴翘得高高的。客车离牛不到一百步,司机发现牛时已来不及刹车了。我爷爷一下子慌了神,忍不住惊叫道,啊呀,要翻车了!他一边叫一边从石头上站起来,扔下烟就飞快地朝牛冲过去。我爹顿时吓坏了,赶紧跑上去抓住了我爷爷的一个衣角。爹,你不要命了!我爹吼道。但是,我爹没能把我爷爷抓住。就在客车即将撞上牛的那一刻,我爷爷拼命挣脱了我爹,一个箭步冲到了牛跟前。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将牛推到了公路边上。因为我爷爷推开了牛,所以客车没翻,车上三十八个人的生命全都保住了。然而不幸的是,把牛推开之后,我爷爷却没能躲开。他在眨眼之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我爷爷舍己救人的故事,我最先是听我爹讲的。我爹很会讲故事,讲起来口若悬河,手舞足蹈,声情并茂,比电视上的那些说书人还要精彩。其实,我爷爷的英雄故事在我们这一带家喻户晓,好多人都会讲。但是,他们都没有我爹讲得好。我爹讲的时候,不仅感情充沛,而且词汇丰富。他特别喜欢用成语,比如紧急关头,千钧一发,毫不犹豫,挺身而出,舍生忘死,视死如归……我爹说这些成语就像吐瓜子壳,嘴巴一张就出来了。可以说,我爹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每次听他讲我爷爷,我都会被他紧紧地吸引住。我爹总能把我爷爷讲得活灵活现,万分感人。  

事实上,我爹原来并不会讲故事。听我奶奶说,我爹小时候笨嘴笨舌,连话都说不清楚,总是结结巴巴的。他胆子也很小,在众人面前一说话就脸红,声音小得跟猫儿似的。  

我爹后来这么会讲故事,是有人专门教过他。据我妈说,在我爷爷成为英雄之后,老垭镇组成了一个英模报告团,要四处去宣传我爷爷的英雄事迹。我爹被赶着鸭子上架,也成了报告团的成员。报告团的团长是镇上分管宣传的副书记李佐,他安排我爹负责讲我爷爷舍己救人的具体情景。我爹为难地说,我不会讲。李佐说,你不会讲,我找人教你嘛。李佐当即从老垭中学调来了一个政治老师,让他全力以赴教我爹讲故事。政治老师叫丁一根,李佐给丁一根许愿说,你要是教高红旗把高云天的故事讲好了,我提拔你到镇上当宣传委员。有了这个盼头,丁一根教我爹时就特别用心。为了教我爹把故事讲好,丁一根首先给我爹写了讲稿。他前后写了三天,改了一遍又一遍。讲稿改定后,丁一根便着手教我爹怎么讲。他亲自给我爹做示范,让我爹照着葫芦画瓢。丁一根教得非常过细,连声音的高低快慢都教到了。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在丁一根耐心细致的教导下,我爹进步很快,十天之后就能把我爷爷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了。  

英模报告团的首场报告会,是在老垭镇电影院里召开的。那天没放电影,但电影院的全部座位都坐满了。按照镇党委的通知,镇上的每个单位都必须派人去听报告,不能少于十个人。镇上还给每个村下达了指标,要求每家至少有一个人到会。油菜坡那天去的人数最多,差不多有一百人。那天我奶奶和我妈也去了,是我爹要她们都去的。我那天也去了镇上的电影院,被我妈抱在怀里。遗憾的是,我那会儿太小,当时的盛况没给我留下一丁点儿印象。  

英模报告团由四个人组成,除了李佐和我爹,另外两个是周成功和杨永寿。周成功是我们油菜坡的支书,对我爷爷了如指掌。杨永寿是县客运站的司机,那辆红壳子客车就是他开的。报告会由李佐主持。他先来了一个开场白,然后就让我爹讲我爷爷舍己救人的过程。我爹讲完后,周立功接着讲,主要讲我爷爷生前做的一些好事。最后轮到杨永寿,他代表被我爷爷救下来的那三十八个人,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  

