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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国强，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七十年代初始在报刊发表作品，各类散文杂文诗歌论文散见于全国大小报刊，并有多篇在不同层次获奖。出版有个人作品集子八本，并主编《黄石杂文选》《黄石散文选》等数十部专著。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黄石市散文学会主席、杂文学会主席。现于黄石市黄石港区政协主席任上退休。 找寻我的三连二排（外１篇） 找寻我的三连二排 三连二排本是个部队番号。那年代全国学解放军，冶建队组按部队连排称谓，使十五冶更像一个半军事化的基建组织。除了不穿军装和不配枪支，其他都几乎和工程兵无异。 三连二排就是个队组符号。作为国有大型企业的十五冶，称之为三连二排的队组还有许多。但唯独十五冶二公司三连二排“这一个”，却和我的人生紧密相连。我当泥瓦匠的那两个年头，正是在“这一个”三连二排度过的。在“这一个”亲如家庭般的三连二排里，珍藏着我的青葱岁月和苦乐芳华。 时光已匆匆掠过近半个世纪，我的三连二排，你如今在哪里？ 我在找寻我的三连二排的工友。那些个熟悉的面孔，如今都去了哪里呢？记得原三连二排的老职工只有二十八人，其中泥工师傅十九人，有十七人来自芙蓉国的湖南；副工九人②，其中四个女同胞，还有两人是下放基层锻炼的干部。后来陆续补充进来新学徒十七人③，包括我们从湖北应山招来的六人，湖北黄陂招来的十人，还有一人是西安冶金学院分来的大学生贺冠英。又后来从2358部队分来退伍军人九人，有个叫王先成的还是我师兄潘锁生的同窗④。高峰时的三连二排共达到五十四人，竟有了近半个连队的架势，属于三连二排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了。开起会来济济满屋，激起排长巢世林要站起身来扯着嗓子喊话，但他是笑着扯着嗓子喊话的。巢排长当年顶多三十郞当岁，性格粗犷，为人随和，当排长的资历也不短了。奇怪的是工友们都不称呼他职务“排长”而习惯亲昵地直呼其外号“老何”，至今我也不明白这“老何”何意？梁汉成副排长是当时排里仅有的几个党员之一，他比巢排长年龄稍长，待人和蔼可亲，善做思想工作，人赠外号“梁哈子”。俩位班长罗春华和彭岱香，均已人到中年，都是言语不多憨厚老实的手艺人。全排仅鲍贻祥和刘玉清两位六级师傅，大概年龄也刚过“知天命”。他们脏活累活都干，一点也不摆谱。新鲜血液的新工人中，贺冠英谦和，潘锁生聪敏，鲁祥顺能干，王民焕厚道，祝道明精灵。尤其是黄陂来的这批新工人，据说在农村时就是各生产队的大小干部，一个个干起活来风风火火。本来三连二排在全公司就是个善打硬仗的班组，经这批新工人的注入更是如虎添翼。三连二排的名气叫得山响，生产指标总是独占鳌头，评先进中也总是榜上有名。其后经年，三连二排的人员多有异动，先是贺冠英调任连队党支部干事兼管劳资，继是潘锁生调任公司宣传科干事，再是我调公司办公室任秘书。后来又相继有巢世林、鲁祥顺、王民焕等被提拔重用。我离开时三连二排已收缩至四十人左右。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三连二排计有近三分之一以上工友入党，先后出了一名厅级干部、四名处级干部和多名队长、工长和组长。正如当初梁汉成师傅在我们新工人学习班里所说的：“三连二排就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嘞。”