我爹显然是报告会的主角,他的那个报告也最为动人。听我爹说,那天他在台上作报告时,台下一共鼓了四十八次掌,掌声比春雷还响。我爹的报告结束的时候,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突然跑到了台上,手上捧着一束鲜花。开始,我爹还以为她是镇中的学生,经李佐介绍,才知道她是那辆红壳子客车上的一位乘客,名叫金玉。金玉给我爹献花时两眼含泪,献完花还深深地给我爹鞠了一躬。我爹当时也激动得不行,先是鼻腔一酸,接着眼睛就湿了。  

县里的领导,也十分重视对我爷爷的宣传。事实上,英模报告团就是遵照县委宣传部的指示成立的。在老垭镇举办首场报告会不久,李佐又接到县委宣传部的通知,要求英模报告团再到本县另外九个乡镇进行巡回演讲。那一阵子,我爹简直成了大忙人。他全县到处跑,有时一出门就是十天半月不回家。  

九个乡镇讲遍之后,英模报告团又奉命到了县里,还在县人民礼堂讲了一场。进城之前,我爹已连续讲了十场,把我爷爷的故事已背得滚瓜烂熟。在县里讲的时候,我爹没再拿讲稿。他空手上台,滔滔不绝,抑扬顿挫,讲得比以前更加出彩。会后,宣传部长刘川还亲自接见了我爹,并拉着我爹的手合了一个影。临别时,刘川送给我爹一个烫金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英雄之子,无上光荣。后面还有刘川的签名。我爹说,从刘川手中接过笔记本的那一刹那,他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爷爷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英雄事迹便传遍全县,四面八方的人都知道了高云天这个名字。不仅如此,我爷爷舍己救人的新闻还上了县里的报纸、广播和电视。随后,县文工团又把我爷爷的故事改编成话剧,在县城剧院演了好几场。我爷爷死后的第四十九天,也就是七七节,我爷爷的纪念塔竣工了。它耸立在公路边,正对着公路拐的那个急弯。塔上刻着七个大字:高云天烈士之墓。每个字都涂了红色油漆,看上去无比耀眼。我爷爷的死,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无疑要感谢上上下下的宣传。尤其是英模报告团,它的作用最大。  

不过,参加宣传我爷爷的那些人,他们的心血也没白费。我爷爷这个舍己救人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之后,他们都陆陆续续得到了提拔。村支书周成功,本来是农业户口,后来被老垭镇信用社招了工,一下子变成了城镇户口,实现了他做了多年的农转非美梦。司机杨永寿,原先只是一个普通驾驶员,不久被提成了县客运站的副站长。政治老师丁一根,学期没结束就转了行,去镇上当了宣传委员。老垭镇的党委副书记李佐,突然接到了县委组织部的调令,调他到县委宣传部担任常务副部长。县委宣传部长刘川也高升了,升为县委副书记,成了县里的三把手,位子仅次于县委书记和县长。说句不该说的话,他们都沾了我爷爷的光。  

我爹当然也沾了一点儿我爷爷的光。大约在我爷爷死后的第三个月,我爹当上了油菜坡的副村长。他是镇上直接任命的,没有经过村民选举。只是,副村长没有任何实权,好比聋子的耳朵,说穿了就是个摆设。更有意思的是,老垭镇一共九个村,除了我们村,其他村都没设副村长。  

然而,我爹却非常看重副村长这个职务。尽管他也知道这个职务不值钱,但他觉得这是个荣誉,名声也比普通老百姓好听一点儿。实际上,我爹是个特别在乎荣誉和名声的人。  

2  

我爹高红旗,打从当上副村长那天起,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前,他一切都是正常的,说话和做事都在情理之中。当了副村长之后,我爹就开始反常了,说话让人莫名其妙,做事让人不可思议。他的言行举止,一点儿都不像我们油菜坡的人,仿佛是一个天外来客。用我妈的话说,他有神经病!我奶奶干脆说,他八成儿是疯了!  

当上副村长的那天中午,我爹一回家就进了堂屋,双膝一弯跪在了我爷爷的遗像前,给我爷爷连磕了三个响头。他一边磕一边对我爷爷说,爹,我们家祖坟冒烟了!爹,我当副村长了!爹,我们高家总算有人当官儿了!磕完头起来,我爹匆匆去了他的卧室,从箱子底下找出了他与刘川的合影,还有刘川送他的那个笔记本。然后,我爹又回到了堂屋,将合影和笔记本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我爷爷的遗像下面。很显然,我爹对我爷爷充满了感激。我爹知道,他所有的荣誉和名声,都是我爷爷给他的。  

我爷爷被追认为烈士那天,县民政局给我们家送来了一千块钱的抚恤金。我爹接过那笔钱,转手就交给了我奶奶。我奶奶说,这钱是我爷爷用命换的,她要好好保存着,到她死的时候,就用这钱买棺材。事情说起来真是巧,就在我爹当上副村长的第二天,我们家突然来了一个借钱的人。  

来借钱的是个姑娘,看上去十五六岁。最先看见她的是我妈,我爹那会儿正在堂屋里给我爷爷上香。我妈不认得这个姑娘,便试探着问,你找谁?姑娘说,我找高村长。我妈一时没反应过来,愣着眼睛问,哪个高村长?姑娘说,高红旗。我爹听见外面有人找他,马上从堂屋出来了。姑娘赶紧走向我爹,好像与我爹很熟。我爹也觉得在哪儿见过这个姑娘,稍微一想就想起来了,就是在老垭电影院给他献花的金玉。我爹忙问,你找我有啥事?金玉说,我爹腰疼,想到镇上的卫生院去检查一下,可他手头钱不够,就派我来找你借。我爹疑惑地问,你爹是谁?金玉说,他叫金满堂,是洋竽坪的,与高云天烈士很熟。我爹一听,眼睛顿时胀大了一圈。他显得很兴奋,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像个花脸。我爹还没来得及说话,我妈先插嘴了。我妈对金玉说,你找错人了,我们家哪有钱借?金玉说,我没找错人,我爹说你们有钱。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我爹抬头金玉问,你要借多少?金玉说,我爹没说数,他让你看着办!我爹蹙紧眉头想了半天,然后苦笑一下说,好吧,那一千块钱的抚恤金,我全都借给你爹!说完,我爹就去后门找我奶奶要那笔钱。然而,我奶奶却死活不把那笔钱拿出来,说她要留着买棺材。我爹没办法,只好翻箱倒柜到处找。后来,我爹在我奶奶的枕头里找到了。当我爹从枕头里往外掏钱的时候,我奶奶几乎要扑上去跟他拼命。尽管这样,我爹还是不顾一切地把那笔钱借给了金满堂。  

金玉把钱借走后,我奶奶好几天没跟我爹说话。我妈也不理我爹,只是不停地用眼睛瞅他,像瞅一个怪物。我爹那段时间也闷闷不乐,吃不好,睡不香,仿佛有点儿后悔,后悔不该把那么大一笔钱借出去。  

不过,我爹的情绪没过多久就好起来了。在那笔钱借出去半个月的样子,金玉再次来到了我们家。我爹以为金玉是来还钱的,没想到她没还钱,而是送来了一面锦旗。我爹吃惊地问,你为何送一面旗来?金玉说,谢谢你借钱,我爹用你借的钱去镇上检查了,医生说是肾炎,在卫生院住了十天,腰就不疼了。我爹暂时还不起钱,又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就让我给你送来了一面锦旗。我爹接过锦旗,发现旗上还印了八个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看见这八个字,我爹立刻高兴得眉开眼笑,阴了半个月的脸终于晴了。金玉走后,我爹连忙找来钉子和锤子,把锦旗挂在了堂屋的墙上。挂好锦旗,我爹没有马上离开堂屋。他退到门槛那里,仰起头,又目光直直地把锦旗看了好半天。  

收到锦旗不久,镇上的宣传委员丁一根突然到我们家来了一趟。他手上拿着一张报纸,一进门就对我爹说,恭喜你上报了!我爹不相信,眨着眼睛问,我哪有资格上报?丁一根说,不信你自己看。他说着就把那张报纸递给了我爹。我爹接过报纸一看,上面果然有一条写他的新闻。报纸上说,洋芋坪村民金满堂,腰疼数月,无钱医治。油菜坡副村长高红旗听说之后,立即将父亲高云天烈士的一千元抚恤金,慷慨地捐给了金满堂。因为有了这笔钱,金满堂便很快得到了有效治疗,目前病情已有好转。这条新闻是丁一根写的,报纸上面还有他的名字。我爹看完新闻,不禁欣喜万分,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他用颤动的声音对丁一根说,谢谢你宣传我!丁一根说,我职责所在,你不必客气。  