而我认为，三连二排又何尝不是一个培养人才和技术骨干的摇篮？ 我在找寻我的三连二排的工棚。那些个不同称谓饱经风霜的工棚，而今安在哉？冶建队伍南征北战，旷野扎营，“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唯以“开发矿业”⑤为己任，不以舒适安逸为满足。那年代冶建队伍的工棚主要有：帐篷、芦蓆棚、活动板房、简易砖砌平房和较规范宿舍。我初分到三连二排时，住的是简易的砖砌平房，这属于工棚的第四个较高档次了。房间约有十多米内深，两侧各可竖排摆放三张单人床，每间房可安置六人，尚有一些空间可摆放杂物。冶建工人过的是极简生活，行头简单，被褥铺床，工具挂墙，仅一个深桶木箱用来装纳衣裤，像我等新工人也就一个小木箱足矣。据老师傅们说，这是他们多少年来居住条件最好的时期之一。我们在这平房里仅待了一年，后因给三连一排让房而临时搬到山后的一间仓库里过渡，这仓库内空很大，几十张床挤在一起，床与床之间便算过道。我与一位叫龚贻生的黄陂学徒紧挨床铺，中间仅隔两层蚊帐。白天仓库光线昏暗，晚上仅一只２５瓦灯泡照明。在这仓库里居住时间不长又搬了，新居亦是一排简易平房。后来又搬过一次。我在三连二排两年时间共搬了四次家。那年代经常搬家已成为冶建队伍的生活常态，但我们谁也没有因为流动频繁而叫苦。正如战争年代的延安山沟里“有马列”一样，和平建设时期的工棚里亦也“有理想”。每天我们除了八小时上班，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待在工棚。我们在工棚里学毛著，学哲学，学文化，学李全洲、胡业桃⑥；我们也在工棚里开大会，出墙报，办专栏，排节目。工棚里始终充满着今天所说的正能量，也始终洋溢着温馨和欢乐。有时几个师傅用煤油炉炒几个菜聚个餐，也不忘叫上徒弟一起共享。难得每周一个假日，劳累了一周的工友们或舒舒服服睡个懒觉，或相邀一起下个象棋；或大动干戈清洗被褥，或三三俩俩去逛集市。而逛集市又多半是跑邮局将刚领的工资大头汇给农村里的“另一半”，仅留一点工资小头供个人零星开支和吃饭而已。工友生病需住院时，排里施工任务再紧也必定要安排人照看。倘若哪位工友的“另一半”来临时探亲，同住室的其他工友定会高姿态让出房间来成全他们的“鹊桥会”。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个场景仿佛竟是发生在昨天，这些个细节竟是那么的甜蜜而悠长。 我在找寻我的三连二排的工地。那些个我们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工地，如今可否还能找到当年我们的身影和辙迹？两年春夏秋冬，无数风雨阴晴，每天的黎明，公司广播站的喇叭定是准时地将我们从睡梦中唤醒。我们匆匆漱洗完毕，敲着碗到食堂排队用餐，然后集合整队步行去工地，这已经成了我们每天生活节奏不变的序曲。蒙蒙细雨时，我们身穿着草绿色的雨衣雨裤，竟浑似《智取威虎山》里小分队的装束；我们急行军在蜿蜒山道，又酷像小分队穿行在林海雪原。那正是个样板戏风行的年代，当时我们这样联想完全是触景生情，绝无任何矫情虚夸，其中自然不乏自豪。在我们这群风华正茂年轻人的心里，似乎早已认定我们就是一支野战部队，而工地就是我们“大打矿山之仗”⑦的战场。每个月头，三连按惯例都要在食堂饭厅召开上月生产总结和本月生产誓师大会，连长王崇满或者党支部书记谭凤甫在作了总结动员报告后，各排也都要轮流上台表态。而每当这时，我们的巢排长就自然成了全连注目的主角，他的发言往往能将会议引向高潮。这不仅仅在他善于表达，隽语连珠，更在于他信心百倍，底气十足。那时谁都知道，三连号称二公司的尖刀连，而二排则无疑就是这尖刀的刀锋。