丁一根来的时候,我妈也在家里。我妈上过小学,能认几个字。等我爹看完报纸,我妈也拿过去看了一眼。看完后,我妈一脸疑惑地问,捐钱是啥意思?丁一根说,捐钱就是送钱。我妈猛然提高嗓门说,可我们那钱是借给金满堂的,压根儿不是送!丁一根说,是借还是送,那是你们和金满堂之间的事。我写新闻,必须写成捐,否则就见不了报。我爹听丁一根这么一说,顿时恍然大悟。接下来,我爹就责怪我妈说,你一个女人,在这里多啥嘴?作为一个烈士的后代,我就是送金满堂一千块钱治病,那也是应该的!我妈没想到我爹会说这种话,当场就和他吵了起来。丁一根本来是来报喜的,哪料到会挑起一场家庭矛盾。他感到无趣,很快起身溜走了,连个招呼也没打。丁一根走后,我妈和我爹吵得更加厉害,一直吵到我奶奶从田里回来才停。  

我爷爷的抚恤金,金满堂借去后迟迟没还。我爹为了他的荣誉和名声,也不好意思去要。其实,我们家并不宽裕,一家人经常为钱犯愁。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喜欢做点儿小本生意,除了买卖香菇和木耳,偶而还贩猪贩羊,经济上还不是太拮据。自从我爷爷死后,我们家就没有钱的来路了。我妈和我奶奶倒是时不时提到那笔钱,催我爹去找金满堂要,但我爹总是顾虑重重,支支吾吾。  

我爹给金满堂捐钱治病的新闻,很快传遍了油菜坡。村里人见到我爹,都伸出大拇指,夸他不愧是英雄之子。我爹听了很开心,把脸笑得红彤彤的,像喝了酒一样陶醉。事实上,村里人并不是真心夸我爹。他们当面说些好听的话,一转过身去,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我爹脑壳里进了水,有人说我爹二百五,还有人干脆说我爹是个傻屄。  

村里还有一些人,一边嘲弄着我爹,一边还要占我爹的便宜,千方百计想从我爹身上捞些好处。  

村西头一个叫歪嘴的,有一天突然跑到我们家来借板车,说要建一栋新屋。我们家的板车,还是我爷爷买的。我爷爷健在时,经常拖着它去建筑工地做小工。有时,我爷爷也租给别人用,租一天收二十块钱。歪嘴来借板车时,我爹不在家。我妈自作主张说,板车不借,要用就租,一天二十。歪嘴不愿出租金,就阴阳怪气地说,你们是烈士家属呢,用一下板车还好意思收钱?就在这时候,我爹回来了。我爹对着歪嘴把手一挥说,拖去用吧,我们不收钱。我妈一听,脸都气青了。歪嘴却没管我妈,拖起板车就走了。那次,歪嘴把板车拖去用了一个半月才还回来,一分钱不给不说,还把轮胎扎破了一个。为了堵我爹的嘴,歪嘴来还板车时,手上还拎了一面锦旗。这一招果然灵验,我爹一接过锦旗,连补轮胎的钱也没让歪嘴出。  

村东头有个姓邬的,绰号半吊子。深冬的一天,他姐夫的卡车坏在了公路边,车上装满了化肥。那天傍晚,半吊子慌慌张张跑来找我爹,要我爹帮着守一晚上车。他说他姐夫连夜进城买配件了,担心有人在夜里偷化肥。我奶奶问半吊子,你怎么不守?半吊子说,我有哮喘病,天气又这么冷,我怕把病冻发了。我奶奶又问,你怎么不请别人守?半吊子说,别人我请不起,他们守一夜要十五块钱。我奶奶生气地说,难道请高红旗守就不要钱吗?半吊子怪笑一下说,他是副村长,又是烈士子女,怎么会要钱呢?没等我奶奶再往下说,我爹就爽快地答应了半吊子。那个晚上,我爹一个人在公路边的寒风中蹬了一通夜,第二天一早就感冒了。更倒霉的是,半吊子的姐夫回来一清化肥,居然说少了两包。我爹觉得自己没守好,便主动赔了两包化肥的钱。半吊子的姐夫收钱时有点儿难为情,红着脸对我爹说,过两天,我给你送一面锦旗吧!  