在二排面前，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早春二月，细雨霏霏，我们用稚嫩的肩膀与土方较劲，没有谁中途退缩或口吐怨言；基础工程打爆破桩，我们脚踏泥泞，挑灯夜战，鲁祥顺一曲倒拔垂杨柳⑧，直令多少人为之咋舌叹服。脚手架上，三连二排这三十多把泥刀一字排开，那就是一个轰轰烈烈劳动竞赛的阵势；烟囱施工，仍然是这三十多把泥刀，结成了二十四小时烟囱扶摇直上的坚固链条。在我的工人日记里，有段时间都是一些抬大瓦、抬石头、抬檩条、砌砖柱、打混凝土等重活脏活的记载，我今天重新读它，更知道了我们当年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半军事化的生活。三连二排敢打硬仗的精神，就体现在这半军事化的生活里边。后来二公司转战武钢一米七工程，是他们充当了开路先锋；再从武钢转战江西，同样是他们打的前站。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往无前，无坚不摧，已铸就三连二排的优良传统。几十年来，三连二排频繁转战，足迹遍及大冶铜绿山、大广山、铜山口、武钢青山、江西贵溪、江西南昌、福建邵武等地，所住工棚亦如走马灯般变幻，堪称“流转的营盘流水的兵”了。 有一首《建筑工人之歌》，我以为叫《冶建工人之歌》更为贴切： 从那海边走到边疆， 我们一生走遍四方。 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 都是我们的家乡。 昨天是荒凉的原野， 今天是机器在歌唱。 昨夜还是漆黑的山谷， 今夜就是一片灯光。 面前总是无尽的原野， 身后总是崭新的厂房。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战斗着奔向前方。 其实我是知道我是再也找寻不到我的三连二排了的，毕竟岁月太过久远； 然而我终于领悟我无须再去找寻三连二排，因为，她始终就在我的心里！ （2018年3月10日） 注： ②二十八人包括泥工十九人：巢世林，梁汉成，罗春华，彭岱香，鲍贻祥，刘玉清，阮江初，万才亿，周光晳，邹春华，任武林，黄建成，唐体凡，何陆平，邹德江，雷圣明，张德祥，张春祥，刘礼平。副工九人：周祖安，蒋万勋，彭素文，彭晚珍，张英珍，林红妹，岳云。两名下放干部是：李绍明、秦植波。 ③十七人包括西安冶金学院分配的大学生贺冠英，湖北应山招工的新工人六人：范国强，王民焕，祝道明，沈先知，丁杰，张正德。湖北黄陂招工的新工人十人：潘锁生，徐绪纯，鲁祥顺，鲁兴启，王干成，龚贻生，袁全生，李永堂，黄理文，黄发生。 ④2358部队分来复员退伍军人九名，据说他们的退伍是受了林彪事件的株连，他们在排里挑了一段时间的灰桶，后来整体调去了大冶钢厂。 ⑤此为毛泽东的题词。 ⑥均系当时报纸上宣传的军队中牺牲的英雄。 ⑦此亦为毛泽东的题词。 ⑧见拙作《难忘铜绿山的日日夜夜》。 师傅巢世林 师傅巢世林，湖南汩罗人。瘦骨嶙峋显出精悍，两只大眼炯炯有神。稀有的姓氏（至今我还未见有巢氏第二者）和触目的籍贯（当年楚国大诗人屈原投江之地），使我从农村刚招工到企业就第一个记住了他。命运就是那么凑巧，工程公司泥工那么多，恰恰是他做了我的师傅。那还是在我刚满十九岁的时候。 师傅其实并不老，算起来当时不过三十几岁，却已当了多年的泥工组长。在手艺人堆中，没有几把“刷子”是冒不了尖也镇不住人的。而师傅在公司所有泥工组长中却是知名的佼佼者。这使我既为摊到这位师傅感到高兴同时也有点后怕。我对他恭恭敬敬，他则对我总是正正经经。说起来我跟他学手艺的机会实在不多。我们班组四十一号人，工程任务一个接一个，他成天操心的是工程施工、劳动力组合和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些事，很少有大块时间细致教我。