住在村委会附近的吴传德,人称死脸。有一天,他提着一只包来找我爹借钱,说他儿子考上了高中,还差三百块钱的学费。我爹当时手头紧,身上最多不超过二十块钱。他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实在没钱借。死脸这时突然把头扭向了我们家猪栏,一头三百多斤的肉猪正在吃食。死脸先出神地看了一会儿猪,然后回头看着我爹说,这头猪少说也能卖三百块钱。我爹并不憨,很快听出了死脸的话外之音。但我爹多少有些舍不得这头猪,便不吱声。等了一会,死脸索性说,高村长,你能不能把这头猪借给我?我的确急着用钱啊!我爹没马上表态,正犹豫着,死脸忽然从包里掏出一面锦旗来。高村长,你就让我把猪赶走吧!你看,锦旗我都给你送来了!他边说边把锦旗递给我爹。我爹迟疑了片刻,还是把锦旗接过来了。接过锦旗后,我爹咬了咬嘴唇说,赶走吧!  

后来,我爹的荣誉越来越多了,名声也越来越大。这从我爹收到的锦旗上就可以看出来。我在上学之前,最乐意做的事情就是数锦旗。每当堂屋的墙上多一面锦旗,我都会及时告诉我奶奶和我妈。但是,她们两个人都讨厌锦旗,一听我说到锦旗就气不打一处来。只有我爹喜欢锦旗,一看到锦旗就两眼发亮。到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爹收到的锦旗已有二十四面,堂屋的正墙上都挂满了。  

遗憾的是,锦旗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更不能当钱用。因为这些锦旗,我爹把我们家里能捐的都捐了,能送的都送了。几年折腾下来,我们家已成了油菜坡最穷的一户。我奶奶的冰糖罐,一年四季都空着。我妈已差不多五年没添过新衣裳,有条裤子打了上十个补疤。有时候我要买一支铅笔,我爹都拿不出钱来。为此,我们一家人都恨透了我爹。  

我读小学二年级那年,我妈还跟我爹闹过离婚。那年我妈胸脯疼,到镇上卫生院一检查,医生说她患了乳腺癌,必须赶紧去县医院做手术。可是,我们家没钱,不仅拿不出手术费,就连上城的车费也凑不够。这时,我妈猛然想到了金满堂,便让我爹去要那笔抚恤金。我爹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去了金满堂家。但我爹没要到那笔钱,回来时两手空空。我妈问,钱呢?我爹说,他不给。我妈说,有借有还,他为啥不给?我爹说,他耍赖,说那钱是我捐的。我问谁说的,他说报纸上说的。我妈听后铁青着脸问,那你就这样算了?我爹说,不算还能怎样?再说,金满堂也没钱还,他的肾一直没好,听说又住过几次院。我妈没再说什么,只默默地流了两滴泪。后来,幸亏我舅舅出钱,我妈才进城做了手术。出院以后,我妈直接去了我舅舅家,正式提出和我爹离婚。我爹和我奶奶都不同意,我当然也反对,这样他们才没离成。  

我爷爷死去的第十个年头,准确地说,在我爷爷十周年祭日那天,丁一根又到我们家来了。他这时已升为老垭镇的副书记,分管宣传,也就是当年李佐那个角色。这次丁一根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近三十岁的女人。我爹眼神很好,虽说多年不见,但还是一眼认出她是金满堂的女儿金玉。  