记得我和他在一道砌墙就那么几次，最难忘的一次是在大冶曹家湾，那天是星期天，我们几对师徒受请帮一家村民盖房子，我才有机会和他共扯一条线砌一道边墙。每每砌到中间合拢时，他便停下来看着我做，端详着我砌的半边墙的平正光直，很精辟地点拨我几句。也许是他看到我并不比其他师傅带的徒弟差的缘故，那天他似乎特别高兴，晚上在村民家里吃饭时酒也喝得多话也多。其他师傅在另一桌用大碗灌他，他来者不拒。其他徒弟也群起和我碰杯，我胆怯地瞅着师傅。师傅一反平常神态，笑呵呵地命令我：“小范，和他们喝！”这声命令使我恍然感觉到我和师傅同其他师徒之间的不同关系，也隐隐意识到即使在喝酒上面我也不能给师傅丢脸。那晚可以说是我真正作为成年男子汉第一次豪放饮酒的亮相，喝得尽管迷迷糊糊，但所有怯意都一扫而光。自那以后，我陡然觉得我们师徒之间的感情仿佛一下子拉得更近了。 师傅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在我和他生活过的两年多时间里，有许多虽然琐碎却有趣的往事长存在我的记忆中。他在班组会上讲话时一脸严肃神态却不时蹦出的连珠妙语，常使得我们忍俊不禁；他和我们东南西北侃大山正起劲时，却不留神荷包里的烟被调皮的小徒弟们掏去共了产并递给他一支，他竟浑然不觉；他和我们同住在一座大芦席棚里，津津有味地吃着大伙做的“八宝饭”；他和其他工友下棋输了，便催着我上阵，然后幸灾乐祸般地在一旁看着徒弟代报“师仇”。一次假日我外出回来，正撞见师傅与另几位工友晚餐“打平伙”，待我也参与吃了半天，他才诡谲地忍着笑问我：“这老鼠肉的味道还不错吧？”一句话唬得我楞了半晌。这可能是我第一次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吃老鼠肉，不过公正地说，老鼠肉的滋味比鸡肉兔肉鸽子肉差不到哪里去哩。 我的心中永远珍藏着师傅那独具个性的特写镜头：一年三百六十日，似乎他永远只是那副行头打扮，头戴那顶涂着红漆条格的柳条盔，肩挎那只装满图纸、卷尺、平水、泥刀的鼓囊囊的工具袋，身穿那套蓝里泛白的帆布工作服，一刻也不停息地在工地上转悠。尽管我仅仅跟了他两年多便调到了公司机关，但他却始终未离开我的视野。在大冶铜绿山、大广山，在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在贵溪铜冶炼厂，在南昌农贸中心，在许许多多的施工工地，师傅几十年来南征北战，从担任生产组长、工长到工程队长，他干过的工程，指挥的施工数也数不清。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师傅的性格的了，师傅是把每一次施工都当作仗来打，打起仗来就像玩命。记得那年在铜绿山砌筑七十米烟囱时，全班组工人三班倒，他则几乎整天泡在工地，回到工棚也只是和衣打个盹，一醒来就往工地上跑，饱一餐饿一顿是常事。我常常惊异师傅那瘦弱的身躯里何以有如此旺盛的精力。而当时，师傅一月的工资还不到五十元钱哩。 这十几年来，师傅不在我的身边，今天的他仍然默默无闻地在千里以外的福建邵武指挥施工。听人说师傅发福了，可能主要是戒烟的缘故。以前常见他一天抽几盒烟。我调走时，他仍在抽。说戒，就戒了，这一戒就是十几年。酒，却是绝对少不了的。年纪大了更是这样，一碟兰花豆，可以对付掉三两酒，哪天他来黄石，我一定得陪他好好喝上几杯。 （1997年8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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