我爹对丁一根非常热情,又是上烟又是泡茶。这些年,丁一根到处宣传我爹,给我爹封了很多先进模范称号,还多次安排我爹到镇上开会讲话,算是给足了我爹面子。我爹对丁一根充满了感激,每次见到他都客气得不得了。丁一根先喝了一口茶,然后一边吸烟一边对我爹说,县里马上要评选感动全县十大人物,我想推荐你。我爹一听很激动,红着脸说,能评上当然好,就怕我评不上。丁一根说,你的小事迹倒是不少,只是缺一个震撼人心的大事迹。如果创造一个大事迹,你肯定可以评上。我爹有点儿茫然地问,大事迹怎么创造?丁一根没忙着回答,忽然把目光转到了金玉身上。我爹也扭头看了一眼金玉,顺口问道,你爹的肾病好了没有?金玉叹口长气说,没好,越来越严重了。医生说他的两个肾都已坏死,恐怕来日不多了!我爹皱起眉头问,难道就没救了吗?丁一根这时接话说,救倒是有救,除非有人给他捐个肾。丁一根边说边转头看了我爹一眼,目光亮堂堂的。我爹反应很快,立刻明白了丁一根的意思。停了一下,我爹问,我可以捐肾吗?丁一根说,当然可以。你要是真捐一个肾,我保证你能评上感动全县十大人物。我爹毫不犹豫地说,好,我捐!我爹话音未落,金玉万分感动地拉着我爹的手说,太谢谢你了,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半个月后,我爹给金满堂捐了肾。半年后,我爹被评上了感动全县十大人物。那年元旦前夕,我爹到县里参加了感动全县十大人物颁奖典礼,李佐亲自为我爹颁发了奖杯。当时,李佐已当上了宣传部长,还是县委常委。然而,从县里领奖回来的第二天,我爹就病倒了。 

3  

我爹的病,显然与他捐肾有关。捐肾以前,他身强体壮,一年四季不吃一分钱的药。自从把肾捐了一个给金满堂,我爹的身体就开始垮了。他先是饭量锐减,面黄肌瘦,接着就感到腰酸背疼,四肢无力,后来连下田干活的劲也没有了。从县里领奖回来后,我爹病情更加严重,实在支撑不住,就倒了床。  

我清楚地记得,我爹是在一九九八年最后一天倒床的。他要是再坚持一天,就是新的一年了。我爹倒床后,就没能再起来。他在病床上前前后后躺了八年,病魔缠身,受尽煎熬,生不如死,拖到二00六年底才断最后一口气。  

我爹死的那年,我二十一岁,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在临死之前的半个月,我爹就预感到自己不行了,情绪开始出现反常。他动不动流泪,对我奶奶,对我妈,态度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我奶奶和我妈一来到病床前,我爹都要跟她们说,对不住,对不住!一连说好几遍。在这之前,我爹是不怎么跟我奶奶和我妈说话的,看她们的时候,目光也很冷淡。我暗暗地想,我爹可能是对他以前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了。  

大约在临死前的一个星期,我爹突然对我说,分田,托你帮我做件事。我问,做啥?我爹朝堂屋那边指了指,有些伤心地说,你把那些锦旗给我扯下来!我听了一愣,以为他是病糊涂了,暂时没动。直到我爹催我快去,我才往堂屋里走。扯完锦旗回到病床前,我爹的脸上已淌满泪水。他哽咽着对我说,等我死了之后,你把它们都烧掉吧!  

接下来,我爹一连昏迷了好几天。我妈说,看来他真是不行了!我奶奶没说话,只顾默默地抹泪。谁也没想到,在我爹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却又清醒过来了,双目明亮,满脸红光,还吃了半碗稀饭。我爹吃完稀饭后,我正要把碗拿走,他猛然抓住了我的一只手。分田,你别慌走。我爹抓住我的手说。他把我的手抓得很紧,像一个落水的人抓一根稻草。我停了下来,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爹。我爹认真地对我说,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我问,啥事?我爹说,那年你爷爷冲到公路中间去推牛,并不是为了救那车人。我大吃一惊问,那是为啥?我爹说,他想救那头牛。我听不懂我爹的话,忙问,他为啥要救那头牛?我爹说,那头牛是你爷爷从金满堂那儿买的,花了五百块钱。我一下子懵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过了许久,我又问我爹,那你为啥要说我爷爷是为了救人?我爹犹豫了片刻说,是他们要我这样说的。我赶紧问,他们是谁?然而,我爹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他这时突然断气了。  

我爹死后,我奶奶和我妈都很悲伤。尽管我爹生前与她们矛盾重重,可人死了,她们感情上还是接受不了。一直到我爹满五七,我奶奶和我妈才慢慢从悲伤中走出来。五七节那天傍晚,我们把我爹的灵屋搬到他坟上烧了。烧了灵屋回来,我把我爹临死前说的那番话告诉了我奶奶和我妈。她们一开始都很吃惊,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突然大发感慨说,爷爷被他们宣传了十几年,哪想到是个假烈士!我妈接过话头说,要不是这个假烈士,高红旗也不会变成神经病!我妈话音没散,我奶奶就咬牙切齿地说,这个假烈士真是害人,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啊!听得出来,我奶奶和我妈都对假烈士恨之入骨。这时,我突发奇想说,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把爷爷的烈士称号取消吧,以免今后别人再来敲我们的竹杠!我奶奶马上说,这个主意好!我妈也说,好!  

第二天,我便带上一份请求书出了门。请求书是我头天晚上写的。我请求有关方面取消我爷爷的烈士称号,把他还原成一个普通老百姓。  

我的第一站是老垭镇。到了镇上,我想先去找一下周立功。周立功这个人很会混,早已从一个信贷员混成了信用社主任。我一到信用社就找到了周立功,他正坐在主任室里翘着腿喝茶。我开门见山地说,当年我爷爷推开的那头牛,是他自己买的,他不是烈士。周立功一惊问,你是怎么晓得的?我说,是我爹临死前说的。周立功小声问,你想干啥?我拿出请求书说,请你在这上面签个名,帮我证明一下。周立功连忙摆手说,对不起,这个名我可不能签。从周立功那儿出来后,我又匆匆去政府大楼找丁一根。在我爹评上感动全县十大人物之后不久,丁一根就升为镇长了。我想,如果丁一根能说句实话,我爷爷的烈士称号肯定可以取消。但是,当我找到丁一根说明来意,他却一口拒绝了我,让我碰了一鼻子灰。离开政府时,丁一根还严肃地警告我说,你爷爷这个典型,是各级党委一起树起来的,你千万不要乱来!  

当天下午,我坐长途客车上了县城。这是我的第二站。在汽车站下车后,我临时决定去找一下杨长寿。杨长寿是当年那个事件的目击者,我想请他出面做个证人。客运站早已改为客运公司,杨长寿现在是公司经理。他不认识我,我自我介绍了半天,他才回忆起来。一听说我是高云天的孙子,杨长寿立刻对我热情起来,还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可是,当我提出要他在我的请求书上签名时,他的态度却一下子变了。他说他有个会,说完就起身走了,把我一个人晾在了接待室。从客运公司出来后,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县委宣传部。宣传部有门卫,开始还不让我进。我说我有要紧的事找部长,他们才给李佐的秘书打电话。秘书把我带到办公室,李佐已在那里等我了。进门后,我还没开口说话,李佐就劈头盖脸把我教训了一通。李佐说,丁一根给我打过电话,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但我告诉你,高云天烈士是我县的一位英雄楷模,他舍己救人的精神早已深入人心,任何人都别想往他脸上摸黑。谁要是想抹黑英雄,那他就是政治上有问题!说完,李佐就让秘书把我带出了办公室。从宣传部出来后,我还想去找一下刘川。刘川现在已当县委书记了,我想他应该会听我说句真话。遗憾的是,我没能见到刘川。站岗的说,刘书记不在,他到市里开会去了。  

我那天从县城返回时,天差不多黑了。在公路边下车后,我没有直接回油菜坡,而是去了洋芋坪。我想找一下金满堂,让他帮我写个证明材料。金满堂肯定还记得,我爷爷推的那头牛是从他那儿买的。如果金满堂能写个证明,我就拿着这个证明再去县里找刘川。我想,刘川一定会实事求是的。  

我赶到洋芋坪,金满堂已经上床睡了。金玉说,她爹换肾后,命虽然保住了,但身体还是很差,每天老早就要上床。坐了一会儿,我跟金玉说到了我爷爷,还有那头牛。金玉说,我知道那头牛是我爹卖给你爷爷的,但我爹不会承认。我忙问,为啥?金玉犹豫了一会儿说,当年上头来人打过招呼的,要我爹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我爹还对上头发过誓,说这事打死他也不会说。听金玉这么一说,我就彻底失望了。  

从金满堂家出来,天已黑得像锅底,我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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